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 孽子 8.9分

白先勇小说的“乡愁”主题的多重性意蕴

灯火平生

引言

“乡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意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显然这是就地理意义而言。白先勇的小说,主要涉及三个地理概念:大陆、台湾、美国,且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通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暗含的乡愁。日本学者山口守认为乡愁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离散的事实,二是归属意识。 简单来说,即至少要在空间上远离故乡,并对故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研究白先勇小说的论著,主要有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袁良骏的《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刘俊的《悲悯情怀》。欧阳子以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从“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三个方面解读小说集《台北人》。袁良骏评析的主要是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刘俊立足社会历史和白先勇的人生经历,指出白先勇以“情感视角”、“文化视角”、“历史——命运视角”、“道德视角”和“政治视角”等角度,探索“人”和“人的生存形态”。目前,学界对白先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大多未超出上述三部论著的框架。至于专门探讨“乡愁”主题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较有代表性的是山口守的《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华文文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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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意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显然这是就地理意义而言。白先勇的小说,主要涉及三个地理概念:大陆、台湾、美国,且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通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暗含的乡愁。日本学者山口守认为乡愁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离散的事实,二是归属意识。 简单来说,即至少要在空间上远离故乡,并对故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研究白先勇小说的论著,主要有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袁良骏的《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刘俊的《悲悯情怀》。欧阳子以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从“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三个方面解读小说集《台北人》。袁良骏评析的主要是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刘俊立足社会历史和白先勇的人生经历,指出白先勇以“情感视角”、“文化视角”、“历史——命运视角”、“道德视角”和“政治视角”等角度,探索“人”和“人的生存形态”。目前,学界对白先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大多未超出上述三部论著的框架。至于专门探讨“乡愁”主题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较有代表性的是山口守的《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和王宗法的《论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学界对乡愁的理解,显然并未局限于地理意义。山口守从空间、时间层面探讨乡愁。王宗法重点论述了“文化乡愁”,而刘俊也在《悲悯情怀》中用了大篇幅探讨“母体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

目前研究白先勇小说的乡愁的文章,往往是论述“乡愁”的某一方面,其实这样的做法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研究者没能将“乡愁”的多层次内涵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我认为是一种遗憾。此外,白先勇的小说还存在继续探索的空间。例如,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的部分篇目,以及白先勇在21世纪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学界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尝试探讨白先勇小说的“乡愁”主题的多重性意蕴,以及“乡愁”与“人”、“人的生存境况”的关系。

一、身份认同与文化乡愁

白先勇的人生轨迹,是从大陆去台湾,再从台湾去美国。因此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白先勇的“台北人故事”创作于“纽约客故事”之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白先勇于1958-1962年创作了11篇小说。这11篇小说中,故事发生地为“上海”的有2篇:《金大奶奶》(1958)、《月梦》(1960),故事发生地为“桂林”的有1篇:《玉卿嫂》(1960),故事发生地为“台北”有6篇:《我们看菊花去》(1959)、《闷雷》(1959)、《黑虹》(1960)、《藏在裤袋里的手》(1961)、《寂寞的十七岁》(1961)、《那晚的月光》(1962)。另有2篇,故事发生地不明:《小阳春》(1961)、《青春》(1961)。 为什么故事发生地为“台北”的6篇小说没有被收入小说集《台北人》?我认为,“历史”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的“历史”特指“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而这6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如家庭矛盾,与“历史”关系不大。反观《台北人》,其中的人物与“历史”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得明确一个概念:“台北人故事”,只指《台北人》。

1963年,白先勇赴美留学,首篇“纽约客故事”《芝加哥之死》发表于1964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上摩天楼去》(1964)、《安乐乡的一日》(1964)、《火岛之行》(1965)。《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1965)略迟于《火岛之行》。因此,白先勇的“纽约客故事”创作于“台北人故事”之前,即白先勇对“中国/美国”这对关系的书写要先于“大陆/台湾”这对关系。“台北人”被历史放逐,是1949年已经发生的事实;“台北人”去美国,可以视作自我放逐。“被历史放逐”和“自我放逐”处于线性时间轨迹上,但白先勇的写作是错位的。我们不妨从小说文本中找寻“错位”的缘由。

