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不畏过去,念于将来”的哲学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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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这本书,尤其是读了大量宋明诸子的原典之后,与以前囫囵吞枣读下去不同,对蒙培元先生“路转粉”了。

中国哲学研究的现代历史众所周知,经历过最初冯友兰、胡适格义连类式的解读,也掺杂了进化论和普遍性逻辑思考的影响(这一点至今还在产生影响),也经历了对马列主义的削足适履,唯心唯物之利刃宰割,八九十年代的哲学史写作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以及对未来有独特的希冀方式。与我们今天自由而零散,狭隘而深刻的哲学史写作大不相同。

一方面,像张岂之、侯外庐、邱汉生等人没办法摆脱他们所处时代思想环境的熏染,思想脉络的延续,他们对于宋明理学的解读仍然是在唯物—唯心、精神—物质、宇宙论—本体论框架里纠缠。

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摆脱“马列”一元评价体系的桎梏,冯友兰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都有这方面的努力。前者将已经放弃的立场,社会哲学方面进化论色彩也好,纯哲学的实在论立场也好,都一股脑又回来了,与马列评价体系混熔一炉;后者则回归中国哲学本身,更关注体—用、形上—形下框架体系。当然所谓的“范畴体系”这样概念的使用不能摆脱中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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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这本书,尤其是读了大量宋明诸子的原典之后,与以前囫囵吞枣读下去不同,对蒙培元先生“路转粉”了。

中国哲学研究的现代历史众所周知,经历过最初冯友兰、胡适格义连类式的解读,也掺杂了进化论和普遍性逻辑思考的影响(这一点至今还在产生影响),也经历了对马列主义的削足适履,唯心唯物之利刃宰割,八九十年代的哲学史写作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以及对未来有独特的希冀方式。与我们今天自由而零散,狭隘而深刻的哲学史写作大不相同。

一方面,像张岂之、侯外庐、邱汉生等人没办法摆脱他们所处时代思想环境的熏染,思想脉络的延续,他们对于宋明理学的解读仍然是在唯物—唯心、精神—物质、宇宙论—本体论框架里纠缠。

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摆脱“马列”一元评价体系的桎梏,冯友兰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都有这方面的努力。前者将已经放弃的立场,社会哲学方面进化论色彩也好,纯哲学的实在论立场也好,都一股脑又回来了,与马列评价体系混熔一炉;后者则回归中国哲学本身,更关注体—用、形上—形下框架体系。当然所谓的“范畴体系”这样概念的使用不能摆脱中西哲学对话大背景的影响,毕竟通过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表达体系的引入,使中国哲学本身的思考空间进一步扩大,也开始展现一些思想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因此要清楚借用西方哲学的一些分析方式不可以因噎废食。只是小心应对不要再产生像马列主义评价体系的引入导致的思想割裂、矛盾之弊就好了。

两位哲学史家其实提供了不同的重新诠释中国哲学的可能性,但他们有两点却是相同的,一是对于固有评价传统恢复了不盲从和独立思考的态度,不在削足适履;二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割裂这样的传统,即使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合时宜。其实每个人都会在诠释文本的时候自觉进入一个谱系,接受它的传统同时在这个传统中进行颠覆创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提供了更多元的诠释谱系,更丰富的立场,更独立的选择权利,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苛责前辈,有“刻舟求剑”之蔽。

哲学家的伟大在于他们以更深刻的思想,更系统的表达整个世界,哲学史家的伟大则在于透视这种体系,不管是直觉的,还是思辨得来的。比如在书中对于“理一分殊”的分辨:

第一步,将“理一分殊”纳入“形上—形下”、“体—用”的朱子式表达,将之还原为“理(太极)”与“物”的关系;

第二步,进一步引申出“太极”与“物理”的关系,对于整体和部分、一般与个别两种解读做出辨析;

第三步,在具体物形成的过程中,分析“理弱气强”,为何从最开始的“有许多理,故有许多气”转变为“有许多气,故有许多理”,从而陷于矛盾;

第四步,试图分析“太极”—“物”这一形上形下阐释框架是否与“物理”—“物”的解释框架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太极是众理之和,还是最一般的“理”,太极是最终极超越的“理”与所谓的“统体一太极”关系疑难。可谓条分缕析,但又并不刻意撕裂朱子的哲学体系,体现一种难能的冷静的温情。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更能作为对未来哲学史工作者的榜样了,我把这良苦用心当做他“念于将来”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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