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考 古史考 7.2分

[转载]《古史考》编者万言访谈录 | 一部绝版史学文集背后的恩怨情仇:反击“走出疑古”,“十三批判”炮轰李学勤,批驳夏商周断代工程

万里一空
中国图书网淘书团栏目的九卷本《古史考》以高冷的形象示人。事实上,这一大部头的史学论文集不只是一部绝版书那样简单,它背后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作为此书的实际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忆往昔,看今朝,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提要:
——编辑《古史考》的时候,李学勤还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压力可想而知。书出版之后,研究所的人很担心,劝我做好被辞职的准备。我的结果还不错,居然在历史所存活了下来,当然从此被目为单位的刺头。

——编辑《古史考》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一听说有批评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负责任人的内容,都吓坏了。还是南方比较开放,非常感谢海南出版社通过了审稿。

——现在学术界有权势的老贼加上依附老贼的新贼,巧立名目,套取大量学术经费。他们即使退下来,仍然担任各种评委,不少人同时是学术期刊的编委。如果你想在学术圈混饭吃,你得发表论文吧,你得评职称吧,你得申请课题吧,都绕不过老贼和新贼。

——在《古史考》中,我将李学勤几十年如一日批死人整活人总结为“十三批判”,都有文字依据,而且大多数是李本人发表在《文物》、《考古》等权威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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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网淘书团栏目的九卷本《古史考》以高冷的形象示人。事实上,这一大部头的史学论文集不只是一部绝版书那样简单,它背后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作为此书的实际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忆往昔,看今朝,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提要:
——编辑《古史考》的时候,李学勤还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压力可想而知。书出版之后,研究所的人很担心,劝我做好被辞职的准备。我的结果还不错,居然在历史所存活了下来,当然从此被目为单位的刺头。

——编辑《古史考》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一听说有批评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负责任人的内容,都吓坏了。还是南方比较开放,非常感谢海南出版社通过了审稿。

——现在学术界有权势的老贼加上依附老贼的新贼,巧立名目,套取大量学术经费。他们即使退下来,仍然担任各种评委,不少人同时是学术期刊的编委。如果你想在学术圈混饭吃,你得发表论文吧,你得评职称吧,你得申请课题吧,都绕不过老贼和新贼。

——在《古史考》中,我将李学勤几十年如一日批死人整活人总结为“十三批判”,都有文字依据,而且大多数是李本人发表在《文物》、《考古》等权威杂志的,不仅没有夸大,而且挂一漏万。

——有一位李学勤的同龄人来信说,你捍卫顾颉刚先生就是捍卫学术的纯洁性。另外一位李学勤的同龄人(至今未谋面)赠书,在扉页写道:“我们老了,有您这样的人在,乌烟瘴气的中国学术界兴许还有点希望。”

    吴锐,1967年生,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06年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上古史、中国思想史。主要成果:专著《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中国思想的起源》(三卷)和汇编著作《古史考》九卷,另有《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等著作多种,主编的《中国古典学》已出版第一卷、第二卷。从1991年至2012年发表《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甲骨文金文“‘天’字族群”假说》、《“禹是一条虫”再研究》、《试论中国古典学和四夷古典学》等论文60多篇。目前正在点校《石龙集》、《西园先生遗书》、《明伦大典》。

