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的脑洞真相
《怪笑小说》是东野圭吾短篇小说代表作,收录了9部短篇小说。在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妙故事中,东野圭吾对我们身边的各种社会现象作了别具一格的另类解读。本文为书中后记,详述了其中五篇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
尸台社区
通常来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大一笔购物就是买房。不买房的人自然也有,这里讨论的是已经或正打算买房的人。
依我的经验,买房真的很辛苦,说实话简直麻烦透了。在脑海里浮想联翩的时候还很神往,一旦付诸实际行动,只会让人愁眉不展。筹措资金就是其中一桩头疼事。
但买房辛苦的最大原因,是每个人都打心底觉得“绝对不能失败”。毕竟是一笔巨额交易,万一有什么不称心,总不能轻松说声“哎呀,买得太失败了,扔了再买个新的吧”。就算要另买新房,也得先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来筹集资金。但会让业主感觉买得很失败的房子,通常都卖不出高价,运气不好时,甚至便宜甩卖也没人要。
由于这种压力,买家难免患得患失、不胜其烦。烦恼到最后,往往会凭一时冲动买下房子。
挑选房子的关键,取决于买家优先考虑的因素。例如,一家之主是优先考虑工作还是优先考虑家庭,就是个重要的分歧点。有的人宁可自己每天路途迢迢地去上班,也要让孩子住上宽敞的房子,这份爱心和毅力我着实佩服。就算背后也存有期待房子升值的投机心理,我还是觉得很了不起。我就办不到。
这篇小说写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不久。时至今日,套用“如今已不是二战刚结束的时代了”的说法,也可以说“如今已不是泡沫经济刚破灭的时候了”。但我觉得类似的故事依旧会在某处上演,只是应该不至于冒出尸体罢了。
郁积电车
我经常搭乘电车的时期是学生时代。当时我上学的路线是先搭近铁①[1]从布施站至鹤桥站,再换乘环状线到天王寺下车。每天车上都拥挤得如沙丁鱼罐头一般,自然也不乏色狼、扒手出没。在布施和鹤桥之间有个今里站,我有个朋友从这一站上车,他就不时偷摸女人屁股,还狡辩说“只用手背碰碰不算色狼”。有一回他出手猥亵时我刚好在场,那位化着浓妆的白领女郎似乎弄错了,竟朝我狠狠瞪过来。
自从通了地铁后,我就不用再受挤车之苦了,因为离家最近的站就是始发站。虽是最近的站,依然得走十五分钟以上。等到从家步行三十秒即到的地铁站建成时,我已经离开了大阪。
上班族时代我都开车去公司,故而很幸运地不用去搭满员的电车。但每天都遭遇堵车,后来发现还不如到最后一刻才出门,然后抄近道一路狂飙而去有效率。
开车上班虽轻松惬意,但下班后就没法和同事一起去小酌两杯。我一直梦想能像《海螺小姐》①[2]里的益男或波平那样,随心所欲地把酒言欢。
成为作家后我一直在家工作,但有两年时间在外面租了工作室,每天过去上班。本来开车二十分钟就可到达,但我总是刻意搭公交再转电车,在路上折腾将近一个小时。这样很辛苦,却也很有乐趣。那间工作室邻近市中心,因此颇受编辑好评,现在从市中心到我家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想必在编辑中风评不佳吧。
这篇作品是在去往工作室的途中偶然想到的。不,说偶然想到不是很确切,应该说,是我揣摩着眼前人们的心境,不知不觉间便构思出了这样的故事。
有时也想再坐坐那种郁积电车,但每天都坐就很令人生厌了。
追星阿婆
有时发现已从电视上销声匿迹的演员、歌手依然名列高额纳税榜前茅,我不免觉得很诧异。他们通常都拥有一批忠实支持者,其中大多为老人,尤其是老妇人。
我父母很少去看这种艺人的演出,只有不用自己破费,而是推销报纸的人主动送票时才会例外。本以为父亲应该不喜欢看这一类演出,他却好像看得相当开怀,让我感叹人一旦上了年纪,变化可真大啊。
家父从事珠宝加工业,因为经营的不是什么高级店铺,有时也会遇到很特别的顾客。有一阵子常有个奇妙的客户光顾,前些日子才打造的戒指,这次又要改成耳环,下回又加些原料打成胸针,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回炉重造。父亲心里纳罕,一问缘由,才知她是个追星阿婆。
在我计划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时,起初打算从首饰加工师的角度,对顾客的奇妙举动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架构写起来简单得多,如果写成一个温馨的故事,应该会很受欢迎,但那样就无法表现追星阿婆的疯狂了。
逆转同学会
读过我作品的朋友或许知道,我对教师很反感。至于原因,应该是从未得到过教师的关爱。世上也有不少人直到长大成人之后,依然很感念关照过自己的恩师,每次见到这种人,我都深感羡慕。
