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生商榷兼谈汪曾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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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瓣上出了不少纪念文章,着实热闹了一番,挺好。不过,我也看到一些“高论”,尤其是远在美国的杜生之论,高得让我目瞪口呆之余,竟不想置一词。眼下长夏无聊,溽暑难消,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想就杜生之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也顺便谈谈汪曾祺的语言。

杜生说:“汪曾祺成了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和江青编样板戏,搁古代就是吕后武瞾身边的文学弄臣,当然闻一多说屈原也是文学弄臣。“最后一个”也是滥调,《末代皇帝》直译过来就是“最后一个皇帝”没问题,汪曾祺最后一个士大夫,张充和最后一个闺秀,都啥啊,咱们干脆拥立阿北为“最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吧。”

汪曾祺是不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然不是。可汪曾祺是不是“文学弄臣”?建议杜生先查史书,大致搞清弄臣的意思,再读读汪曾祺在文革中,文革后的遭遇,看看“弄臣”这顶高帽子戴在汪老头上合不合适。政治的事情就不多说了,不能多说,也无甚趣味。就此打住。

杜生还说:“继续得罪友邻说两句:热题把沈从文和汪曾祺放一起,可徒弟实不及师傅。文体,师的奇崛被徒化为平坡,口语白开水变成准绳,杂可用不用的文言;趣味,不脱明清小品文人画。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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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瓣上出了不少纪念文章,着实热闹了一番,挺好。不过,我也看到一些“高论”,尤其是远在美国的杜生之论,高得让我目瞪口呆之余,竟不想置一词。眼下长夏无聊,溽暑难消,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想就杜生之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也顺便谈谈汪曾祺的语言。

杜生说:“汪曾祺成了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和江青编样板戏,搁古代就是吕后武瞾身边的文学弄臣,当然闻一多说屈原也是文学弄臣。“最后一个”也是滥调,《末代皇帝》直译过来就是“最后一个皇帝”没问题,汪曾祺最后一个士大夫,张充和最后一个闺秀,都啥啊,咱们干脆拥立阿北为“最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吧。”

汪曾祺是不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然不是。可汪曾祺是不是“文学弄臣”?建议杜生先查史书,大致搞清弄臣的意思,再读读汪曾祺在文革中,文革后的遭遇,看看“弄臣”这顶高帽子戴在汪老头上合不合适。政治的事情就不多说了,不能多说,也无甚趣味。就此打住。

杜生还说:“继续得罪友邻说两句:热题把沈从文和汪曾祺放一起,可徒弟实不及师傅。文体,师的奇崛被徒化为平坡,口语白开水变成准绳,杂可用不用的文言;趣味,不脱明清小品文人画。五四后现代文学不好看,首先是语言关过不去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鲁迅沈从文好容易开出新境,汪曾祺阿城们却又退了回去。”

奇崛也好,平坡也罢,风格不同而已,就是这么好比高下的?请问粤菜清淡,川菜浓烈,哪个更好?江南秀丽,塞北苍凉,哪里景色更美?好的文学语言,好文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像海明威那样简洁是好语言,像雨果那样繁复也是好语言。汪曾祺是好语言,冲淡自然,钱钟书也是好语言,调侃睿智。但你无法想像用钱的语言去写汪的小说。总之,跟内容越协调,风格越纯粹,就越是好文笔。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是“口语白开水”吗?我武断地说一句,对汪曾祺语言境界的判断,可以作为一个人文学修养高下的简单直接的标准(另一个很简单直接的标准就是对路遥《平凡的世界》文学价值高下的判断)。

汪曾祺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大师,语言造诣之高,高山仰止。说个最直白的指标,汪老逝世这二十年,他的书,特别是散文集不知道出了多少个版本,人们为什么那么喜爱汪曾祺的书,他的书为什么耐读耐看,可以一读再读?很重要一点,就是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已入化境,读来唇齿留香,回味悠长,甚至可以抚慰当代人日益骄躁干渴的心灵。

汪曾祺阿城们的文学语言是对鲁迅沈从文开出的新境的回退吗?这话说得很没有历史感,好像鲁迅沈从文之后紧接着就是汪曾祺阿城似的。别忘了,这中间还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阶段,“十七年”(1949-1976)文学。

这十七年间的文学语言变得革命化,口号化,意识形态化。语言的文学表现力和魅力都有严重的倒退。八十年代初,汪曾祺阿城们的出现,恰恰是对十七年文学语言的一个极大挑战,回拨。这不但不是回退,却是另一种“革命”。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革命行为,一开始正是以复古的面目出现的。唐代有韩愈的“古文运动”,欧洲有近代的“文艺复兴”,凡此种种,难道仅仅可以观其皮相,一句“回退”就打发了的?

说到语言,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到底有什么特点?渊源魅力来自何处,也借此略作申说。从语言的外部形态上,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一,多用短句。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语言的节奏韵律变化也就由此而来。

二,多用散句,偶尔会用对仗。汪曾祺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曾祺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语言简淡,韵味却深长。

三,少用形容词,少用成语,尤其不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讲到他和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四,在汪曾祺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曾祺还喜欢用叠词——“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异秉》)”也常用拟声词——“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些词的使用都可以让行文口语化,通俗化,也很有表现力。

汪曾祺的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也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最后这一组四字句,如奇峰突起,有文言的内在韵律,给全篇大白话的语言增加了别一种感觉,就像在熬白菜里撒了几粒虾米,更有味儿了。这是可有可无的文言吗?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而这种风格极富魅力。

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在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上所受的熏染,以及建国后他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语言,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

对汪曾祺的这种语言特点,杜生在广播里摘引了一段黄灿然的话,似乎也有些微词:

“白话文和短句是一种不用脑的文字,它的节奏是一二三。一个民族在这种语言中生活久了,智力是会退化的……杨绛、汪曾祺、阿城,是现当代文字最好的作家,但也都是小作家。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阿城是一个我只要花三五个小时就能消化掉的作家,而鲁迅是一个我花一生也消化不完的作家。”

这就的的确确是惊人之论了。杜生生活在美国,应该知道,华裔在美国是平均智高最高的民族,大量母语是汉语的第一代和一代半华人移民看来智商并没有退化很严重。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好用“不用脑”的短句,其实短句正正是汉语的正统,是汉语最适合的句子形态。杜生在美国长期接触使用的是英语,跟英语相比,汉语并不会有很多很长的从句结构,句子当然不会太长,那种嘟嘟噜噜的累赘长句并不适合汉语(这里面有很复杂的语言学方面的原因)。这是由汉语的本质所决定的。

任何民族和地区的语言,都是由当地的地理历史文化所决定形成发展的,并没有所谓优劣之分,语言上并不应该有什么种族主义。长句有其表现力,短句也自有其表现力,举明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句子短不短?真短!好不好?真好!事实上,文学风格是多样化的,人的审美偏好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一种风格是否定另一种风格,用个人的偏高,来否定别人的偏好。尊重多元,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走笔至此突然脑子里冒出刘慈欣的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权且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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