    中国图书网:当年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要编《古史考》这部书?书名是否有向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致敬的意味?
    吴锐:1994年,我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同时给杨向奎先生当助手。杨先生虽然已经84岁高龄,但身体极佳,声如洪钟,思维敏捷。以前我学的是侯外庐那一套中国思想史,因此来到历史所就分配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由于杨先生的影响,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国上古史,其次是经学。杨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
    杨先生学出顾颉刚一门,1950年加入共产党,在教授中很罕见。杨先生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持史学界的是尹达,恰恰也是整顾颉刚最狠的人。杨先生是党员,自然要接受尹达的差遣,因此与他的顾老师渐行渐远。顾先生在日记中将杨先生形容为忘恩负义的小人。在这种尴尬的形势下,杨先生对我说:“我们自创新派。”杨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好,你既然不喜欢我,我也不沾古史辨学派的光。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杨先生对顾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他很看不起那些当年批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后来又抛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投机分子。
在进入历史所之前,我与刘起釪先生和王煦华先生已经有通信联系。刘先生的疑古立场有所退却,只有王先生是最坚定的。杨先生则已经声明不属于古史辨派。三位先生是顾颉刚先生早中晚期的学生,对我影响很大。古史辨派的学术体系很庞大,要不是三位先生耳提面命,初学者很难快速入门。
刘起釪先生和王煦华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宗教徒,为了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放弃了自己的一切,王先生最终仅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退休。刘先生晚年孤身一人生活了几十年,很早就耳聋,我和他只能找边边角角的纸,进行笔谈。有一次我去他家,碰巧保姆出门办事去了,明明看见刘先生在伏案写书,无论怎么敲窗户,刘先生都听不见。等了一个多小时,保姆还没回来,我又要到幼儿园接孩子,只好先走。回家想起刘先生的孤独清苦,大哭了一场。刘先生晚年困居南京托老所,在国家有关领导几次批示之后,历史所顶不住了,专门开了一次会,要我提出整理刘先生著作的计划,经费优先支持。我说不要整理了,整理出来也是养肥超星那样的盗版公司,还有那些急于评职称、混学问的,有几个不是在找盗版?现在的基础研究已经被逼到绝路。
    2000年,我感觉古史辨运动快80年了,有必要编一套书,以民族、宗教等具体问题为主题,一个主题编一本,收入正反双方不同意见。这年杨先生去世,他没完成的《百年学案》只好由我和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收拾残局。
    9月,何龄修先生告诉我,历史所书记、所长、副所长、科研处长都找他,说我为“20世纪著名学者学案”写的《钱玄同学案》有驳斥李学勤的内容,需改。我改至三稿,将李学勤的名字都隐去,但研究所仍不满意,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最后由辛德勇、林甘泉、李斌成三人找我谈话。
    辛德勇说,为一篇文章召集学术委员讨论,在本所还是第一次。林甘泉的意思与辛不同,说是体例不协调,即反驳“走出疑古”的太多而钱玄同本身的学术写得太少,有借题发挥之嫌。他说我反驳廖名春的那些很对。
    鉴于不知改到什么程度才能使研究所满意,我决定退出。何龄修先生劝我:“顾先生死了那么多年了,他的子女都不管这些,你为什么要出头?”我说,钱玄同先生号“疑古”,现在有人要走出疑古,我作一评论,一点也不跑题;钱学生曾留学日本,而近年有人提出顾先生的疑古思想来自鼓吹侵略中国的白鸟库吉,钱先生是中介。还有人提出新文化运动是极端的反传统主义,疑古思想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超过了十年浩劫和批林批孔。上述三种提法就在社科院,而我1994年写《钱玄同评传》时这些提法还未出现或不明朗,现在岂能不评?研究所说,未经所审定的课题书稿,不得拿出去出版,我说该课题向所里申请出版补贴,所里一分钱不给,还要干涉出版,太过分了。此事大大刺激我,激发我自己编书。当时没有一分钱经费,对编几本书心里没有底,后来考虑用《中国古典学》作书名,《古史考》第五卷就定名为《古典学批判》。
    2003年正月初二(2月2日),我给王煦华先生拜年。王先生说,你编的书应当根据时代区分,干脆叫《古史辨》第二辑、第三辑,把白鸟库吉、童书业、全汉昇、贺昌群等1949年以前的文章去掉,专收1949-2000的文章,作为《古史辨》第二辑,2001年以后的作为《古史辨》第三辑,1949年前已出的《古史辨》第一至七册作为第一辑,这样各辑时代分明,还可以不断往各辑加东西。《古史辨》第八册早已列入计划,一直没有实施。征求顾先生家属的意见,得到同意。顾先生家属也看过封面和一部分校样。《古史辨》第二辑第六册《帝系的偶像》是纪念顾先生的,放有顾先生的照片,等到书出版之后家属又不同意了,说是样会砸《古史辨》的牌子,给《古史辨》抹黑,帮倒忙,尤其是在目前对《古史辨》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这套书以《古史考》之名出版,第六卷改为纪念王献唐先生。
    《古史考》这个书名古人用过,现在再用,是不太妥当的,还是《中国古典学》比较好。我后来用《中国古典学》这个书名编了两本书,今后还打算编。
    《古史考》这个书名当然也没有向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致敬的意味。很多人猜测这套书是顾先生家属暗中支持的,其实恰恰相反。可见即使在浅层次方面,疑古也是需要的。

