我们 我们 8.4分

《我们》:后来发生了“苏联文学”

红警苏红不懂爱

《我们》:后来发生了“苏联文学”

这个标题,套用了一部苏联小说的书名《后来发生了战争》。它的作者写过著名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太难读,而在阅读时,我更在内心里纠结着一种艰难的选择。

因为,在扎米亚金的作品之后,还有伟大的苏联文学。那么,选择题就是,你是否愿意选择《我们》这样的俄罗斯文学,而情愿去放弃包容着《静静的顿河》这样作品的苏联文学?

《我们》是作者写于1920年的一件作品。那时候,离十月革命才不过3年,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尘埃落定,扎米亚金就在小说里预示着专制体制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的确有一种超前的精准性。而作者在小说里所批判的专制体制,究竟是沙俄体制,还是他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感受到的体制之弊?如果他的小说真的能阻挡住专制体制在俄罗斯的建立,那么,我们是否愿意看到,本来应该发生的苏联文学,被扎米亚金这样的作品所代替,或者扎米亚金的作品能否代替苏联文学?

我的答案是,我宁愿要《静静的顿河》,也不要扎米亚金的作品。

扎米亚金在《我们》里设想了一个千年之后的时代,而在那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人类曾经经过两百年战争,城市与乡村发生激烈...

显示全文

《我们》:后来发生了“苏联文学”

这个标题,套用了一部苏联小说的书名《后来发生了战争》。它的作者写过著名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太难读,而在阅读时,我更在内心里纠结着一种艰难的选择。

因为,在扎米亚金的作品之后,还有伟大的苏联文学。那么,选择题就是,你是否愿意选择《我们》这样的俄罗斯文学,而情愿去放弃包容着《静静的顿河》这样作品的苏联文学?

《我们》是作者写于1920年的一件作品。那时候,离十月革命才不过3年,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尘埃落定,扎米亚金就在小说里预示着专制体制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的确有一种超前的精准性。而作者在小说里所批判的专制体制,究竟是沙俄体制,还是他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感受到的体制之弊?如果他的小说真的能阻挡住专制体制在俄罗斯的建立,那么,我们是否愿意看到,本来应该发生的苏联文学,被扎米亚金这样的作品所代替,或者扎米亚金的作品能否代替苏联文学?

我的答案是,我宁愿要《静静的顿河》,也不要扎米亚金的作品。

扎米亚金在《我们》里设想了一个千年之后的时代,而在那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人类曾经经过两百年战争,城市与乡村发生激烈交战,最后,城市取得了胜利,把乡村里的人,都赶到了城里,然后在城乡结合部建成了巨大的城墙,城墙里的统治者施恩主高高在上,发号司令,他的理论是,自由不会带来幸福,而现在专制的体制,能够给予市民以幸福,那么,还要自由干什么?

用小说里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们(指专制体制下的人)都捍卫着我们免受自由之苦,而这就是我们的幸福。”(P65)

小说里的施恩主在召见男主人公时,苦口婆心地对他说,现在他的国家,正打造了一个美好的天堂,如同人们所渴望的天堂一样,看看人们对幻想中的天堂是如何设定的:“天堂中的人已经抛却了欲望,摒弃了贪婪,忘记了爱情,在那里只有天使、神的仆役,他们都被摘除了幻想(也正因此,他们才是神圣的)”,而当下的制度正是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天堂,一个没有欲望没有幻想的天堂,那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这位施恩主的振振有词的自辨确实蛊惑人心。在他的国家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代码。全体公民过着集体生活,统一听令,不得有异端思想,是凡提出异见,则施以酷刑,焚尸化骨。大家住于透明的房子中,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但人的性欲望如何解决?这个国家制定了一部《性法典》,“按照这部法典,每一个号码,都有将其他任一号码当作性产品使用的权利。”那么,如何进行这样的配对呢?小说里写道:“先是在性管理局的实验室里对所有号码进行仔细的检查,以确定他们血液中荷尔蒙的含量,再根据得出的数据制定性日程表。然后根据这个表,号码们就可以针对在哪个日期和哪个号码进行性活动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每个号码会得到一个粉红票券的小本子。”(P23)