《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吴汉魂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汉魂”意味着“中国人”身份,当妓女萝娜戏称吴汉魂为“Tokyo(东京)”时,他立刻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吴汉魂还会回台北吗?母亲病逝,前女友嫁人,台北再没有什么人值得他挂念,而且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另一方面,虽然吴汉魂拿到博士学位,但他觉得芝加哥很陌生,博士学位并不能帮他融入美国社会。因此,“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芝加哥之死》可能受郁达夫的《沉沦》以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影响。吴汉魂、《沉沦》中的“我”、《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都是内心苦闷、压抑的青年人,他们皆选择投水自杀。《谪仙记》(1965)中的李彤,1946年从大陆去美国。内战爆发,李彤的父母乘船逃往台湾,却遭遇海难。李彤叱咤纽约社交圈数十年,身边的追求者从未断过,但她始终没有成家。李彤与三个姐妹离开大陆时,戏称她们是“四强(中美英俄)”,并自称“中国”。李彤虽为“中国”,却始终没有回中国,这便是一个悖论。最终她也选择投水自杀。《上摩天楼去》中,玫宝兴冲冲地从台北来纽约见姐姐玫伦,结果发现玫伦已不再弹钢琴,脑子里想的是结婚、工作、房子、社交。玫宝终于实现“上皇家大厦”的愿望,却感觉自己像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孤零零的洋娃娃”。《谪仙怨》(1969)中的黄凤仪给独居台北的母亲写信时,表明自己已经是“纽约客”,并告诉母亲不必再寄“中国罐头”。《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伟成一家是“中产阶级”,伟成积极成为“美国人”,但他的妻子依萍始终无法适应美国生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人,并想把女儿宝莉培养得和自己一样。然而,宝莉出生在美国,她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

简单来说,“纽约客”遭遇的精神困境,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作何选择,这是文化冲撞造成的身份认同问题。如果无法做出选择,便会像吴汉魂那样,找不到“落脚之地”。但是,那些决定做“美国人”的,比如玫伦、黄凤仪、伟成、宝莉,真的可以实现由“中国人”向“美国人”的转变吗?黄凤仪被一些美国人当作“日本姑娘”,在酒吧揽生意时,她又被嫖客认作“蒙古公主”。黄凤仪摆脱了“中国人”身份,却又在更大的范围里被确认为“亚裔”。在美国文化中,“亚裔” 和“中国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实际上,黄凤仪正是因为“东方神秘女郎”这一形象,才招揽到更多的美国客人。《安乐乡的一日》中,宝莉不准美国同学称她为“中国人”。孩童不一定有清晰的种族概念,可能只是通过外表判断他人的身份。宝莉确实是美国公民,但她无法改变“中国人”的体貌特征,这同样指向这些“纽约客”的身份困境。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白先勇在美国留学,遭遇身份认同问题。“文化”是“身份”的底蕴,白先勇由身份困境推及文化传统的失落。客观来讲,中国文化感性、雅致、平和、含蓄,美国文化理性、物质、功利、直露。事实是,中国落后,美国发达。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是台湾的学习对象。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弱势,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身处美国的白先勇产生了“文化乡愁”,可以说,“身份认同”和“文化乡愁”是相交织的。那么,应该去哪里找寻中国文化呢?台湾只是“台北人”的暂居地,大陆才是他们的“根”。文化亦是如此,中国文化的“根”在大陆。白先勇由“中国/美国”这对关系反推“大陆/台湾”这对关系,在小说集《台北人》中,通过对“台北人(外省人)”的描写,再度抒发“文化乡愁”。因此,尹公馆的装修和菜肴(《永远的尹雪艳》),蓝田玉唱的昆曲(《游园惊梦》),朴公看重的人情礼俗(《梁父吟》),治疗余嵚磊腿伤的针灸(《冬夜》),都有了象征意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隐喻”是《思旧赋》(1969)。李家原先过的是轰轰烈烈的日子,但这个贵族家庭终于没落了,夫人过世,少爷成了白痴,小姐跟着一个有老婆的男人私奔,男女佣人勾搭,盗走一箱玉器。李家的没落,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没落,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毁坏。

二、承载精神寄托的故乡

白先勇在《台北人》扉页写到:“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台北人》关注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人和事,如果只把它视为“文化”的隐喻,并不够全面。因为在现实层面,“台北人”对大陆的思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台北人”思恋“大陆”时,究竟在思恋什么?

