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身体政治

白鹇

去年在日本访学时,曾听过一位在日台湾商人的演讲。他是台南人,在日治时代长大,机械工程学校毕业后成为技术员,为日本空军维修战机。一九四五年盟军进逼,台湾不守,他随日军一起撤退到到本土,战败后定居东京,生儿育女,经商也颇有成就。那天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实乏善可陈,是典型的绿营历史观:台湾本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岛屿,只是近代轮流被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中华民国统治,但在所有的“外来统治者”中,日本人无疑是最好的。 对于他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这种论调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却很有共鸣。究其原因,作为明治维新后第一块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台湾的建设,思虑之深,用力之勤,耗时之久,都超过了后来的朝鲜和满洲。同时,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日治时期,又恰好是台湾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结果就是今天的台湾,从建筑风格、日常用语到饮食习惯,都处处留下了日本殖民的影子。 日军在带来铁与血的同时,也带来了秩序与进步。对于这一点,就连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到台湾以后,看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在这里的许多建设,心中有无穷的感触……阿里山入山铁道由山底升到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巅,其计划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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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日本访学时,曾听过一位在日台湾商人的演讲。他是台南人,在日治时代长大,机械工程学校毕业后成为技术员,为日本空军维修战机。一九四五年盟军进逼,台湾不守,他随日军一起撤退到到本土,战败后定居东京,生儿育女,经商也颇有成就。那天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实乏善可陈,是典型的绿营历史观:台湾本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岛屿,只是近代轮流被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中华民国统治,但在所有的“外来统治者”中,日本人无疑是最好的。 对于他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这种论调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却很有共鸣。究其原因,作为明治维新后第一块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台湾的建设,思虑之深,用力之勤,耗时之久,都超过了后来的朝鲜和满洲。同时,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日治时期,又恰好是台湾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结果就是今天的台湾,从建筑风格、日常用语到饮食习惯,都处处留下了日本殖民的影子。 日军在带来铁与血的同时,也带来了秩序与进步。对于这一点,就连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到台湾以后,看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在这里的许多建设,心中有无穷的感触……阿里山入山铁道由山底升到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巅,其计划的伟大,工程的艰巨,以当时台湾的情景,实在足以惊叹”,在194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委员长试图以日本殖民者为榜样,激励手下部队:“这种孜孜不辍,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 对于蒋介石的观点,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恐怕会嗤之以鼻。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一书序言中,他批判《剑桥日本史》的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森(Marius Jansen),认为后者过于美化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只看到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与之相对,这本书“始终围绕外圈问题进行分析”,即从阴暗面入手进行研究。 作者一边批判“英语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某些保守倾向”,一边高揭左派旗帜,认为日本帝国成功的秘诀,就是在殖民地和帝国边缘掠夺了大量人力和自然资源,榨取巨额利润“用于喂养大日本帝国这头巨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说法恐怕早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欧美学界,它还是极具冲击力的。马克弟这部作品半是历史叙述,半是政治学理论,化用马克思、卢森堡及福柯的观点,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按时间先后分为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三个阶段,并以此展开论述。 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日本帝国。但在任何国家,现代化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来源问题,因为无论办学校、建新军还是派官员出国考察,都会导致财政支出猛增。一般政府,又通常是在危机深重的时刻才会被迫改革,此时步伐太慢,会被革命追上;步伐太快,又可能触发革命——萧功秦用“急诊室效应”描述晚清这种既不能改又拖不起的两难处境,明治初年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与之类似。 最终,明治政府最终找到了一种保险的筹款方法,即拣最富裕、又无力反抗的群体榨取。鉴于日本神道教国家的特殊国情,明治政府遂磨刀霍霍向寺庙。“明治灭佛”的结果如何呢?据民俗学家南方熊楠的调查,和歌山一地原有寺庙3700多座,到1911年时,已经被政府关闭了3100多座,寺庙的土地被出卖,由政府与腐败的和尚们瓜分利益。南方熊楠将这一财产私有化过程,称为“内部帝国主义”,他与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辩论,指责后者对此视而不见。 熊楠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向边缘地区渗透的倾向,其实是日本古老国体的一种“变态”,他虽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很多结论已经与马克思殊途同归。因为言论过于犀利,他最后被政府投入监狱。通过对图腾的田野调查,南方熊楠曾发现,政府“不惜用人的牺牲来建立各种体制,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马克弟从中提炼出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来描述日本帝国初期通过榨取苦力和性工作者,依此获得财富的行为。 “生命政治”始于1904至1905年日本虎口夺食,击败沙俄,夺取朝鲜和满洲(尽管未直接控制)之际。与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台湾不同,获得这两块殖民地,标志着日本帝国从此从海洋国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陆国家。