    中国图书网:当年《古史考》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压力、阻力?又是如何克服的?据说野夫先生当时提供了很大帮助,可以谈一谈吗?
    《古史考》出版后,受到了哪些压力?据网上的消息,时至今日有关方面仍在对您施加压力,您的新书《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在出版过程中就遭遇了波折。
    吴锐:编辑《古史考》的时候,李学勤还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压力可想而知。书出版之后,研究所的人很担心,劝我做好被辞职的准备。当时所内一位姓于的女士实名举报李学勤利用夏商周断代工程贪污,被下岗了。我的结果还不错,居然在历史所存活了下来,当然从此被目为单位的刺头,这是其一。
    其二,就在我编《古史考》的过程中,单位分房,我排队多年的一套房子眼看就要到手,历史所临时出台一个不利于我的政策,我到社科院告他们,告赢了,历史所真是恼羞成怒。
    其三,接着我组织400专家告超星盗版。超星扫描的书主要来自社科院和国防大学,在社科院的官方网站和可以看到社科院与超星合作十条生产线的新闻。超星在社科院各个下属单位培养了代理人,告超星等于告他们。
    最后是刘起釪先生穷困潦倒住在南京,《金陵晚报》对此连续报道,轰动全国,有关领导几次批示,历史所迁怒于我,认为是我爆料,实则《金陵晚报》很给面子,在报道之前把稿子传给历史所的书记,请历史所提意见,历史所认为没问题,报社才发表。
    关于我的新书《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中国社科院从2012年开始搞创新工程,科研经费和出版经费大增,我问了社科院管出版的,说是各研究所的头头脑脑以及社科院的学部委员都出书了,申请社科院文库的人并不多,程序是各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投票表决。
    我从2013年1月开始向历史所申请,科研处第一句就问有没有牵涉老先生是非的文字,当然指的是李学勤。5月对我说,问过学术委员,觉得题目太大,实则学术委员根本没有开会。6月与所长谈,他说要找所外的人看看,我马上意识到他会找李学勤一伙的人。因为按照社科院文库的程序,是不需要外单位评审的。历史所这样节外生枝是违背上级制定的程序规则的。而且历史所是专门的古代史研究机构,如果连一部古代史的书稿都审查不了,还有脸面存活吗?
    果然,8月20日,在学术委员投票之前,历史所宣读了一篇对我的书的评价,批得一塌糊涂,也不给我答疑的机会。接着在所长的引导下投票,非常顺利地遭否决。后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也需要历史所盖章,这次历史所不敢不盖章,因为有关部门下发有文件,要求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支持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幸好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经费是20万元,8万元给我做研究,12万元给出版社。有人向我祝贺,说这等于狠狠地抽了历史所的耳光。
     编辑《古史考》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一听说有批评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负责任人的内容,都吓坏了。还是南方比较开放,非常感谢海南出版社通过了审稿。
    其次是经费困难。湖北民族学院提供了一部分。出版社负责《古史考》的责任编辑野夫先生就是这个学校的新三届高才生。其他热心人提供了一部分,勉强凑齐了。《古史考》是与湖北民族学院合作的产物,王新勇先生出力很大。