王雄和卢先生分别是《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1969)和《花桥荣记》(1970)的主人公。王雄在湖南老家时,有一个童养媳小妹仔,但他被国军抽壮丁,再也没能回家。王雄在台北做佣人,对雇主的女儿丽儿百依百顺,他大概在丽儿身上看到了小妹仔的影子。卢先生本是桂林大户人家的子弟,他来台北之后,一直记挂着留在桂林的未婚妻罗家姑娘。王雄和卢先生的死亡有相似性。丽儿读中学后,开始拒绝王雄的陪伴,最后王雄跳海自杀。卢先生的香港表哥假称联络上了罗家姑娘,骗光了卢先生为结婚准备的积蓄。卢先生被骗后,找了一个粗俗的洗衣婆过日子,最后猝死。对王雄和卢先生而言,丽儿和罗家姑娘是他们精神寄托,一旦精神寄托沦为虚幻,他们的精神必然崩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雄和卢先生思恋大陆,是因为大陆承载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岁除》(1967)的主人公赖鸣升曾是国军的连长,在台湾,他只能当医院厨房的买办。除夕夜,赖鸣升醉醺醺地说“日后打回四川”。《梁父吟》(1967)中的朴公是武昌起义的元老,他和雷委员下棋,但中途睡去。被雷委员叫醒后,朴公道:“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欧阳子运用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分析《台北人》,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此方法。朴公的话听起来随意,却似乎暗藏玄机。“收拾残局”,可能是“收拾国军败退之残局”的隐喻。《梁父吟》中去世的国民党元老王孟养,临终前交代朴公,日后打回大陆,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国葬》(1971)描写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浩然的葬礼,但台湾如何能称之为“国”?这场隆重的“国葬”,除了埋葬李浩然,大概还埋葬了“民国理想”。王雄和卢先生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历史造成的,但他们对大陆的思恋,主要是因为个人私情。像朴公这样的国民党人对大陆的思恋,则是因为宏大的“民国理想”。虽然内战失败导致“民国理想”破灭,但他们曾为此在大陆努力过。因此,“打回大陆”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而且被赋予了精神意义。

白先勇将“故乡”指认为精神寄托的“承载体”,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如果故乡不能或不再承载精神寄托,故乡还可以称之为“故乡”吗?白先勇在《夜曲》(1979)和《骨灰》(1986)中书写了“逃离故乡”。这两篇小说和大陆的政治运动有关。《夜曲》中,吕芳和吴振铎是留美学生,吕芳于1951年归国,吴振铎因学业未完成而留在美国。文革后,吕芳来美国,向吴振铎讲述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吴振铎对大陆的政治运动知之甚少,随着吕芳的讲述,他的态度起了变化,轻松的情绪逐渐消失,甚至惊叫起来。吕芳对吴振铎说:“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所以她要回美国。吴振铎有乡愁,但他的乡愁和吕芳的经历一对比,便产生了讽刺效果。《骨灰》中,众人谈到身后事,大伯表示他不要葬在美国,要齐生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任其飘到大陆或是台湾,表伯则拜托齐生帮他在纽约找一块墓地。大伯于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又从台湾来美国,而表伯亲历了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吃过很多苦头,文革后他立刻来美国,还打算死后葬在美国。大伯和表伯对身后事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大陆的不同态度。所谓“落叶归根”,《梁父吟》中,王孟养临终前交代朴公,日后把他的灵柩移回大陆。大伯就像王孟养。但白先勇不是在宣传“落叶归根”的思想,他刻画“吕芳”和“表伯”这两个人物,正凸显了他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何为故乡?何为乡愁?

