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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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是已故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朱维铮的遗著,由其学生整理课堂笔记而成。虽然是二手整理稿,却一点也不显得凌乱琐碎,显然编者在笔记搜求方面下过苦心。

据说朱维铮先生脾气暴躁,喜好争论,估计做他的同事都得“提心吊胆”,不过读他的作品,实在爽快非凡,如饮烈酒。每当读到他批判起某个史家,精妙处令人拍案叫绝。在这部《讲义稿》中,朱先生评论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史家,都有铁面无私的特点,他会分析某君如何如何钳制思想,某臣如何如何阿谀逢迎,某书如何如何体现了落后的中世纪史观。在所有史观中,朱先生以最大力度批判了“以史为鉴”思想。

“以史为鉴”的说法在《左传》里就有,《新唐书》魏征本传载唐太宗李世民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是为“以史为鉴”声名大噪之始。自提出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发人深省的不刊之论,算得上最有影响力的史学观念之一,甚至至今被很多人引以为学史之目的。

但朱先生说:“他们(中世纪史学家所做的“史鉴”)提供的唯一历史经验,便是让历史为维持现状提供经验,或者为反对现状提供教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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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是已故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朱维铮的遗著,由其学生整理课堂笔记而成。虽然是二手整理稿,却一点也不显得凌乱琐碎,显然编者在笔记搜求方面下过苦心。

据说朱维铮先生脾气暴躁,喜好争论,估计做他的同事都得“提心吊胆”,不过读他的作品,实在爽快非凡,如饮烈酒。每当读到他批判起某个史家,精妙处令人拍案叫绝。在这部《讲义稿》中,朱先生评论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史家,都有铁面无私的特点,他会分析某君如何如何钳制思想,某臣如何如何阿谀逢迎,某书如何如何体现了落后的中世纪史观。在所有史观中,朱先生以最大力度批判了“以史为鉴”思想。

“以史为鉴”的说法在《左传》里就有,《新唐书》魏征本传载唐太宗李世民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是为“以史为鉴”声名大噪之始。自提出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发人深省的不刊之论,算得上最有影响力的史学观念之一,甚至至今被很多人引以为学史之目的。

但朱先生说:“他们(中世纪史学家所做的“史鉴”)提供的唯一历史经验,便是让历史为维持现状提供经验,或者为反对现状提供教训,到头来都是无视历史变化的幻想。”

就拿《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来说,他的《通鉴》认真记录了历代改革家失败并不得好死的教训,明显意在诅咒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他承认了“某些改革家不得好死,并不等于改革事业全部错误,更不等于参与改革的人都是坏人……但他做宰相后,尽罢改革,尽逐新党……结果只为那些投机政客日后反过来大逐旧党提供口实,弄得北宋王朝在内讧中灭亡。”大谈 “以史为鉴”岂非自欺耶?

司马光的错误不是他第一个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强调“以史为鉴”观念的李世民是否做到“以史为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廿四史有八部修于唐初,除南北朝史以外,六部出自史馆众手,全以皇帝意见为不二准则而编修,李世民更是御撰《晋书》部分后论。例如《武帝纪》论曰:“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德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这么说来,自己杀兄逼父之事可谓吸取历史教训了。但问题是,这所谓的“史鉴”就是他自己造的,大抵中世纪统治者之的“鉴”,不是什么铜镜,而是自拍器的滤镜,其中一切可憎面目,一概自动美化,永远只看得到光鲜洁净的脸面。

从班固编《白虎通》随时迎合汉章帝“圣意”,到沈约“省武帝”(主动要求皇帝给《宋书》定基调),再到崔浩因撰写《国纪》“无隐所恶”被夷三族,至于唐太宗御撰《晋书》论,可谓政治干预修史登峰造极。从此以后,实录不实、正史笔曲,所谓“史鉴”皆沦为维护中世纪统治者维护权利的道德说教或施政指南,学术的“独立之思想”付诸阙如。

作者指出:“思想僵化,而又自称从历史中得到借镜,不仅表现着中世纪统治者的保守性,而且表现着统治者的虚伪性。在这个意义上,宋神宗的赐名,《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倒可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而毫不客气地撕开了“史鉴”在中世纪被广泛强调的虚伪实质。

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改革方针以后,儒家就成为了中国中世纪不可动摇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汉书·艺文志》里,大部分历史著作如《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等都归类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下,也就是说附属于经部《春秋》。虽然此后在目录书中,史部独立并获得仅次于经部的地位,但史书还是没有摆脱作为经学附庸的命运。朱先生说:“在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时代,经学研究中间发生的每一重要变化,都必然引起史学的反响。”官修史自不待言,王朝统治者必然会把历史书写纳入自己确定的意识形态系统;私修史亦然,欧阳修《新五代史》极尽笔法义理,以至五代历史成了一片“呜呼”,就是个中代表。可见到北宋前期为止,整个中世纪社会已经完全陷入了僵化的原始儒家的政治幻想,真的都认为只要遵守三代“圣则成法”就能永不亡国。

北宋中叶起,疑经风气兴盛,然而汉儒被推倒了,宋儒新立,理学很快变成新儒学的理论支柱,史学这个可怜的“附庸”只不过换了一个主子而已。不难预见,依着这种僵化思想发展,史学将永远摆摊不了某套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意识形态必定服从于政治,也就是说,历史书写必然在政治斗争面前屈服,自由、独立、求实的学术精神必然缺席。

诚然,中国已经走出中世纪帝制时代,曾经统治中国人头脑两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早已寿终正寝,朱先生反对的“以史为鉴”原教旨也不复存在多时。然而,古人今人,人性都是一样的,有权利的地方必有斗争,有利益的地方必有追逐,有言论钳制的地方必充满谎言。作者从不讳言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特殊经历,他曾作为上海写作组的一员,自觉以历史学为阶级斗争出谋划策,可以说是学术政治化的受害者,这一亲身经历使他意识到中国人在思想上没有真正走出中世纪,所以他越到晚年越反对“以史为鉴”。

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自然不必害怕“以史为鉴”的原教旨(即中世纪儒家意识形态),但也不得不提防同样思维引起的“现代政治裹挟史学”的沉渣泛起。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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