    中国图书网:网上有人说,《古史考》的知名度“小到暴”。此书出版后,海内外对其学术价值有何评价?台湾出版的《后古史辨时代之中国古典学》是否就是这部书的选本?您认为这部书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锐:《古史考》出版之后,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争相传阅,尤其是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九卷。据海淀图书城讲,有个老头经常到书店翻这套书,最后分几次将9大本书全部偷走。超星也迫不及待地盗版了这套书。
    台湾唐山出版社《后古史辨时代之中国古典学》是《古史考》的选本,除了序言,没有增加新东西。有人试着在网上卖几本,但通不过审查。
    《古史考》的价值:一是沉重打击了学术界的腐败风气。
     现在学术界最有权势的,就是像李学勤这类七老八十的老贼,加上依附老贼的新贼。他们巧立名目,套取了大量学术经费。他们即使退下来以后,仍然担任各种评委,不少人同时是学术期刊的编委。他们互相吹捧,互不拆台。如果你想在学术圈混饭吃,你得发表论文吧,你得评职称吧,你得申请课题吧,都绕不过老贼和新贼。
     我们研究所的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曾指出一位清史专家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错误百出。这位专家气急败坏地说休想封杀此书,实际王先生一介草民,哪一本书也封杀不了。这位清史专家正领导着国家投资7亿多元的盛世修史的清史工程,《中国通史》(彩图版)作为普及品显然只是盛世修史的一个插曲。此书动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编写,获得国家图书奖,果然推动出15万册的销量,香港、韩国还购买了版权。如果让海内外的人都以为“中国史学会”代表了中国的史学家、而“中国史学会”编写的这套大书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那么如何树立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每一位炎黄子孙”又如何从此书中“得到信心与力量”?(见该书前言)
    李学勤领导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利用全国各地开发旅游的机会,到处骗吃骗喝。他们帮助地方站台的那些历史早已被古史辨派判定为伪史,这也是李学勤一定要灭古史辨派的原因之一。受不了清贫的人只好各找门路,社科院哲学所郑家栋大概就属于那种在体制内捞不到好处就向外发展的草根学者。
    《古史考》出版之后,有学者来信说:“十分钦佩您真诚探讨学术、勇于揭穿那些貌似学术权威和以探讨学术为名而实为功名利禄熏心的人的真面目的勇气。”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部书“具划时代之意义”。大概是因为从来没人敢指着老贼的鼻子,揭发他们的丑恶面目并要求他们忏悔道歉。
    有一位李学勤的同龄人来信说,你捍卫顾颉刚先生就是捍卫学术的纯洁性。另外一位李学勤的同龄人(至今未谋面)赠书,在扉页写道:“我们老了,有您这样的人在,乌烟瘴气的中国学术界兴许还有点希望。”
    二是推出了一批长期遭受打压的学术成果。
    “走出疑古时代”本来是李学勤私人提出的口号,后来某高官的讲话稿引用了,李学勤发挥其运动家的特长,打擦边球,连外国学者都注意到它成为了国家的口号,因此反对李学勤就等于反对国家,这从历史学界波及到考古学界。考古界有人到河南出差,河南有人说:谁反对断代工程就是反对中央。《古史考》义无反顾地打假,第九卷就是全面反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如今,烂尾的断代工程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笑料,他们信誓旦旦要推出的所谓“繁本报告”至今没有踪影,当然永远不会完成,只是运动家的惯技。《古史考》不仅推出了为古史辨派辩诬的历史学论文,而且还推出了受断代工程打压的考古学论文,伸张了正义,大快人心。
    三是提出了一些重大学术方向
    《古史考》是专题论文集,是用首次发表的论文带动已经发表的论文。例如第六卷以民族问题为中心,重头文章是顾颉刚先生遗稿《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写于20世纪60年代,长达8.8万字,一直未能发表。我求助于考古学前辈石兴邦先生,首次发表在陕西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史前研究》2000年辑,《史前研究》是以书代刊,后来也被砍掉了,此文收入《古史考》第六卷后才逐渐被人了解。尽管《诗经》里已经出现“玄鸟”,甲骨文也有,但“鸟夷”等于古史界,还是新闻,李学勤认为应该写作“岛夷”,甚至张冠李戴地把汉朝的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暴露其古典学根基薄弱。还有第八卷的神守、社稷守,不信你去采访10个古代史教授,没人知道。
    古史辨运动之所以能形成一场运动,在于它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这一理论其实不能简单地用“疑古”二字概括。《古史考》还提不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因而形不成“古史考运动”。可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袭前人之成业,占时代之优势,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将来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也未必不可能。

    中国图书网:有网友不理解《古史考》前四卷为什么要收入那么多陈旧的批胡适文章。我的理解是,这是“正面文章反面做”,用批胡适者的文章来展示当年批胡适多么可笑。请问转录这么多批胡适文章的真正考虑是什么?
    吴锐:“古史辨运动八十年”是我向历史所申请的课题,《古史考》算是部分成果,后来修订《古史辨》七册也是因为这个课题(2005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横排繁体修订版)。古史辨运动的中心人物是顾颉刚先生,引路人是胡适、钱玄同,杨向奎先生曾经参与其中,刘起釪先生完成了顾先生的研究计划。同时,古史辨运动被公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古史考》第一至四卷纪念胡适,第五卷纪念钱玄同,第七卷纪念陈独秀,第八卷纪念杨向奎先生,第九卷为刘起釪先生祝寿。第六卷本来是纪念顾先生的,后来改为纪念王献唐先生(王先生的全集也是我促成出版的)。第八卷因为杨先生家庭矛盾严重,涉及肖像权,连照片都没敢放。
    当我为《古史考》第一至四卷征求著作人授权时,有的人认为是故意出他们的丑,如北大田余庆教授就不同意再转载他多年前批胡适的文章。像任继愈老前辈则非常支持。哲学史界的老寿星李锦全前辈说编得好,不耻下问,到北京开会时专门找我,后来又从广州寄来他的著作。前几年中山大学为前辈编辑祝寿论文集,还邀请我写文章。

