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琼:当我们读奥斯丁时,我们在读什么

一个心碎的人
今年是《傲慢与偏见》问世两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它和简·奥斯丁。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为简·奥斯丁笔下的世界着迷。她的作品中没有狄更斯饱蘸同情的笔触,没有乔治·艾略特广博深刻的社会视角,只有乡村舞会、手织品、信件。这么不起眼的朴素的世界,何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呢?作为读者,我们通常把目光聚集在奥斯丁在世以前的英国社会,很少去关注奥斯丁身后的世界;我们通常研究奥斯丁作品“有什么”使其富于魅力,却很少想到也许正是因为她的作品“缺少什么”才使那些象牙般雕琢的故事独具生命力。这一切,都要从奥斯丁身后的世界寻找答案。
  奥斯丁生于一七七五年,卒于一八一七年,正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理性为主导的十八世纪已经接近尾声,浪漫主义方兴未艾,但是工业革命还要等二十年。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迅速发展,从此,人情逐渐被资本利益关系所取代,手工艺品也变成了工厂流水线的一道工序。简·奥斯丁的作品记录了英国全面工业化之前的最后一段宁静时光—这个小世界中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成批复制的手工业品,没有一夜暴富的工厂主,这个远离尘嚣的世界,正是现代、后现代美学家眼中无法回归的美好存在。
 
  花园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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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傲慢与偏见》问世两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它和简·奥斯丁。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为简·奥斯丁笔下的世界着迷。她的作品中没有狄更斯饱蘸同情的笔触,没有乔治·艾略特广博深刻的社会视角,只有乡村舞会、手织品、信件。这么不起眼的朴素的世界,何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呢?作为读者,我们通常把目光聚集在奥斯丁在世以前的英国社会,很少去关注奥斯丁身后的世界;我们通常研究奥斯丁作品“有什么”使其富于魅力,却很少想到也许正是因为她的作品“缺少什么”才使那些象牙般雕琢的故事独具生命力。这一切,都要从奥斯丁身后的世界寻找答案。
  奥斯丁生于一七七五年,卒于一八一七年,正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理性为主导的十八世纪已经接近尾声,浪漫主义方兴未艾,但是工业革命还要等二十年。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迅速发展,从此,人情逐渐被资本利益关系所取代,手工艺品也变成了工厂流水线的一道工序。简·奥斯丁的作品记录了英国全面工业化之前的最后一段宁静时光—这个小世界中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成批复制的手工业品,没有一夜暴富的工厂主,这个远离尘嚣的世界,正是现代、后现代美学家眼中无法回归的美好存在。
 
