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1984 9.1分

《1984》:幻想未来其实是对历史的再次钩沉。

红警苏红不懂爱

《1984》:幻想未来其实是对历史的再次钩沉。

当年曾经看过《1984》这部电影,翻到了当年的笔记,发现上面对这个电影的评价是:“过多的意念,冲淡了情节,没有情节,只有意念,不宜于电影表达。镜头缓慢,人物不可理喻,感情也莫名其妙。”

实际上,乔治·奥威尔所著的《1984》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是他的政治思想表达,书中急于要表达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情节叙事。这样,本身在小说里,就是主观意念大于人物情感分析,这从本质上使得小说里的情节本身,并没有什么震天撼地的动人的力量,小说里的人物,与其说是探讨人性与灵魂的秘密,倒不如是设计出来用来图解作者的思想意念的。

这也导致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温斯顿与女主人公茱莉亚的相遇、相知与相离,缺乏基本的合理性。小说里的温斯顿年龄在39岁(电影里,他的形象几乎就是一个老头,直观感觉给人更不舒服),而那个女孩,则不过20多岁,本来没有理由,那个漂亮的女孩能够看上有了妻子且身患静脉曲张、嘴里安放着五颗假牙(P127)的温斯顿,但小说里,就突然之间,那个女孩,向温斯顿丢了一张“我爱你”的纸条,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了频密的幽会。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在1948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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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幻想未来其实是对历史的再次钩沉。

当年曾经看过《1984》这部电影,翻到了当年的笔记,发现上面对这个电影的评价是:“过多的意念,冲淡了情节,没有情节,只有意念,不宜于电影表达。镜头缓慢,人物不可理喻,感情也莫名其妙。”

实际上,乔治·奥威尔所著的《1984》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是他的政治思想表达,书中急于要表达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情节叙事。这样,本身在小说里,就是主观意念大于人物情感分析,这从本质上使得小说里的情节本身,并没有什么震天撼地的动人的力量,小说里的人物,与其说是探讨人性与灵魂的秘密,倒不如是设计出来用来图解作者的思想意念的。

这也导致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温斯顿与女主人公茱莉亚的相遇、相知与相离,缺乏基本的合理性。小说里的温斯顿年龄在39岁(电影里,他的形象几乎就是一个老头,直观感觉给人更不舒服),而那个女孩,则不过20多岁,本来没有理由,那个漂亮的女孩能够看上有了妻子且身患静脉曲张、嘴里安放着五颗假牙(P127)的温斯顿,但小说里,就突然之间,那个女孩,向温斯顿丢了一张“我爱你”的纸条,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了频密的幽会。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在1948年,作者出身于1903年,写作时,作者45岁,与小说里的人物温斯顿的年龄还是比较接近的。作家都喜欢将自己的形象,写成小说里的主人公。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在温斯顿身上看到作者的一些相关信息。小说在处理温斯顿与女孩的关系时,可以反映出温斯顿内心里一直是自卑的,而女孩却不以为然,根本没有认为年龄是一种差距与障碍。他们两个人能够发生亲密关系,更多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反感与厌恶。

可以看出,小说里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表达作者政治意念的一个由头与借口。作者也没有兴趣,去表现一对男女出于什么样的内在心理,而走到一起。作者直接交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男女之间的肉体释放,表达了对体制的反抗。

而这种反抗,在女孩的身上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小说里设想的那个未来社会里,党实行了一种禁欲主张,让性无趣化,剥夺性的快感属性,于是,女孩茱莉亚便用自己的女性身体,发起了对现行政权的攻击。女孩毫不掩饰她与多达一百多个的男子有着肉体关系,并且她把这一切看成反抗体制的一种实际行动。在一般常理下,一个男子在听闻自己交往的女子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公共汽车时,一定会有相应的过激反应,没有一个男人乐意被戴上“绿帽子”的。包括王宝强听说自己的妻子与别人私通时,立马也会发一个通报休妻。但温斯顿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情感中的男人,而是一个政治化的男人,他听说了茱莉亚的混乱的性生活,不但不感到不适,反而满心欢喜,根本原因,他看到了女子肉体对极权社会的瓦解攻击效应,他是把她作为一个政治结盟的战友而对待的,而不是一种以嫉妒与贞洁为底线的情感中人的关系。他立刻对女子的性解放大加礼赞:“我痛恨纯洁,我痛恨善良!我不要任何地方存在任何美德。我要每个人都腐败到骨子里。”(P133)

