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 评分人数不足

关于无知的恶和平庸的悲

苏原

面对荒诞和恐惧,生命可以脆弱不堪,也可沉默以对,或缠斗不休、自我救赎。那些真实且鲜活存在着的人里,大概是有加缪、柴静这两个名字的吧

加缪的作品属于上帝视角,俯瞰着人间和社会。那些无名集合体的喜怒哀乐之于加缪,是一种值得观察的现象,细致地加以分析,但吝于主观揣度。这里有一种当代新闻人的职业态度,客观呈现而不妄加置评。当然思想家都有一种直击本质的语言习惯,这不能怪罪。在小说开头对奥兰市的描绘里,用到了“丑陋”,“自以为是的平静”,“市民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赚钱、挥霍余生”,“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总之就是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物欲和肉欲直至生命终结。在鼠疫这场灾难里,从初见端倪人们的麻木与怠慢,到席卷全城后的猝不及防,盲目绝望、逆来顺受,到最后鼠疫悄然离去的心有余悸,最后的集体狂欢。加缪的手法一直在以客观的角度,冷眼旁观着人们对命运的麻木和怠于思考。鼠疫的先兆—老鼠的大量死亡,仿佛暗示了生活中,那些虽然特别明显,但依然无法引起人们重视的潜在的规律。鼠疫或许是一个隐喻,暗指命运中无处不在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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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荒诞和恐惧,生命可以脆弱不堪,也可沉默以对,或缠斗不休、自我救赎。那些真实且鲜活存在着的人里,大概是有加缪、柴静这两个名字的吧

加缪的作品属于上帝视角,俯瞰着人间和社会。那些无名集合体的喜怒哀乐之于加缪,是一种值得观察的现象,细致地加以分析,但吝于主观揣度。这里有一种当代新闻人的职业态度,客观呈现而不妄加置评。当然思想家都有一种直击本质的语言习惯,这不能怪罪。在小说开头对奥兰市的描绘里,用到了“丑陋”,“自以为是的平静”,“市民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赚钱、挥霍余生”,“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总之就是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物欲和肉欲直至生命终结。在鼠疫这场灾难里,从初见端倪人们的麻木与怠慢,到席卷全城后的猝不及防,盲目绝望、逆来顺受,到最后鼠疫悄然离去的心有余悸,最后的集体狂欢。加缪的手法一直在以客观的角度,冷眼旁观着人们对命运的麻木和怠于思考。鼠疫的先兆—老鼠的大量死亡,仿佛暗示了生活中,那些虽然特别明显,但依然无法引起人们重视的潜在的规律。鼠疫或许是一个隐喻,暗指命运中无处不在的灾难和危机,它们并非没有先兆,并非不可避免或逆来顺受,而是可以预防,加以阻击,并且最终战胜的。当然,加缪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他就不是加缪了。在更多的篇幅里,加缪把鼠疫作为一种不可抗力的灾难本身,去描写人们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境下,做出了什么样的被动反应和主动选择。作为文学作品本身,加缪的写法是不谄媚的,他更希望营造一种客观的场景,让读者体会一种处于白色恐怖中的“窒息感”。

在这里想起柴静在她2013年出版的书-《看见》里的第二章:《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里,对08年北京非典时期亲身去隔离区采访的记述。里面有一些段落对我很有触动,在这里分享:

“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 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柴静在后面说,那时候她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柴静后来在洗头的时候摸到自己脖子上的血管,感觉那就是最原始的东西,“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加缪也许是通过半虚构描绘出来的恐惧,而柴静是切身经历了恐惧,那种给生命带来随机的、毁灭性打击的无形力量,言语和挣扎在它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活着变成了一种最原始的状态,活着就是活着。所有欲望被这一种欲望取代,尊严回到了它还没有被发明的阶段。

有人认为加缪表达的是人道主义,因为整个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里厄医生,既是一个脱离了集体无意识的人,比如加缪在描绘里厄罕有的心理活动时这样写道:“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友好接触,人类温情的需要。这是愚蠢的本能,里厄告诉自己。”;又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他奔波于城里的病患家庭和政府决策会议之间,试图拯救患者、以及安慰那些陷入恐慌的脆弱的人们。个人倒是觉得,正因为里厄医生没有陷入一种竭嘶底里,他身体里流淌着的那种,平静地接受命运的、柔软的坚韧,才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也许我们也可以借用柴静的话: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以此来解释里厄的行为或许非常合理,但个人认为这只是一定比率上的合理。因为还有一个词叫做职业道德,或者职业惯性。就像柴静说,将来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记者不能因为危及自身安全就放弃报道真实,就像医生不能因为有传染的可能性就放弃接触病人。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小说中那些人性光辉闪耀的时刻,也就是说,那些“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也被加缪白描了进去。那些人物,如循规蹈矩但以文学创作为怯懦理想的公务员、或灾难面前只想用幻觉式的自我救赎逃出城去的鲁莽记者、或信仰笃定慈悲为怀的神父、甚至时刻自律反思与怜悯的“圣人”塔鲁,都在这场瘟疫中多少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变化。加缪在这里并不是想强调什么,而是在环境与人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切入点:人在达到一定量级的震撼面前,是会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的。当然,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走向了一种倾向于光明的自我救赎之路。科塔尔看似是一个例外,所以鼠疫看似从客观拯救了他的生命,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对他的救赎。那段时间只是加重和延长了他内心潜在的恐惧而已,也放纵了他之于自己的罪孽。短暂的生命喘息和资本积累,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内心上的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最后写到:“所有在鼠疫中死去的男男女女,死去或是有罪的,都被遗忘了。但是鼠疫杆菌决不会完全死亡或消失……它们潜伏者,等候冥冥之中的指令或人类的不幸,唤醒它的鼠群,送它们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播撒死亡。”我们可以说加缪是承认希望和乐观的,但他更是冷静的,他否定盲目的乐观。我想他是看到的,那种客观的灾难和平庸的恶绝不会消失,它潜伏在个体的本能和群体的非理性沉默中。在一个并没有解释的时间点,它会反复出现反噬人类自身。所谓自我毁灭和救赎,预见是和麻木相对立的一种,但也不可幸免,甚至更为悲壮。

写到这里,音响里播放的是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曲名看似消沉,但乐曲中交替出现的那些轻快而明亮的节拍,一支骄傲得发亮的长笛在那节奏之中兀自流转,带我进入了小提琴齐舞的优雅与和谐之中,这和谐中竟还裹挟着万钧之力,敲击着我蒙昧的内心。乐曲虽以深邃沉郁的色彩开头和结尾,但西贝柳斯仿佛在对我们说,人间本就是一场命运更迭的戏剧,我们有权利在任意的时间点里跟随剧情陷入一种情绪或思维里,但如果因为惯性而脱离了悬置的活跃状态,便失去了生命本来应有的那些可能性,也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面对荒诞和恐惧,生命可以脆弱不堪,也可沉默以对,或缠斗不休、自我救赎。那些真实且鲜活存在着的人里,大概是有加缪、柴静这两个名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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