    中国图书网:对于《古史考》批李学勤的部分,有网友认为,学术之争不必演变为意气之争,而且书中涉及李学勤的一些材料有夸大其辞之嫌。那么,是否存在“意气之争”?是否确有夸大其辞?
    编辑出版《古史考》时,李学勤已是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当时是否考虑过法律诉讼的风险?书出版后,李学勤一方的反应如何?
    有观点认为,当今社会,做学术研究离不开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支持。有的学者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自己所在的机构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这无可厚非。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吴锐:因为至今还没有像《古史考》那样痛快淋漓为顾颉刚辩诬的,这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我是古史辨派的代言人,引起有关权利人的愤怒,要我写保证书,大致说不能用类似“古史辨”这三个字编书,不能替古史辨代言。保证书我真写了,《古史考》本来是替先哲打抱不平的,没有想到去沾光,而且近二十年,古史辨派被批得狗血淋头,绝不会还有什么商机可言。
最可怜的是刘起釪先生,他在阴暗的房子里写就《尚书校释译论》,完成老师顾先生的研究计划,2003年给我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像托孤似的,要我扛起古史辨派的大旗。这让我非常为难。学术是薪火相传,学术先辈应当弘扬,但先辈的后代都不好打交道。
刘先生去世之后,我去南京,在刘先生女儿家举行了简单的追思会,由我宣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先生的唁电,其中谈到学脉学统问题:“刘起釪先生生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长则工于文章,后为顾颉刚先生高足,沉潜于文献,出入乎古史,学问愈趋精博,斐然自成一家。自1975年先生调入我院历史研究所以来,为古史辨派续开新篇,乃《尚书》学之当代巨擘,一身而系多个领域的学脉学统,其学其人,为海内外同仁共相推重久矣。而今先生忽焉辞世,非惟学界失一砥柱,我院失一大师,我本人亦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思之及此,岂不痛哉!”王院长在唁电最后,希望社科院有人完成刘先生的未竟之业:“哲人萎兮,其德不衰。刘起釪先生毕生的名山事业,必将与山河同在,永垂不朽!刘起釪先生未竟的遗志弘愿,尚待我辈同心同德,发扬光大。值此哀痛悲悼之际,深愿先生的后辈弟子和我院全体同仁,思先生之德泽,知任重而道远,以坚忍不拔的学术坚持,诚恳笃实的学术态度和勇猛精进的学术创新,来永久地纪念先生,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在现在的商业社会,大家互相猜忌:如果这件事对你没利,你怎么可能去做?于是为了自己的清白,只好不做事。古史辨派的荣誉与我无关,古史辨派与其他人的恩怨情仇也与我无关。我非古史辨派,所以和李学勤不存在意气之争。
    《古史考》面世后,故宫博物院林小安先生称我是“打狗队队长”。当然,大家都明白,要挽救贪腐的学风,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古史考》编完之后就完了,作者之间没有聚会过,没有形成自己的圈子。1999年家里才装电话,使用手机更晚,去年老家的人要看病发片子才注册微信,已经觉得够烦。总之我不属于李学勤那种从小热衷上蹿下跳的人。
    而且我曾经报考过李学勤的研究生,后来读了他起家的那些文章,感觉这个人太阴险,气质猥琐,不愿认贼作父,就放弃了。在《古史考》中,我将他几十年如一日批死人整活人总结为“十三批判”,都有文字依据,而且大多数是李本人发表在《文物》、《考古》等权威杂志的,不仅没有夸大,而且挂一漏万。否则以李的能量,他一定很想起诉,但一定也咨询过律师,肯定告不赢,不然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另外,他主持的几千万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搞成那个样子,用北京话说,只好继续装孙子,哪敢起诉。
    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李学勤至今不透露,他们内部的人告诉我是3000多万元。大家可以到国家社科基金网站查询,3000万元估计相当于断代工程前10年国家社科基金的总和。而且参加工程的那些人各自找自己的单位邀功请赏,又套取了大笔配套经费。假如这些巨款掌握在顾颉刚、傅斯年那种心胸宽广、容纳异己、扶持后进的学术领袖手中,是能出很多成果的。但掌握在李学勤这种老运动家手里,就成为兜售“走出疑古”私货的工具。
    考古学前辈邹衡是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21位首席科学家(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狗仗人势的恐吓气氛)之一,目睹了所谓的断代工程不过是把每个人以前的东西改头换面一下交差,连最重要的武王伐纣年代“1046”都是抄的外国人的。他多次要求退出,也拒绝出席最终的成果发布会。他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专门到我办公室,嘱咐我一定要告诉世人,他与断代工程无关,也不替李学勤背黑锅。

