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南少数民族从未产生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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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人

1909年,英国探险家巴克尔抵达凉山腹地,不久即被当地彝人杀死,同行者皆被当做奴隶卖掉,当时旅行所用的行李物事,则成为彝人炫耀功勋、传诸后人的纪念品。事后,惟恐引起国际纠纷,四川总督赵尔巽曾调遣西昌、马边、峨边三处兵马进剿凉山,历时近一年,无功而返。

1919年后,凉山几大彝人家族十余年间对汉区持续发起进攻,汉人被掳者成千上万,其余或逃走或被杀,极其惨烈,国家亦是无计可施。而被掳汉人,常被当作商品一站站辗转贩卖,渐次贩入深山,充当彝人奴隶,终生不得出山。

这类既残酷又反叛的故事,让山地凉山看起来也像是水泊梁山,一块逃逸出王朝统治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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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人

1909年,英国探险家巴克尔抵达凉山腹地,不久即被当地彝人杀死,同行者皆被当做奴隶卖掉,当时旅行所用的行李物事,则成为彝人炫耀功勋、传诸后人的纪念品。事后,惟恐引起国际纠纷,四川总督赵尔巽曾调遣西昌、马边、峨边三处兵马进剿凉山,历时近一年,无功而返。

1919年后,凉山几大彝人家族十余年间对汉区持续发起进攻,汉人被掳者成千上万,其余或逃走或被杀,极其惨烈,国家亦是无计可施。而被掳汉人,常被当作商品一站站辗转贩卖,渐次贩入深山,充当彝人奴隶,终生不得出山。

这类既残酷又反叛的故事,让山地凉山看起来也像是水泊梁山,一块逃逸出王朝统治的飞地。

林冲夜奔

有趣的是,林冲山神庙杀仇挑敌后,风雪夜即向北往投梁山。十余日后抵达时,严冬的梁山水泊竟然“山排巨浪,水接遥天”,全然不似北方河湖。可见终年不冻的梁山水泊纯是乌托邦的设想,赖此方能抗击王朝军队的征伐。

相比而言,重峦叠嶂、林深路险的凉山则是几千年的历史和生存现实。正因据此屏障,直到 1940年代,凉山名义上虽归四川省管辖,可政令完全不通,有如独立王国。学者曾昭抡1941年前往凉山考察时,汉人穿行凉山的唯一办法还是出钱请黑彝首领或其指定的代表作为保护者护送,在这些碎裂的管辖区,人的命运就如同邮包,交由彝人一站一站地递送,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带来性命之忧。

凉山山地

这让我想起作家龚静染在其新作《昨日的边城》中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设问:秦汉以后,中国频繁的疆域变化都集中在北方,为何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从未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产生过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奇怪的是,在提出问题后,龚先生很快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轻巧地将它打发了。相反,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却提供了一个不无新颖的答案:他认为类似凉山这样的地方,因为巨大的地形阻力,王朝国家很难建立和维持其权威,因此得以游离在外,成为“无国家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提供了一种逃避暴烈统治和繁重税收的可选择方案。至少在他看来,类似彝族这样的山地居民是刻意维持了自己的野蛮,并精心设计用来对抗国家的统治。这样一来,山地力量就趋于碎裂化、部落化,难以形成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

事实上,古典的国家概念就是一个疏松带孔的筛子,散布着很多君权难及的中空地带。而类似这样的“地图空白”,在大航海时代以来往往代表着政治运作,乃至殖民势力的机会。1903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成为首个进入凉山腹地的欧洲人。这块诺苏自治的土地也曾吸引着他,诱惑着他,仅仅是碍于传教士的身份他才放弃了在这里建立独立统治的野心,而这种野心是16世纪以来英国冒险主义者的一项隐秘传统,一如吉卜林在《君王迷》中所描写的那样。

因此中空地带的存在,我们惯性地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互动博弈来理解中国的王朝历史,在斯科特看来已经不够了,至少富于逃避统治的艺术的山地民族有其充分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这也挑战了赵汀阳先生所主张的“旋涡模式”,即中国之为中国,其扩展不是基于向外扩张,而是因为巨大的向心力,让相关者前仆后继地加入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的博弈游戏。但按照斯科特的理解,在现代化以前,类似彝族这样的山地民族不仅对这样的博弈游戏毫无兴趣,而且是在非常自觉地抵抗着被卷入那样的游戏。