这里的设定,可以看出,写于1948年的《1984》也沿袭了下来。相对于《我们》中的透明房屋,《1984》里是无所不在的监控,同样,两书想象的未来,男女之间都只能有性关系,而不能有爱情联系,因为爱情属于个性的自由维度。两书都有谋反的情节,最终都难逃专制领袖的黑手。

《我们》令人阅读困难的原因,是它是以一本手记的形式来构建全书的文字的,近乎是一部日记式的文体,这样,全书的视线是单一的,而日记的随意的表达形式,又让全书可以信马由缰地任性而为,充斥着单一视线造成的大量的盲点与迷津,根本难以在读者的头脑中复原出一个未来一千年后的社会架构,这样,作者书中的大量的片言只语,便成为唯一可以识读的原始材料,这样的阅读是最为痛苦的。因此,能够把小说读通、关系理顺,就是一件相当繁重的阅读任务了。

在小说的安排下,“我”是一架飞船的第一设计师,这一飞船的目的,是把地球上业已推行的标榜着幸福的“专制体制”传布到星际空间中去。“我”的正常性伴侣是一个代号为O的胖女孩,女孩对“我”有意,而“我”却对她没有特别的好感,而且,在小说里,我们看到,O女孩与 “我”交往的同时,还有一个性伴侣R先生,这样, “我”与R先生、O女孩建立了三角型的性关系。后来O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感到生育是危险的,劝她不要生下来,但O女孩不合时宜地产生了对孩子的“幻想”,执意要生下来,这是严重地违背体制要求的,于是, “我”不得不把她托付给反政府的武装,这就是小说里的“靡非”叛军。这些叛军,是当年被押往城市的部分人员,中途逃掉,滞留在围墙外面,形成了一个团体。他们生性追求自由,意图推翻专制的巨墙内的施恩主帝国。

这样,小说里便产生了一个墙外与墙内的两股力量的尖锐对立。I女士是叛军的一员,她与 “我”为此进行了思想交锋,当 “我”听说I参与的行动,是反抗施恩主时,大惊失色,问道:“这不是一场革命吗?”I女士承认这就是革命。 “我”不解地问,革命早已发生了啊,前一次的革命,应该是“最后一次革命了。”(P183)。 I女士说,为什么要有最后一次革命呢?革命是没有终极的,正如数字一样,是无限的。

小说里“我”本来是一个现行政权的循规蹈矩者,相信施恩主的理论,认为当下是非常幸福的,但是I女士出现了。她主动勾引“我”,相比于肥嘟嘟的O女孩,I女士显然要更有魅力,她为什么看上 “我”?用她的解释是因为 “我”的血液里与巨墙外面的人有着某种相似的血缘,即“在你的身体中,也许也有那么几滴阳光的、森林的血液。”(P172)也就是说,I向“我”陈述的事实是:“我”在血脉中与巨墙外的叛军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而后来施恩主在召见 “我”时,则直揭发出I接近 “我”的动机是:“为了利用您”。而纵观前后的情节发展来看,I女士突然对 “我”主动靠近,显然更多地看中的是“我”的身为飞船设计师的身份,因为叛军的一个主要反抗使命,就是夺取飞船,破坏帝国的殖民计划。

如此看来,I女士主动靠近 “我”,是有着一种强烈的色诱的动机的。 “我”也就在I不断施展的个人魅力之下,成为她的俘虏。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她是厌恶的,并没有什么好感,当她首次约 “我”到她家去的时候,我拒绝了她的留下来的约请,但后来I女士把 “我”带到一个荒废的古堡的时候, “我”终于拜倒在她的风情万钟的魅力之下,从此死心踏地成为她的忠实恋人。这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可以称之为欲望,也可以叫作是幻想,这两种东西,都是违背现行的体制要求的,所以, “我”惊愕地发现自己生病了,而这个病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有了“灵魂”了。“我”的突出标志,就是希望与心爱的人一起,“只有跟她在一起时,只有当她在我身边和我并肩而坐时,那才是节日”。(P145)

