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风化”与“山崩”

宝木笑

文/宝木笑

历史从来不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这种鲜活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们喜欢通过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现场感”来反复体验那种“鲜活”,因此历史题材的文学、戏剧等艺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然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大致止步于此,我们很少去更深层地思考历史,究其原因也许很复杂,但中国史学的传统惯性确实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肯定客观性是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秉笔直书”长期以来几乎就是我国史学的唯一标准,这在压抑史官个人观点的同时,也给后世人们的思考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人们无法获取直接的史学观点,而中国史惯用的“春秋笔法”又有较高的领会门槛,因此,普通民众的历史思考水平的提高说到底还是一个历史教育的问题。

而这种教育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突破满篇“郑伯克段于鄢”之类隐晦表达窠臼的历史教材,让历史观点更容易被民众理解,进而才有可能让普通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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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宝木笑

历史从来不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这种鲜活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们喜欢通过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现场感”来反复体验那种“鲜活”,因此历史题材的文学、戏剧等艺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然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大致止步于此,我们很少去更深层地思考历史,究其原因也许很复杂,但中国史学的传统惯性确实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肯定客观性是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秉笔直书”长期以来几乎就是我国史学的唯一标准,这在压抑史官个人观点的同时,也给后世人们的思考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人们无法获取直接的史学观点,而中国史惯用的“春秋笔法”又有较高的领会门槛,因此,普通民众的历史思考水平的提高说到底还是一个历史教育的问题。

而这种教育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突破满篇“郑伯克段于鄢”之类隐晦表达窠臼的历史教材,让历史观点更容易被民众理解,进而才有可能让普通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自己的历史思考习惯。这种史学教育和史学观念的革命在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最为激烈,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巨星出世,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并称为“中国史学四大家”,而其中1957年就已去世的吕思勉先生虽然今天在名气上逊于其他三位大师,但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却不遑多让,尤其是在前面提到的提升民众历史思考能力的方面。

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吕思勉先生对前人所说“史也者,记事者也”是有保留意见的,因为“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为我的”,说白了就是史料的价值在于使个人产生思索,单纯“记事者也”仅仅是历史的表象而已。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首先要突破的是普通民众阅读历史的障碍,降低普通民众阅读历史的门槛。于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问世,这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后又有《吕著中国通史》,形成了吕氏中国通史体系的基础框架。这两部分量很重的中国史对于上世纪国人的史学思维启蒙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都曾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而今《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以《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为蓝本,结合《白话本国史》的部分内容,是自12年前大陆再版吕氏中国通史后的重新编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显然,无论是今日之再版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还是《白话本国史》,亦或《吕著中国通史》,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即按照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观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认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史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有别于以往的史书,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是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的,吕思勉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较中国史六段分期以及真正实现了从炎黄到眼前的历史讲述,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最让当时史学界震动还是其不同寻常的史学观。“风化”与“山崩”就是当时吕先生提出的非常著名的史学观,吕思勉先生这样描述这两者的关系: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人所做的特殊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风化”和“山崩”之间的这种关系,从表象上看,是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分野,普通大众实现了“风化”,盖世英雄才能推动“山崩”,这在马列史观已经普及的今日中国自然不算什么新鲜,然而在百年之前的中国却足以震撼时人。而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风化”和“山崩”的这种提法更多地代表着吕氏从中国传统史学重政治和军事的窠臼中走出,开始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其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关系。如果朝代变迁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成为“山崩”,那么社会、经济、宗教、文化、汉族以外诸族历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等则均能成为那代表着量变的“风化”。

在“五四”和吕思勉之前,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山崩”而轻“风化”的。“斩白蛇”是人们熟悉的历史桥段,即便有“揭竿而起”的记述,也将起义者头领作为讲述的核心对象,中国史多未从整个历史巨岩的各种“风化”入手,造成人们一直觉得“山崩”是因为英雄的“力拔山兮”,亦或是“天意使然”,历史就是朝代更替和“天下大事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这方面,吕思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为证明“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其采取的是全景式的历史素描法,往往从细微处让人感受历史发展的必然。

譬如以往讲述南宋之败,大多仅仅止步于国富兵弱,以此感慨国防的重要性,而当吕思勉的历史广角镜全景扫过,我们从中却会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继而,吕思勉从民间借贷和江南佃租的“小切口”深入考据,终于让我们明白中原统一的汉政权第一次完全沦落当时异族之手,绝非偶然——在士大夫阶层“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的整体性格“风化”的同时,市民、农民等政权基础的悄然“风化”终于让南宋灭亡这样的“山崩”必然出现。