    中国图书网:《古史考》第九卷收入的20多篇文章质疑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结项后,官方再也不提此事。您如何评价这一工程?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这一工程有何经验、教训?
    吴锐:应当追究李学勤的刑事责任,正像我们一直在追究超星盗版的刑事责任一样。否则干坏事得不到报应,天理何在?
    目前李学勤正在用来路不明的“清华简”转移视线,又暴露出他的无赖性格。1995年他在《中国文物报》撰文说,根据文物,秦人发祥于西方。十多年后,他又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说秦人发祥于东方,根据的也是文物。等到“清华简”出来,他又吹“清华简”首次解密了秦人发祥于东方,闭口不谈顾颉刚早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更要隐瞒他在1995年是如何用文物打人的。我本来不想再谈古史辨派了,考古所老所长徐萍芳先生约我为《燕京学报》写一篇关于顾先生的专文,我谢绝了。欧洲的《当代中国思想》英文杂志约我编一本古史辨派的专辑,我也谢绝了。但是看到李学勤这种无赖行径,还是拍案而起,两次在报纸上著文揭露这种无赖行为,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单位体检,好几位退休的向我祝贺,他们说:看疑古派的文章就是比看别的派别的文章解气,你文如其人。

    中国图书网:有人在网上指称您是“疑古派余孽”。疑古派的学术价值何在?很多人认为疑古派已经被边缘化。近年疑古派的学术地位、学术成果如何?
    吴锐:我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读的研究生,那是侯外庐学派大本营。《古史考》出版之后,侯派的人就困惑了:“李学勤是你师叔,你怎么能以晚辈的身份清理门户呢?”我想这下完了,好在我人微言轻,你们将我剔出侯派不就得了。幸好侯派都知道李学勤是个大滑头,也烦他,而且侯派的正宗是思想史,李学勤也不是正经的侯派,也就没有为难我。我自己也知趣,从1992年毕业之后再也不敢踏入西北大学半步。
    其实李学勤根本就不是侯派。因为侯外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只是顺杆爬。最初侯外庐把李学勤作为临时工引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为他查资料,侯派人士多次告诉我,李学勤写过很多大字报揭发侯外庐,其中一张,侯外庐写诗“列宁山上拜伊人”,李学勤说拜的就是赫鲁晓夫。我在《三反分子侯外庐材料选编》第28-29页找到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是这样揭发的:
    1961年,侯外庐送给五组编中国哲学简史的四人每人一幅他写的诗,除“牡丹魂”那一首外,现已查明,送给林英的一张是这样的诗:
登高夜瞰雪里容,缭绕物华织天心。
梨花娇散星河舞,漫醉东风拜伊人。
     他在诗跋中说,这是他1958年冬天在莫斯科列宁山上观看莫斯科雪夜的诗。
    冬天雪夜,哪里来的东风?显然“东风”是一个政治用语。你说“漫醉东风拜伊人”,拜的谁?这岂不是统治着莫斯科的赫鲁晓夫吗?第二,你在1961年末,为什么还要写这首吹嘘莫斯科“物华”的诗?究竟是何居心?
从你这首诗也可以看穿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没有见过大字报的,可以从这些文字体验一下大字报用笔杆子杀人的威力。《三反分子侯外庐材料选编》是1966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革命办公室编、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翻印的,时间是1967年5月,上面有杭州外国语学校图书馆的章。其中有几十处材料注明是“五室青年同志的揭发”。五室正是侯外庐一手创办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李学勤正是当年的“青年同志”之一。
