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的几点看法

异鄉者

能在豆瓣拿到九分高评的书一般而言都是颇为可读的稀世神品。但实际上,徐先生的这本校笺恐怕并没有那么好。评论中大多数给出高分的读者仅仅是因为《世说新语》本身,对于徐公的校笺究竟如何却有些语焉不详。既然是校笺,我想,应从校笺本身如何加以评断为宜。

先谈徐先生校笺的好处。无可否认,徐氏之校订极为认真,考证极为精细,很可见他下过一番苦功,也颇能说明徐氏严谨踏实的治学之风。不过徐氏校笺最为卓著之功绩尚不在此。书后附录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当是此书殊可称道处。此一附录极富独创性,可以说是在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研究这个训诂学的新领域内开拓了一方疆域。

现在说说徐氏校笺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前言的态度很不好,观点亦多失之偏颇。显然,徐先生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来审判这些魏晋名士的。他不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魏晋士族。这就导致他在选择相关史实加以说明的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主观臆断性,几乎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挥舞阶级论这把大刀的同时,也抛弃了辩证法,完全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地评定历史现象和人物。例如徐氏在第三、四页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王导、谢安)就是靠风流雅望来坐镇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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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豆瓣拿到九分高评的书一般而言都是颇为可读的稀世神品。但实际上,徐先生的这本校笺恐怕并没有那么好。评论中大多数给出高分的读者仅仅是因为《世说新语》本身,对于徐公的校笺究竟如何却有些语焉不详。既然是校笺,我想,应从校笺本身如何加以评断为宜。

先谈徐先生校笺的好处。无可否认,徐氏之校订极为认真,考证极为精细,很可见他下过一番苦功,也颇能说明徐氏严谨踏实的治学之风。不过徐氏校笺最为卓著之功绩尚不在此。书后附录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当是此书殊可称道处。此一附录极富独创性,可以说是在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研究这个训诂学的新领域内开拓了一方疆域。

现在说说徐氏校笺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前言的态度很不好,观点亦多失之偏颇。显然,徐先生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来审判这些魏晋名士的。他不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魏晋士族。这就导致他在选择相关史实加以说明的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主观臆断性,几乎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挥舞阶级论这把大刀的同时,也抛弃了辩证法,完全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地评定历史现象和人物。例如徐氏在第三、四页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王导、谢安)就是靠风流雅望来坐镇流俗”、“(谢安)矫情镇物”,甚至于认为淝水之战的胜利纯粹“是许多偶然因素构成的”,而支撑这个令人咋舌的观点的论据竟是晋书中所载的谢安听闻捷报后折屐之齿这一细节,徐先生认为“这充分暴露了他出自意外的喜悦”,进一步佐证了“谢安并没有什么决胜的部署”。不客气地说,一个文史素养深厚的学者却说出这样的外行话,倒是令读者意外的。徐氏为了一棍子彻底打死魏晋名士,连他们清谈玄言的微末功业也要抹杀。他在第五页中说“(魏晋名士)对老庄和佛理究竟有多少发明,不得而知”,斥之为“不过口舌之利而已”。徐先生为了坐实名士们庸碌无为的罪名,自然极力忽略王弼诸人注解老庄的成就。在研究道家的学者看来,王弼所作的《道德真经注》是“古注中第一流的作品”,而他所采用的方法,正是魏晋人所通用的“辨名析理之法”,“精确”而“精辟”,“文辞生动而优美”(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358至359页)。至于徐先生何以认为他们只是逞口舌之利而无发明之功,我不得而知。又凡徐氏于前言中所举之例,无一不说明魏晋人虚伪可憎,统统是社会寄生虫,偏不肯择一二足见魏晋人率性至情之例。宗白华先生论魏晋人,所见皆是其风度及可爱处;徐先生所见却尽是其可恶可恨处。试问徐公,如是立论,毋乃太过乎?

二.校订极认真,考证极精细,如前文所言,是此校笺本之优点,却同时也是其缺点。考证精细,旁征博引,固然有裨益于后学之研究,但也不免“粤若稽古三万言”之病。倘若虽考释烦琐而所笺悉得其宜,倒还算是瑕不掩瑜。问题是徐氏的校笺往往费大力气、耗许多笔墨去考证或注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处,教普通读者读来头痛,真正需要笺注处却视而不见。结果是读者虽有校笺在手,反不如无校笺之时,原文本清峻简脱,纵多玄言妙趣,尚不至陷入迷阵,可是徐公所热衷的人名、地名、职官的考证校笺倒使读者如坠云雾。随手举一例,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第十则: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间,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且看徐氏所作的两条校笺:第一条他说影宋本及沈校本严作俨,还有续谈助四引小说与此同。又解释俨的意思,还举出曲礼注、尔雅来佐证。这么绕了一大圈,最后说:严俨二字古通用;第二条他是为刘孝标注作笺,刘注云“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徐笺则曰“魏志华歆传注引魏略作‘原为龙腹,宁为龙尾’御览卷四零七引魏略同”。实事求是地说,徐氏的这两条校笺对于读者而言,并无多大意义。而读者所不熟悉的古词例如“雍熙”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得到解释。看完这一大段考证后仍然不解其意,这样的校笺难道算成功吗?此类例证,于书中俯拾即是,兹不赘述。

三.校笺徘徊滞留于“外线”而鲜及“内线”(用梁宗岱先生语)。许文雨先生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的话同样适用于徐先生的校笺:

“而第征引典籍,斤斤计于文字训诂间,以为已尽厥职乎?……辄致力于句字之疏证,而罕关评见之诠析,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徐氏的校笺,不幸正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痼疾。《世说新语》之难解,不在典章,非关字词,而存乎言语机锋,玄澹妙远,不能尽达其意。注者当以一二言发明其微旨,点出其妙处,俾使百代之下之读者与风流名士间不生隔阂,能真知魏晋,方不枉读《世说新语》,注者亦不枉为笺注矣。

约而言之,徐氏的校笺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前人的不足正是后人可努力处。或许不久将有更好的《世说新语》注本面世。当然,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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