这种“风化”与“山崩”的关系,实际上是吕思勉先生社会学史观的外延。在吕思勉看来,以往所有历史书写的毛病是在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因为不知道社会的重要,才会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专门描写“山崩”,而轻视“风化”。吕思勉着手写自己风格的中国通史时,正是“五四”前后,当时“新史学”的风气正盛,“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对社会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十分看重。这种史学界的思潮显然对一直以来十分推崇梁启超史学观的吕思勉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吕思勉在《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中表明了自己对“新史学”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态度:

“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会显示出更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因为他要以此向读者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我们能够在《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中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其开篇特意设置的“绪论”,先讲述个人对于历史的定义和价值、我国的民族及疆域、历史分期的依据等的观点。而后在涉及到各个历史朝代的时候,也并未以编年体或国别体为索引,而是从制度、文化、社会、对外交通、思想和文艺、民族和宗教等方面解剖朝代,其意义正是在于作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多少事实”。也就是说,“山崩”式的历史事件不应该占据历史的所有,相反,社会学角度的全景展示才是启发民智,特别是理解历史的金钥匙。

在这一点上,吕思勉先生丝毫不避讳将自己的思想在史书中表述出来,上面提到的学术性和思想性也正因此而凸显,且成为吕氏中国通史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比如讲到汉末一章,一般史书自然是介绍宦官、外戚对于政权的蚕食,但吕思勉在分析后汉政治的时候,却提出了“党祸”的概念,要知道这一概念一直以来却是明朝的标签。进而,吕思勉直言“党祸”起于后汉的士好立名,初则造作名目,互相标榜,继而非议公卿,裁量政权,加之当时游学之风极盛,太学诸生至三万余人,恰好做了横议的大本营。如无立足“风化”而看待“山崩”的视角,没有前面全面分析考据后汉社会各方面的功夫,想来吕思勉先生也难以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对于读者受众来说是最可宝贵的凡例,大家从中看到了一种“新史学”的曙光,即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结论也不是定不可改的,人人皆可去思索历史的“山崩”,进而去体味隐藏于其冰山之下的“风化”。

若从结论进行反推,也许我们就能明白吕思勉先生这种强调“风化”与“山崩”并重的“新史学”主张的来由:为何“常人常事”如此之重要,因为这是历史出现质变前的量变积累,而这正是社会学的题中之意,又为何要用社会学的眼光角度重新看待历史的量变与质变呢,因为在吕思勉先生内心,其对于进化史观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信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迎来了变革的时代,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最先是严复先生通过翻译《天演论》兼论史学进化论的可能,而同时吕思勉最为敬重的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史观,发出“史界革命”的号召。这之后很长时间,吕思勉都深受震动,他积极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引撰写了成名作《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

也只有明白进化的至关重要和必然,才能认识到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吕思勉先生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吕思勉这位史学界公认读书最多的学者,这位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与历史打交道,但其眼光却是未来的,是“少年中国”的,其在中国最黑暗、最悲惨,也是对西洋、东洋文化最谄媚、最盲从的时代,大声疾呼: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它,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到解放呢。”

历史不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读史更要加入自己的思索,方才不是读死书和死读书,才能最终实现吕思勉先生所说的“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即明白今日社会之所以为此的原因,更明白未来应走的路在哪里,因为虽然科技可以日新月异,但人类内核的东西却一直在传承不息。这就像安德鲁•玛尔在《BBC世界史》自序中举的那个例子一样:

“如果你可以复活耶稣时代的农妇或者阿兹特克族的勇士,你能够让他们理解你手里正在刷屏的手机么?他们根本不会理解你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给他们讲斯大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败,或者谈论当前阿拉伯世界人民与独裁者的战争,他们会很快了解你要讲的事情。”

是的,每个时代“山崩”的形式也许各有不同,但之前无数岁月里的“风化”却往往彼此相像。如果从这个方向深望过去,吕思勉先生一直强调的进化史观和社会史观背后欲言又止的东西就会渐趋清晰:你我虽为凡人,但我们却是历史真正的王,历史从来不属于任何帝王将相,没有人有权利和资格对“常人常事”指手画脚,因为他们借以恐吓我们的“山崩”,正是源自你我朝夕间的“风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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