    李学勤不仅积极揭批侯外庐,还跨室批判顾颉刚,到顾颉刚居住的干面胡同61号抄家,将顾颉刚的日记抄到历史所,编了一本顾颉刚的黑材料。李学勤在他的文章中还炫耀此事。胡厚宣先生的公子胡振宇告诉我,他家有两本,可惜由于家里的书太多,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文革结束后,李学勤在五室待不下去了,灰溜溜地去了先秦史研究室,并声称只研究形而下,不再研究形而上。等到侯外庐一死,当年的打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忆起侯外庐来。李学勤之所以能当上所长,与他的这种回忆手腕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往上爬是要看血统的,经过李学勤的一番深情回忆侯外庐,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血统仿佛就遗传给了李学勤,就表明李学勤的方向正确,具备当所长的条件。
    就学术风格而论,我确实如他们所说是疑古派,或者疑古余孽、新疑古派。但疑古的风格,古往今来都有。顾颉刚先生就说过,疑古不能自成一派。引申顾先生的意思,宋朝的疑古派不是直接继承唐朝的疑古派,他的疑古派不是直接继承宋朝的疑古派(但他也说过我的学问自宋人来)。同理,即使有我们的新疑古派,也不是直接继承顾颉刚的疑古派,因为疑古的人只是分享“疑古”这样一个立场而已。
    老运动家李学勤巧妙地利用考古发现推翻了某些历史定论,于是就兜售“走出疑古”,一大堆人捧臭脚。我在报纸上说过,疑古不是单纯量的问题,不是说你怀疑60%就是疑古派,更是一个证明的问题,你如何证明你的研究对象是真?实际比证明你的研究对象是假要难。按照李学勤的思路,多找几个例子就行了,或者像他吹嘘的二重证据法,文献和实物一印证就perfect了。如果历史学有这么简单,那只要苦干就行了。顾先生虽然既不懂外语也从未出国留学,但他的疑古理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结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不谋而合。结合其渊博的知识和登峰造极的文本分析技巧,他开创了古史辨学派,反而是批判他的人学养不够。
    学术界习惯拉帮结伙,不管是谁,把你纳入他们的学派,那真是抬举你。(还有将我纳入别的学派的,事出有因,按下不表)像我这样一贯单干的人能够在学术界存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
    “走出疑古”一派得势,疑古派当然要倒霉了。李学勤以古文字起家,对中国史本来就外行。如果李的徒子徒孙不服气,那就看看《古史考》刘起釪先生驳斥李学勤举的那些例子。他的第一批判:1959年出版的小册子《殷代地理简论》,在尚不知甲骨文“ ”(上半为木,下半为己)即“杞”、古黄河从天津入海的情况下,宣称“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拔除白旗,高举红旗”。过了三十几年,还分不清汉朝的孔安国和唐朝的孔颖达。一铲子都没挖过,还刻意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比较考古学》。毛笔都不会拿,胆敢给书法著作写序。总之把自己打扮成十项全能。
    有一天我在单位碰到退休多年的步进智先生,我问他来单位做什么,他说李学勤指导了一个韩国的博士生,写朱熹的,程度很差,李学勤找了些熟人好让学生过关。李学勤1959年第一次批朱熹,见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卷首章,这成为侯派最大败笔,后来不得不抛开李学勤,单写了《宋明理学史》来补救。“文革”快结束时,李某化名仪真,继续批林批孔批朱熹,代表作是《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发表于《文物》1974年第4期。如此往先哲头上扣屎盆子,居然成为他指导外国留学生的资本。李学勤和一大批批林批孔的干将,当年对孔子朱熹掘墓鞭尸,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为国学大师了。
    给疑古派贴上虚无主义标签,也是李学勤干的。他还说中国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露出大一统的迹象,马屁真是拍到了家。大家可以看看李学勤前几年是如何拍申维辰的马屁的,现在申维辰因贪腐坐牢了,李学勤的假道学嘴脸更加清楚了。