战争刚结束,德富苏峰、夏目漱石的知识分子就欢欣鼓舞,认为满洲的广袤土地和苦力劳工,象征着日本帝国的未来,记者安达金之助更加露骨,他说中国人天生适合苦力劳动,“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能够在追逐物质欲望的坚韧和毅力当面胜过中国人。” 由于东北是女真人的发源地,清初禁止移民开垦此地,这一禁令直到1878年方才放开。吕思勉曾评价清政府这一关东政策道:“藏舟于山,夜半,有力者负之去矣!”二十世纪初,通过日本公司的主动招聘及同乡帮带,来自山东、河北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满洲,对于他们的勤劳肯干,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盛赞道:“沉静得像舌头被割掉了似的。”因为能够忍受极为低廉的工资,截止到1915年,满铁的非技术劳工岗位中,中国人的数量已经一举超过了日本人。 廉价劳工再加上日本的工业技术,仅过了六年,满洲的主要基础设施就基本完工,大连也被建设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单看这些表面成就,很容易得出日本在满洲的经营成功的结论,但马克弟的兴趣明显不在于此,他花了大量笔墨,讨论支撑起这一切的两大阴暗面:色情业与毒品贸易。 在书中,作者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在日本取得东亚军事霸权之前,其经济扩张的支柱就已经是色情业:“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起十万日本性工作者和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人贩子寄回本土的侨汇,那么日本这些地区根本没法承担帝国主义发展的费用”,换句话说“他们业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获取霸权、占领市场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些针对本国贫民的生命剥削,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没法进入更高级的形态。 作者罗列了很多证据,包括日本现代化先驱福泽谕吉鼓吹日本女性去亚洲各个通商口岸从事色情业,以身体赚取外汇的言论。而根据人口贩子村冈伊平治的日记,1885到1915年间,大约有三万到四万日本女性,被中国和日本的皮条客绑架和偷运至海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亚太地区最有名的出口商品,还是煤炭、生丝和女人。 不可否认,日本的海外色情业确实对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将其硬拔到“核心力量”的高度,仍然显得过于草率。首先,大正、昭和两版的《福泽谕吉全集》中混入了大量门生代笔、甚至伪窜的文章,而且福泽究竟是在什么场合、语境下有此言论,作者也未清楚说明。其次,正如马克弟自己在脚注中所说,1960年由河合襄编辑出版的《村冈伊平治自传》,其内容的真实性还存在巨大争议,山崎朋子甚至在采访了大量亲历者后认为,村冈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作者在缺乏其他史料旁证的情况下,过度依赖《自传》中的村冈日记,而且结论宏达,其准确性令人怀疑 不过作者指出,“大多数皮条客是贫苦农家的次子或第三个儿子”,这与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中的情况相同。沟口雄三早已指出,日本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与中国迥异,却与西欧相近,其结果是除了长子以外,其他成年男性只能离家自谋生计。他们在国内前途暗淡,为了出人头地更愿意远渡海外殖民地,但行径往往让人不敢恭维,最早去朝鲜垦殖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一批“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人贩子和商业诈骗犯。” 190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东洋拓殖的公司章程,其主要目的是协助无产日本农民移民朝鲜,成为那里的地主。传统上,朝鲜佃农需要将收成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但日本人扶持的地主收租率更高,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由于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本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朝鲜人的平均身高开始萎缩,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较以前减少。这自然引发了朝鲜人的激烈反抗,但最终被日本殖民者一一镇压,比如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中,就有四万人被捕,七万人被杀。 在台湾东海岸,宜兰、垦丁、花莲一带,也有日本殖民者的聚居区,但引发的反抗远没有朝鲜那么激烈和持久。由于统治异常艰难,日本殖民者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制药公司生产了大量吗啡和海洛因出口欧洲,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些毒品开始在首尔、釜山等地出现。短短数年内,有近十万朝鲜人毒品上瘾,不但给日本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还多少平息了反抗力量。 以毒品的泛滥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到了其最高阶段:“死亡政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军事侵略和东北殖民方式有了很大转变:“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有着毒品、强制劳动和性奴隶,这些都不是为了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者投资,反而是直接地或渐渐间接地联系着他们的死亡。”简单来说,随着“总体战”程度的加深,日本帝国此时连本国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更何况殖民地人口?一种漠视生命的制度诞生了,“它指向的是完全的、系统性的毁灭。” 马克弟描述了一个充斥着秘密警察、苦力和毒品的满洲。鸦片由政府推销,它们被掺入香烟中,被分割成“儿童剂量”,吸毒致死者的尸体,则被抛入万人坑中草草埋葬。有学者估计,伪满洲国时期,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有严重毒瘾,个别地区瘾君子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似乎是预知最终的失败必将到来,伪满洲国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统治:“鸦片,死亡政治的终极商品,使日本人能够一边杀戮中国人一边赚钱。” 尽管作者反复强调中晚期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变态”的一面,但在如果带着东亚古代史的视角看的话,很多方面毋宁是野蛮的“回归”。日本帝国仅花了三十年时间便基本完成本土工业化,跃升至世界一流强国地位,尽管从政府到社会都反复强调西化,但传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南方熊楠早就指出,图腾制度与“内部帝国主义”在精神层面有相同之处,比如仪式牺牲、榨取女性等等:“以图腾等形式掩盖自己的吸血行为。” 昭和时代的日本,就像是穿着西装的野蛮人,枪炮换长刀的武士。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原有机会将满洲模式应用至沦陷区。在他们看来,中国有四亿人,死掉两三百万以达到某种更高目的,根本没有关系,正如某日本宪兵所说:“中国人大大的有。”值得感慨的是,即使在日本帝国崩溃之后,类似的想法还要延续很久。 (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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