和我交情很好的作家黑川博行先生,过去曾在高中教美术。如果我当年能遇到像他这样出色的老师,或许就不会变得不相信大人了。很可惜,我遇到的老师全是煞费苦心装扮成圣人状的笨蛋。念初中的时候,有个年轻老师幽默风趣,难得我还蛮喜欢他的,没想到他竟当着大家的面,公然对因事故左眼受伤的我说出不堪入耳的歧视的话。虽然我并未因此受到伤害,却对自己有眼无珠、看不透他的本性感到很气愤。
《逆转同学会》虽是艺术创作,灵感却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我曾受邀参加这种前教师的聚会,但不是去聚会,而是请我去演讲。邀请函上的措辞很客气,看得我诚惶诚恐。
但我最终回信谢绝,理由是排不开日程。这固然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信上没提的原因,那就是邀请函里注明“恕不支付演讲费”。
我并不是贪图金钱,假如对方提出要致送演讲费,我反而会主动辞谢。但看到信上如此表示,不免油然而生“教师果然都是这个德行”之感。
再说件别的事。几年前,我为曾供职过的公司的内部杂志撰写随笔,当时先是公司的前辈打电话来探询意向,随后社内杂志的编辑寄来正式的邀稿函,函中注明“尽量为您申请稿费”。不久公司的前辈再度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接下这份工作,这时我才第一次表示同意。接着前辈又说“有件事不太好启齿”,然后问我稿费应该支付多少比较合适。通常像这种情况,最后才谈稿酬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下我答复他说,不需要支付稿费,只要送我随后几期的内部杂志就可以。前辈确认我是出自真心后,条件便谈妥了。这份工作让我很愉快。
而我毕业的大学也曾数次向我邀稿。有一回我忽然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纳闷地拆开一看,里面是稿纸和回邮信封,另外附了一页信纸,说明稿件的题目、最低页数、截稿日期和联系方式。其中最低页数若换算成四百字稿纸,要将近二十页,截稿日期是二十天后。因为只字没提稿费,我想应该意味着这是无偿的吧?如果这样我也乖乖替他写稿,那为了区区几页随笔就提前一个月打电话联系的编辑也太可悲了。不用说,我自然将其扔到一边不加理会。快到截稿日期时,负责人打来电话再三央求,我只好大幅削减页数后交差了事。大学常被视为欠缺社会常识的地方,依我看也并非没有缘由。
学生并不是学校的走卒或手下,尤其毕业之后更是如此。学校理应把他们当成有职业的社会人士来对待。
我想,前面提到的那位请我演讲的老师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多少有些倚老卖老的心态。否则,对于一个要从东京远赴大阪演讲的人,应该是说不出“恕不支付演讲费”这种话的。而我不愿意纵容这种倚老卖老的心态,是因为我的教师过敏症太严重了。
献给某位老爷爷的线香
我的祖母在九十七岁时过世。这样说可能有点怪,但那场葬礼还满令人愉快的。
我离开老家大阪已久,和堂兄弟姐妹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在葬礼上重逢时,彼此热热闹闹地寒暄招呼,就像开同学会一样。当我发现某位大婶竟然是我同年的堂妹时,真是吃惊不小。在会场里四下乱跑的,都是这些堂姐妹的小孩。
伯父姑妈他们看到亲戚们难得地大团聚,也笑得合不拢嘴。葬礼的气氛如此和乐融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母的高寿。父亲和伯父早在几年前便着手准备葬礼费用,还找了葬仪社来估价。若说有什么遗憾,就是祖母没能突破百岁大关。但在葬礼上,当司仪说出“享年九十九岁”时(好像都说虚岁),全场仿佛都在无声地惊叹。
流泪的只有我姑妈,也就是祖母的亲女儿。把花束放入棺材时,她抚摸着祖母的脸落下泪来。在去火葬场的公交车上,听到孙女说捡骨很恶心时,这位姑妈却回答:
“捡骨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觉得人的骨头恶心,那想成鱼骨头不就好啦。”说完她咯咯笑了起来。
这篇作品是在葬礼前夜守灵时偶然想到的。标题诚如读者诸君所见,是借鉴自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①[3]。原本我想写成长篇,但原版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也是短篇版本口碑更佳,于是就维持了现在的短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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