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绝对)标准:从形式到道德

Javen

1961年本书初版,夏志清已经针砭时弊看出当代文学之弱,即为特殊声音下的传声筒,而缺少了形式追求和灵魂拷问;他更早早发掘了张爱玲和钱锺书,视野之广大,眼光之读到,后来者少有。

一本书的方法论决定了写作的方向,夏志清的方法论是明确的,我也认同是正确的——尽管就新批评而言,它好似只是万千方法论中的一种,也曾有高峰和后来的低估,保守赞赏与批评。但就夏志清的运用之于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着实没什么毛病。

1952年,夏志清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凭借这深厚的西洋文学功底,他直言“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至于原因,他总结为“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 (p.11)。

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引下,就能理解夏志清兼收并蓄的趣味(即既有左翼文学、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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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本书初版,夏志清已经针砭时弊看出当代文学之弱,即为特殊声音下的传声筒,而缺少了形式追求和灵魂拷问;他更早早发掘了张爱玲和钱锺书,视野之广大,眼光之读到,后来者少有。

一本书的方法论决定了写作的方向,夏志清的方法论是明确的,我也认同是正确的——尽管就新批评而言,它好似只是万千方法论中的一种,也曾有高峰和后来的低估,保守赞赏与批评。但就夏志清的运用之于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着实没什么毛病。

1952年,夏志清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凭借这深厚的西洋文学功底,他直言“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至于原因,他总结为“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 (p.11)。

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引下,就能理解夏志清兼收并蓄的趣味(即既有左翼文学、又有自由主义创作)之下的统一标杆。王德峰在英文版第三版序言中,再次归纳了夏志清的创举、母题与核心思想,将他的《史》也再次历史化,放入特定历史语境中理解(比如受西方新批评的影响,比如不和当时中国左翼文化思潮妥协)等,别具深意。但我至少现在以为,夏志清的文学观,是我们应当秉持的核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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