    中国图书网:有网友把您的新作《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称为《古史考》第十卷。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
    吴锐:此书最初叫《东亚上古史》,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形成“中国”的概念。遭历史所否决后,第一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没经验,申报的领域是中国古代史,正好被这个领域的老贼新贼逮个正着,被枪毙了。第二次申请时吸取教训,改为现名,申报的领域是民族问题研究,评委大概不太反感顾颉刚,一举通过。
    《古史考》第六卷的主题叫《帝系的偶像》。十年之后,终于出版了这本《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看作《古史考》第十卷也可以。按我的要求出的繁体字版,因为港澳台及外国汉学家不习惯简体字。以前我就讲过,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根本分歧就是帝系。
     “帝系”一词出自战国《世本》。“帝”不是秦汉以后的皇帝,而是古人心目中比“王”更神圣的圣王,半人半神。《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例如,东方庞大的族群以鸟为图腾,他们崇拜的帝是是少昊(又经常写成少曍、少皞),少昊是太阳神。建立商、秦的就是鸟夷族。再如南方楚族心目中的帝是祝融,其形象好比是火神。集结在祝融这个大帝之下的族群就成为楚族。因此帝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族系。古人极其重视世系。楚国的太子从小学习《世》,见于《国语》。屈原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高阳就是一种帝系。到了战国的时候,有人把不同来源的帝系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编成《世本》,此书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大戴礼记》是以西汉礼学家戴德命名的礼学汇编,其中保留有一篇《帝系》,还有一篇《帝系姓》,就是经过战国以来不断改造过的帝系。例如帝喾是商族的祖先,商族与周族是世仇,可是《大戴礼记•帝系》说:“帝喾元妃曰姜嫄,生后稷。”后稷是周族的祖先。也就是说把两个敌对民族都说成是同一个祖先帝喾的后代。《大戴礼记》帝系的特色就是把夏、商、周三个不同的民族说成是同源的,最终又可以上溯到黄帝,可以概括为三代同源、黄帝一元。
    李学勤说:“《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所谓“子虚杜撰”当然是诬陷,实际是疑古辨伪。辨伪不完全是打假,因为“伪”这个字还有人为的意思。
    2014年,我向某学术杂志投出一篇稿子《论夏舞与夏朝、夏族无关》,收到的审稿意见是:
    此稿首先是在否定夏代或夏朝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讨论“夏舞”的含义问题,立足点就存在很大问题。当然海外学者对夏代、夏王朝存在与否是有疑问的,但还没有完全否定。但此文是在疑古学者顾颉刚等人的观点上进一步发展。论文说“锁定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然而最近几年测定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前1530年之间,明显不是最早的夏文化。现在很多人迷信考古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因而是最可信的,考古学家也以此沾沾自喜,其实他们很容易受古书的误导。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解说历史,热衷托古”,可以说作者认为古文献不可信,考古资料也不可信(二里头文化虽然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但大致在夏代的时间段里学术界还是承认的)!那还有什么是可信的?这种极端疑古的精神虽然可嘉,但比过去疑古学者走得更远,更偏!我认为是不妥的。
    经过运动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顾颉刚的标签就是“疑古”,简直成了麻风病人,挨不得,谁挨谁倒霉。我在想,中国古代史如何才能摆脱老贼和新贼的控制呢?这是我在写作下一部《疑海东亚史》第一卷思考的问题。
    《古史辨》、《禹贡》都是顾颉刚他们当年找人凑钱印刷的。现在自己印书完全不可能,而且盗版太猖獗,我点校了3本古书到现在还压在手里,如果要出版还得去找钱。一旦出版,不仅像超星那样的公司会盗,广大网络流氓也会盗。我的想法有点像傅立叶,希望有实力的公司干脆从广告经费里拿出一部分购买一些优秀的作品,放在网上让大家盗,这样作者就能安心写书。现在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那么多,连优秀的中国通史入门书都没有。假如有一家或多家公司购买十部中国通史挂在网上,太差的大家估计都懒得去盗。优胜劣汰,才是保护学术市场的方法。
    这里怀着敬意引用一下刘起釪先生在《古史考》第九卷的话:
    一个学者治学,单纯地全心全意地奔赴的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祖国解决学术问题,与其他有成就的学者一道,共同推动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永无止境地向前进。当学术取得成就后,自己内心享受成就的愉快,享受为祖国完成了一项学术事业的报偿。如果这时国家和人民给以荣誉,那是对他完成一项学术事业的奖励,自然会感到荣幸,但决不是自己原来追求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心态,是传来久远的。试看古代不少有成就的大学者,费数十年的心力完成一部巨著,总是靠门人或亲友或襄义举者出资把书刻出,自己享受的就是这部巨著的成就感。有的学者及身无力刻出,怀着对巨著的成就感离开人世,靠门人、靠亲友或义士帮助刻书于身后,留其业绩于学术界。这种例子太多了,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摆脱老贼和新贼控制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发展大众史学运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既是哲学问题,也是史学问题。现在有网络可以搜索,盗版遍地开花不缺资料。大家可以从自己的姓氏开始研究,进而扩展到自己的民族。
欲研究古代史,我的经验是最好从清朝末年的排满运动入门。当年的革命党和今天的塔利班差不多,为了排满,伪造,暗杀,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例如,伪造说黄帝是皇汉民族的祖先,来自两河流域巴比伦,向东打到帕米尔高原,继续开拓殖民地,一举征服了中国的土著人苗族,建立帝国。这一荒谬的说法在当时铺天盖地,资料多得很,《古史考》第六卷只收录了几篇。即使在排满的目的达到之后,因为有一定实用价值,一直被国民党定为不能动摇的历史观。疑古之猛如顾先生,当时也自抽耳光,写了几篇与时俱进的文章。现在李学勤等人依然拿黄帝当作进身之阶。因此我在《古史考》里大声疾呼:走出运动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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