他认为:“单纯的、没有差别的欲望,那就是会把党撕成碎片的力量。”小说里为此议论道:“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役,一次胜利的高潮。这是对党的重重一击。这是个政治行动。”(P134)由此可见,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的肉体接触过程,只是双方联手起来,给予极权政府的一次抗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性”成为一种武器,可以说是每一次革命最先采用的最简单化的手段。民国初期的“反礼教”运动,西方六十年代的“性开放”,无一不是通过性这一种武器,来对抗社会的封禁体制。改革开放初期,作家也是用性作为武器,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准则的瓦解。如张贤亮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作家。

然而,性是一柄双刃剑,在用性的武器去对抗社会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性效果,但是这柄剑,也会反过来伤害了自己。

我们在《1984》里最终看到,温斯顿与茱莉亚因为他们的反政府言行,双双落马,在监狱里,温斯顿开始的时候,还能对抗审判,拒不屈服,但是,在酷刑之下,他终于精神崩溃,屈打成招,喊出了把酷刑施向与他有着肉体接触的女友茱莉亚的哀告,自此,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地倒塌了。因为出卖性伴侣,意味着性的武器伤害了他自身,你想一想,本来性——他与茱莉亚一起使用着的性,是攻击极权的原子弹,但现在,这个原子弹被他扔向了他们两个人自己,可想而知,两个人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惨不忍睹状况。

当他们再被放出来的时候,过去身上的桀骜不驯荡然无存了,他们遭受到的致命的一击,源自于他们自身拥有的性武器的土崩瓦解。而更为荒诞的是,当温斯顿再与茱莉亚意外重逢的时候,茱莉亚称她也举报了对方,这是最可怕的酷刑,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你在乎的就只有你自己。”(P310)。对于性伴侣而言,他们曾经有过自认为的融为一体的时刻,但酷刑所达到的结果,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达到那种为对方奉献的程度,这就像是妻子与母亲掉下水究竟先救谁的悖论一样,它的任何一个答案都是伤害性的。而温斯顿与茱莉亚在一个残酷的刑罚面前,被证明他们之间属于一种“我出卖你、你出卖我”的属性,这样,他们之间的任何的精神交流与肉体接触,都是没有意义的了,形同路人,是他们这一对曾经的性伴侣的必然的结局。小说最后,温斯顿的反抗意志彻底地摧毁了,他温顺得像一个羊羔,“灵魂洁白如雪”,“他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P315)。

《1984》以逆转式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对抗极权主义的个体,是如何在强大的无孔不入的体制的压榨下,身心俱疲到缴械投降的戏剧性转变。这一情节的确振聋发聩,又有现实指向性。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小说里的温斯顿与茱莉亚的关系,构置得过于简单,两个人缺乏感情基础,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反政府的目的,才使得两个人走到一起。这是小说里给人一种不具备合理性的地方。这是小说情节的一个突变点,正是温斯顿与茱莉亚走到一起,才使得整个小说的情节得以顺利展演。小说里的另一个重要突变点,其实与此一突变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温斯特相信了他的同事奥布莱恩,以为他也是一个反政府的人员,主动向他道及了内心的反政府想法,最终被身为秘密警察的奥布莱恩出卖。其实温斯顿与茱莉亚的相识,以及他同奥布莱恩的主动示好,是小说里两个关键性节点,但这两个节点,却是偏弱的,都是沿袭着一种心有预感的突发方式而产生的,这也是小说里给人一种缺乏情节性的原因。人物不是沿着情感的正常发展,而走到水到渠成的地步,而完全是作者在小说里起着主导功能,引领着人物发生碰撞关系,男主人公的两次碰撞分别是遇到了茱莉亚与奥布莱恩,前者促成了两个人亲密关系的形成,属于肉体同盟,后者本来是想加入政治同盟,但却受骗上当,身陷囹圄。作者在情节上的雷同化设置,成全了作者的说教式的主题理念的阐发,这样,使得小说里的主旨思想部分,决定了小说的价值品位。

在作者设想的“1984年”,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美国吸收了大英帝国,形成了大洋国,俄罗斯吸收掉欧洲,成立了欧亚国,而东亚国,则包括中国、日本,还包括版图虽大却动荡不安的满洲地区局部、蒙古及西藏。

不能说作者预言的不准确,作者所言及的三个超级大国,正是当今世界上中、美、俄的缩影。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作的1948年,对满洲、西藏、内蒙的归宿还没有明显界定,所以,作者特意点醒了一下这些地区属于东亚国。

作者重点描写的大洋国,在1984年,已经处于极权统治之下,其主流哲学家称为英社,即英国社会主义。欧亚国则称为新布尔什维克主义。东亚国的政治纲领,书中称其为“无我主义。”“这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它们所支撑的社会系统则根本毫无差别。到处都是一样的金字塔结构,一样崇拜半神式的领袖,一样靠着持续战争而存在并维持下去的经济体系。”(P207)。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预言是不容乐观的,把世界界定为极权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