在一个剥夺了灵魂、扼杀“我”的存在、而只有“我们”的存在的体制内, “我”的这种状态是不容于现实的。出现这样的心态,就应该向当局坦白从宽。

可以说, “我”就是在I的色诱下,一步步走向了反体制的阵营,但是,他的行动暴露,当 “我”主导着飞船驶入星际的时候,早就有政府人员潜伏在飞船上,破坏了 “我”所参与的叛乱行动。于是 “我”及I统统被捕。 “我”被实施了摘取“幻想中枢”手术,从生理上,站到了体制这一边,而被抓回来的I女士则受尽了酷刑,而此时,已经“无欲则刚”的 “我”不会再迷恋于I女士了,则漠然地看着I女士承受着酷刑而不为所动。

那么,叛军的秘密,是被谁揭秘的呢?那就是 “我”所住大楼下面的值班老女人。这个女人在小说中,最后被证明是对 “我”有着那么一种非分之想,暗中期待能够填一张表,名正言顺地与 “我”性生活一次,但她一直吞吞吐吐,经常出没在“我”的家中,从而发现了“我”的手记中记载的叛军计划,最终告密,导致“我”与I女士的反叛计划全部失败。小说里有一段描写真令人匪夷所思。当“我”回到地球后,前去向老女人兴师问罪,手执扳手,欲取她性命,没想到这个老女人竟然顺竿爬蛇,自己脱掉了衣服,愿意被“我”强奸,令“我”狂笑不已。从这个角度上讲,小说的情节设置,写出了专制体制下的各种怪味人生,但却明显不符合人性的基本合理度。这也是讽刺小说最容易走上的邪路。

小说想表达的主题,专制体制是扼杀“我”的存在的,而倡导一种没有“个性”的“我们”。小说里写道:“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我”则源自恶魔。(P134)实际上,在《我们》之后的苏联文学,恰恰是一种倡导“我们”意识的文学体系。这本书里超前地预言了前苏联文学的存在模式,不能不佩服作者所拥有的洞若观火的敏锐眼光。但“我们”是否就不应该存在,是否就没有价值,这恐怕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人类的集体主义的生存趋向,源自于进化史的抉择。对于人来说,“一盘散沙”是必然走向毁灭之途的。即如中国而言,当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的时候,就是认为中国缺乏“我们”意识,只有自私的个体,只有个人生活,没有集体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扎米亚金的《我们》一书,还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性质,当这种文化传承,触碰到布尔什维克倡导的体制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抵牾与磨砺,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弹诉求,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的今日称之为“白银文学”的反体制作品。苏联文坛经过残酷的整肃,终于迎来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品种的勃兴,这种文学品种,曾经在世界上产生过强烈的影响,直到今天,它依然散发着黄钟大吕、大音希声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苏联即将瓦解前,那种与扎米亚金所讽喻的个体声音再次强盛起来,像《断头台》里对集体主义的死亡预告,反映出苏联倡导的文学体系开始了分崩离析,而确实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小说里透露出的不祥之兆拉动的社会现实的破裂情势下,前苏联终于轰然倒塌了。如果我们追溯起来,我们会发现,苏联的早期岁月与末日时光里的文学作品,都涌动着如出一辙的痛斥集体主义、张扬个性自由的浓烈思潮,而唯有中间段里留存下来化石般的苏联文学,用众口一词的腔调,歌颂着集体主义的力量,它们像木乃伊,也像琥珀,忠贞地记录着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思潮与国家意志,让我们怀念与怀旧。

7����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我们的更多书评

推荐我们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值得一读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
    App 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