山地凉山:人类死讯似松枝陆续不绝

斯科特在写《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时,显然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早在《国家的视角》的中文版序言中,斯科特就曾写道:“我最近发现《水浒》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之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避难与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但山地凉山毕竟不是水泊梁山。在水浒中,国家对力量的弃置不用引起了力量的不满和反叛,但这些力量的反叛恰恰意在重新参与国家的统治,因此梁山好汉们在进入国家设计之后,很快被送上了征方腊的战场,其力量被有步骤有策略地消耗掉。不同于梁山式的力量反叛,凉山呈现的更像是力量的紊乱,而且始终逃避着王朝国家像林奈植物分类法一样对力量进行设计和安插。

方腊画像

《昨日的边城》记叙了凉山小城马边近四百年的历史,这座始于军事目的的小城,其戍边功能直到民国后才逐渐淡出,其间记叙也充分展现了王朝国家千方百计征伐和驯服凉山力量的努力和挫折。事实上,凉山内外诸多力量的轮番倾轧,造成其间的惨痛,远比梁山一众来得更为长久和真实,或许正如彝族先民在《指路经》中所写的那样:人类死讯似松枝陆续不绝。在这里,我们也许还可以重听刘绍华写《我的凉山兄弟》时的喟叹:“我得赶快写,否则赶不上田野里死亡数字的攀升。”

《我的凉山兄弟》书写的是现代化转型中的凉山,而《昨日的边城》书写的更多是前现代化的凉山,但两相对比,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对后者感到遗憾。《昨日的边城》笔下彝汉杂处的马边历史,所见多是王朝征伐和统治的叙事,既看不见这座频繁变幻大王旗的小城里的普通民众,也看不见彝人面对王朝征伐和统治的视角,包括他们逃避统治的艺术和“人类死讯似松枝陆续不绝”的生存现实。这种不对等一方面掣肘于既有史料的治史叙述脉络和帝王将相式的陈旧框架(但叙述到抗战时有所突破,其时西南作为大后方,凉山彝族引起了大量的考察热情和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囿于作者汉人立场的单向视野,因此书中难免充斥着可疑的赞美和简省的判断。

事实上,如何表达一个小城?龚静染先生在《桥滩记》中给出来的答案远比《昨日的边城》出色,原因在于他本人出生在五通桥,对当地的人事风物不仅更为熟悉,还深怀个人情感和记忆,再加之从散文集《小城之远》到小说《浮华如盐》的写作,小城五通桥也是他一直在深化的主题,尤其是《桥滩记》中他还做了大量可贵的历史口述,因此读来文情俱在,生动鲜活。

《昨日的边城》可视为作者想要挪移小城写作经验的一次尝试,但遗憾的是,可能并不那么成功。换言之,这是一本作者性很弱的书,虽然收集了很多史料、方志,但几乎都是案头工作,而且一律照搬这些史料的陈旧框架和片面叙述也未免可疑。更可惜的是,这些史料几乎充当了全书的素材来源,尽管作者在该书序言中声称“曾半年内四次去马边,对很多书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但书中仅见的几次作者自述,似乎也只表明作者到过那里,几无增量信息。

正因如此,在《昨日的边城》的叙述中几乎没什么个人情感和私人叙事,倒是显出一种导游式的公务性礼貌,作者将之视为“非虚构写作”用以区分《桥滩记》,这可能还涉及了他对非虚构写作的误解,非虚构不是反虚构,而是不仅于虚构,它不是反主观、反情感,而是不仅于主观和情感,“非虚构写作”的提出,不是为了禁止,而是延伸。

当然,作为一个对凉山感兴趣的读者,《昨日的边城》仍能提供不少有意思的史料,诸如民国时期,凉山大规模开荒垦地的国家战略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垦社买枪圈地、大肆种植鸦片盈利的军事割据。而凉山从封闭走向现代化,鸦片正是最大的推动力,彝族一开始因鸦片贸易获取了枪支,武装出强大的自我力量,继而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化转型而来的毒品、艾滋,以及贫穷,又转头反噬着凉山。(文/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书目: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陈洪 / 孙勇进 《漫说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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