  花园与工厂
 
  在奥斯丁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是由姻亲关系建立起来的伦理系统。虽然小说中有势利的凯瑟琳夫人,虚荣的诺里斯太太,狡猾的维克汉姆先生,但是这些缺点的来源并非是机械的、冷酷的社会,而是人性本身,支配整个社会的仍然是人情道德。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从维多利亚早期的小说《简爱》和《呼啸山庄》中,我们已经看到原先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摇摇欲坠,到了狄更斯,英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冷峻的机器,切割着每一个人的存在,而社会的纽带变成了莫里斯所称的“金钱连结”,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于账房”。罗斯金批评工业社会,他从审美角度出发,认为工业革命把工人变成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链条,此时的工人不再是一个具有自己审美观点和艺术感知的生命体,而是一个机器。他谴责资本主义不利于艺术创造:“说句实在话,不是什么劳动的分工,而是人被分成许多部分—割裂成碎块,使生命变成屑末。”
  莫里斯和罗斯金的担心极富远见,从工业革命发生到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不断异化、再异化,曾经占据人们生活核心的艺术、宗教和道德渐渐让位于生产、资本和利益。在奥斯丁的世界中,有晚宴、舞会,有郊游、野餐,有家庭音乐会、读书会,也有亲戚朋友间的你来我往。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家庭伦理是整个社会的核心,家庭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石。而到了今天,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无论是亲情、友情,甚至爱情,都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类似雇主与雇员的资本利益关系。《爱玛》开头的一幕可能让很多现代读者有些许迷惑。伍德豪斯先生和爱玛为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出嫁离去而感伤不已;当奈特先生去爱玛家探望爱玛他们时,伍德豪斯先生细心地询问奈特的身体状况。家庭教师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按时薪付款的工人,并没有情谊可言;传统的家庭单元越来越小,姻亲关系也不像过去那么密切。尤多拉·韦尔蒂提到,“乡村里的一户人家,再配以另外一户与众不同的邻居—在她的手里,这就足以变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两户人家立刻开始交流,从不间断。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冬去春来,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互相走访,揣摩彼此心思……”但工业革命后的今天,这种合理、有序的小世界消失了,我们依然有舞会音乐会读书会,但这些活动不再是情感交流的纽带,更像是机器运转的一道程序。
  奥斯丁小说中的情感与理性是现代读者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T.S.艾略特曾经谈到浪漫主义诗歌感性分离的问题,那么奥斯丁对此持何论断呢?伊恩·瓦特敏锐地指出:“奥斯丁显然和艾略特一样,反对理性与情感的隔离。”玛丽安娜虽然很有魅力,但其处理问题显然有所欠缺;埃莉诺的一味克制也并不值得标榜。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就会发现,不论是活泼直白的伊丽莎白、爱玛,抑或是稳重自持的安妮、范妮,情感与理性在她们身上分配得是如此恰到好处,真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她们的爱情,虽不似《诗经》中那般纯粹理想,却更为真实饱满,浸润着绵密的人情。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提出情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工业已经在侵袭人类原本质朴的情感;而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情已经被现代车轮压碎,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串又一串冷冰冰的数字,理性完全占了上风,而感性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在《艰难时世》和《呼啸山庄》中,我们再也读不到亲情、友情、爱情,我们看到的是当代的野蛮人,或者阿诺德所谓的“非利士人”,用算盘和秤砣来衡量人际关系。而在奥斯丁的眼里,情谊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也是对抗孤独的唯一希望。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个个文采斐然,见之忘俗,但是她们从来不像现代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是一座自我陶醉抑或是自我流放的孤岛。爱玛忙着撮合海伯里的青年男女,伊丽莎白为妹妹莉迪亚担惊受怕,安妮悉心照料姐姐的孩子们。她们和周围的人情事物完美地融为一体,唯有温情和幽默,而非冷漠和麻木。奥斯丁去世时只有四十一岁。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年龄的作家生活在暴力与孤独的世界:不停地作品或者是乔伊斯般的意识流,不停地在诉说,却没有人倾听;或者是奥斯本一类愤怒的青年,呐喊出内心的不满;或者是莱辛笔下的隔绝与疏离、冷漠与狂野;或者是洛奇的小世界,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总而言之,现代人的存在被打上了异己的印痕。而奥斯丁的世界却不是这样,伊丽莎白不仅仅是达西的心上人,她是班奈特夫妇调皮的女儿,是简亲密无间的妹妹,是莉迪亚忧心的姐姐。正因如此,奥斯丁调侃,但不挖苦,她把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却绝对不是一个毒舌的诅咒者。
  当今天的读者回过头来阅读奥斯丁,令人心驰神往的也许不仅仅是她笔下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故事中的温柔和恬静,或者是所谓“心在腔子里”的怡然自得。而这一切,都让读者愈加喜爱和珍视奥斯丁的世界。
 