而作者之所以对未来作出如此的认定,应该说是西班牙内战让作者见识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邪恶影子。可以看出,作者在书中最为愤懑的情绪,就是对前苏联极权制度的不满,而这种心态的产生,可以想象得到,是作者在西班牙内战中遭受了痛彻骨髓的伤害,在书中,直接将德国法西斯与苏联专制体制等同而列,如书中写道:“后来到了二十世纪,有所谓的极权主义者。有德国纳粹分子与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迫害异端残酷的程度,更胜于宗教法庭的作为”(P268)。而作者在书中对未来极权主义的想象,都直接源自于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所作所为给予作者的亲身亲历的实际传导。我们看到,革命“不过是在旧人被推翻以后马上又建立全新的暴政”(P213);寡头政治与集体主义密切相关,“他们早就领悟到寡头政治唯一稳固的基础,就是集体主义。财富与特权在共同持有的时候,最容易捍卫。发生在本世纪中叶的所谓‘废除私有财产’,实际上表示财产集中到比过去更少数人的手中”(P216);五十年代的大整肃、清除异已、审判同志,都可以看出作者在影射着什么,而篡改历史、美化现实、虚构伟绩,也是现政权每天都在从事的一项日常伟业,还有那无所不在的监视,这些对未来的想象,与其说是作者对极权主义的惶恐情绪,不如是作者在西班牙内战感知到的前苏联外延的内政折射,正是这份对前苏联给予作者的极大伤害,导致了作者在《1984》里,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极权主义统括地球之后给予世界的巨大阴影效应。

不得不一提的是,《1984》里的情节与俄罗斯作家扎米亚金写于1920年的《我们》有着相似的主题与结构。可以看出,《1984》有着对《我们》的继承与模拟。比如,两个小说里一对男女的相识,建立肉体关系,都是源自于反政府的思想共识,爱情思辨屈从于政治意念,书中想象的极权社会都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大人物,高高在上,发号司令,人们没有隐私,暴露在众目之下,自由受到嘲弄,集体主义扼杀着个性与自由,而结果都是反叛者从精神上被毁灭,极权社会战无不胜。

但实际上,世界并没有像作者在书中简单化地表现出的未来世界。1984年这个年代,显然是来自于作者书写年代的1948年的变形,在真正的1984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并没有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处于一种高度极权化状态,是什么造成了作者的整体判断失误?我想,这根本原因,是极权主义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纬度,就是在外力压制下所产生的内在凝聚需求。而这一个维度,在《1984》里是缺失的。比如,小说里写到大洋国与其它超级大国的战争,完全处于一种随机的没有理由的状态,好像是朝秦暮楚的荒诞重演,然而,现实中的国家生存,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困挠现象,特别是霸权主义的狂飙席卷,使得革命有了存在的理由与基础,而远远不是作者在《1984》中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即如中国人而言,亡国亡种之痛,是中国立志图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启蒙还是救亡”,曾经是中国半个世纪一直以来耿耿于怀、不能释怀的民族纠结。这种维度的存在,也是中国选择方向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而这一切,在《1984》里是看不到的。显然,作者所在的国家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作者的内心体系里,是无法感受到,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弱萌国家,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走进现代世界的。作者把世界的战争与交锋,都简化为一种欺骗、一种朝令夕改的政治游戏,就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国家刚刚与东亚国交战,转眼之前,又与欧亚国大战,变化得令人无所适从,这虽然是一种二战期间欧洲国家之间朝友夕敌的影射,但这里面的原因,并非如作者想象的那么荒诞无稽,而有着更为复杂的犬牙交错的深层原因。

这也喻示着,政治幻想小说是非常难写的,它没有情节,而是借助一种理念来设置对未来的构造的,而这种构造可能会挂一漏万地失去所有的决定未来政治走向的维度界面,从而导致未来的社会偏失正常的合理性的存在。相反,美国科幻小说的设置要简单得多,它不过是把战争作为科幻的一个重要的想象的维度,而在这一个战争的维度里,描摹出未来的世界冲突,而政治理念之争,在美国科幻小说已经被弱化到最简单的正邪、黑白之争,这样,美国的科幻作品看起来,更容易令人接受,而不会像《1984》这样的政治幻想给人带来的意念大于形象的尴尬。尽管如此,《1984》里的未来设定,不过是作者对他亲身经历的历史的移植,在小说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历史的阴影,是西班牙内战持续对作者内心刺激的一次释放,而从这一点上来说,《1984》与其是幻想未来的小说,倒不如说是对历史的再次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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