  画像与商品
 
  从“物”在社会中的意义来看,工业生产带来的作用是不可逆转的。在此之前,建筑、纺织品、画作等都是手工制作,独一无二。奥斯丁当时与母亲、姐姐亲手制作舞会需要的裙子和帽子;她的手稿只有一份,如交付出版商,则须花钱才能买回手稿;奥斯丁的画像只留下来姐姐为她画的一幅水彩画。这些手工艺品正是因为其唯一性,才具有了一种本雅明所称的“光晕”,吸引作者在艺术创作中花费心思,也吸引读者去细致地欣赏每一件作品。在“人”与“物”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历史的关系。而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的复制品出现,导致的结果是物的“人化”变成人的“物化”。奥斯丁的画像可以翻印无数次,也因此失去了艺术品的感性存在。罗斯金和莫里斯恰好处于工业革命兴起的时代,他们痛心地见证了工业发展迅速地带来机器化大生产、迅速地终结手工业时代的过程。罗斯金呼吁人类回到田园生活,寻找艺术中的神灵。但富于悖论的是,他们对田园的感性诉求源于他们对工业社会的逃避,而非奥斯丁世界中自然而然的秩序,因此,他们在不自然地寻找自然,这种艺术观本身就已经打上了工业时代的烙印。
  很多读者可能会指责伊丽莎白的势利,因为在小说中,她看到彭伯利庄园以后才对达西动心。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现代人被工具理性误导得出的结论。在奥斯丁的时代,彭伯利庄园不仅仅是达西财富的象征,更是达西个人品质的外化。正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众人对拉什沃思庄园的改造各抒己见:
  “我希望你们能去看看康普顿,”拉什沃思先生说,“真是完美极啦!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哪个庭园变化如此之大。我对史密斯说,变得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如今,通往庭园的路可是乡间最讲究的一条路了。你看那房子令人无比惊奇。我敢说,我昨天回到索瑟顿的时候,它那样子看上去像一座监狱—俨然是一座阴森可怖的旧监狱。”
  “胡说八道!”诺里斯太太嚷道。“一座监狱,怎么会呀!索瑟顿庄园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乡间古宅了。”
  “这座庄园非得改造不可,太太。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地方这样需要改造。那副破败不堪的样子,我真不知道怎样改造才好。”
  “难怪拉什沃思先生现在会有这个念头,”格兰特太太笑盈盈地对诺里斯太太说。“不过放心好了,索瑟顿会及时得到改造,让拉什沃思先生处处满意。”
  “我必须进行一番改造,”拉什沃思先生说,“可又不知道怎么改造法。我希望能有个好朋友帮帮我。”
  在这里,拉什沃思先生的房屋已经不仅仅是身份与地位的问题,更是与个人审美趣味紧密联系的标志。拉什沃思先生希望改造房屋,可是又缺乏相应的艺术修养。诺里斯太太不顾体面地大声嚷嚷,眼中只有投资与回报:“像索瑟顿这样的庄园,什么高雅的东西都应该有,需要多少钱都应该花。你在那儿有充足的空间可以改造,还有能给你带来丰厚报酬的庭园。”伯特伦小姐听到拉什沃思砍树的想法时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自己不了解。唯有埃德蒙和范妮为之一叹,范妮低声说:“把林荫道旁的树砍去!多可惜啊!这难道不会使你想起考珀的诗句吗?‘你倒下的荫路大树啊,我又一次为你们无辜的命运悲伤。’”特里林指出,“人们认为美好、纯洁的心灵体现在人物所处的空间以及所用的器物上,因为威严的环境与美好的器物对人的意志具有震慑作用,使人变得宁静,对人自以为是的倾向产生抑制作用。”
  伊丽莎白穿着自己缝制的裙子参加舞会,爱玛为哈瑞利特画像,玛丽安和埃莉诺姐妹俩在家里做手工活,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劳动”,更是人与其周遭事物发生关联的方式。在工业革命后的今天,裙子由工厂成批地生产,摄影取代了绘画,商店里摆放着各式精美的工艺品,十九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运动,也正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本身已经失去了美感,不得不呼吁美的重要性。奥斯丁的世界中,生活即是艺术,人们为了艺术而生活,到王尔德宣称“为艺术而艺术”时,艺术必须到生活以外去寻找,而在今天,人们为了生活而艺术,艺术变成了谋生的手段。用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话来说,这些物件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客体,而是“策略”。新的科技促进了产品的革新,但是就艺术品而言却无进步可言。艺术品变成“生产”的创新,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光晕,失去了完美的内在性和纯粹性。
  奥斯丁的书信中记载了大量“无关紧要的事”,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负担,但在这个小女子看来,却是生活的乐趣;各种各样的物并不是冰冷的存在,而是感情的连结物。这样的段落俯拾皆是:“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绿园被装饰得很漂亮”;“卡罗琳、安娜和我迷上了做腌菜,很难说我们谁更喜欢”;“妈妈要我告诉你,说我是个很出色的家庭主妇,其实这没什么。这的确是我的长处,所以我总乐意做些好吃的来大饱口福,我认为这是在家务方面最有意义的了。我做了些浓味蔬菜牛肉片,明天我想做扁豆炖羊肉”;“一共有二十支舞曲,我一支不落,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很高兴自己这么能跳,也非常满意自己的表现”;“我十分感激你不辞辛苦为我缝制这条裙子以及为我织长筒丝袜”。在奥斯丁的眼中,这些物品与现代的商品完全不同,它们是“人”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等价物。不论是食品还是服装,不论是舞曲或者旅行,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也正因此,这个没有大型超市也没有好莱坞、没有CD唱片也没有米老鼠的世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特里林在谈到奥斯丁时曾经说:“来到我课堂听课的那些学生把当代小说看作与现代文化一体的东西,如工业化、城市化、巨型大学。他们觉得现代文化中的这种有害性可能会削弱自我,而阅读奥斯丁小说、了解故事人物很有可能会起到纠正作用,这正是奥斯丁作品的审美意义所在。”当我们阅读奥斯丁时,我们在阅读什么?也许正像我们对上古时代的怀念一般,我们迷恋的是机器时代前的宁静,是围炉夜话的温情—我们迷恋的,是人类无法重回的童年。
 
作者:刘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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