三、个人生命史与乡愁

《台北人》中还有一群女性,有的是(或曾是)国民党官员或军队将领、士兵的妻子,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华夫人(《秋思》)、蓝田玉(《游园惊梦》),有的是舞女或陪酒女,如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阿六(《孤恋花》)。这些女性会回忆大陆生活,但她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想回大陆的念头。

金大班在大陆时,怀了官家少爷月如的孩子,后来月如被他父亲派来的人强行带走,金大班腹中胎儿也被姆妈用药打掉。阿六应该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大陆时,她和五宝关系暧昧,后来五宝惨死在嫖客华三的烟榻上。对金大班、阿六而言,月如和五宝是她们生存的意义。金大班迷恋月如的青白纤秀的裸体,阿六对五宝生出母性的疼怜。月如和五宝的消失,意味着金大班和阿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金大班抛弃穷船员秦雄,嫁给富商陈发荣,说明她的精神已经麻木,不再需要“爱情”。精神的麻木,在朱青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朱青在南京时,和飞行员郭轸相恋。郭轸战死,朱青流落到台湾。朱青与师娘在台北重逢,却绝口不提往事。追求朱青的飞行员小顾意外身亡,但她颇为平静,甚至想着和师娘再搓二十四圈麻将。虽然朱青的内心可能与外在表现不一致,但她确实不是当年那个听到郭轸死讯便要寻死的朱青了。蓝田玉在大陆时是唱昆曲的,国军将领钱志鹏看中了她,将她娶回去做填房夫人。《游园惊梦》(1966)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让台北窦公馆的宴会和蓝田玉在南京时为桂枝香(窦夫人)办的生日宴相交错,并引出蓝田玉和钱志鹏的参谋郑彦青的“孽缘”。钱志鹏娶蓝田玉时已六十靠边,他能给她荣华富贵,却不能给她真正的“爱情”。蓝田玉和郑彦青偷过一次情,而她自认为“只活过那么一次”。郑彦青移情于蓝田玉的妹妹月月红,蓝田玉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华夫人看到台北家中枯死的菊花,想到华将军病死前的模样,又想到抗战胜利那年的南京城盛放的菊花。华将军的死,和月如、五宝、郭轸、郑彦青的“消失”是相似的。

王雄、卢先生思恋大陆,因为大陆有值得他们思恋的人。国民党人思恋大陆,因为大陆曾承载他们的“民国理想”。被金大班、阿六、朱青、钱夫人、华夫人视为“生存意义”的人,早已消失,所谓的“民国理想”又和她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她们不会有强烈的想回大陆的念头。将“故乡”指认为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将“乡愁”限定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并不能解释所有“台北人”的内心世界。“台北人”的乡愁是社会历史和个人际遇相交织的产物。《岁除》中,众人谈到“台儿庄战役”,年轻的军校学生俞欣说这是国军的“光荣”,亲历此战的赖鸣升却强调战况之惨烈。在历史书写中,战争体现为伤亡数字。“大历史”不会关注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赖鸣升。如果乡愁仅仅意味着“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那么和伤亡数字的内在逻辑没太大区别。金大班、阿六、朱青、蓝田玉、华夫人都有“乡愁”,但是,与其说她们思恋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或某个人,不如说她们思恋的是过去的岁月。她们已身在台湾,无法返回大陆。就生命历程而言,她们同样无法重返青春。因此,金大班反复念及自己已经“四十岁”,蓝田玉的嗓子不能再唱昆曲,华夫人要请美容师帮她遮掩衰老。白先勇惯用时空对比手法,这种对比不仅是大陆和台湾在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对比,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对比。“台北人”的乡愁的大背景是“国家历史”,而乡愁具体体现于“个人生命史”维度。

“台北人”是“失根者”,“失根”源于“被历史放逐”,失去精神寄托和生存意义则是“失根”的内在表现。“台北人”对“失根”反应不一。王雄对丽儿百依百顺,卢先生念念不忘未婚妻,赖鸣升念叨着打回大陆,朴公牢记王孟养的遗愿。至于阿六,她在台北遇到极像五宝的娟娟,实现了在大陆时未实现的心愿:给五宝(娟娟)一个家。虽然他们境遇有别,但是他们努力“寻根”,或有“寻根”的想法。然而事实是,王雄和卢先生走向毁灭,赖鸣升和朴公无法打回大陆,娟娟杀死嫖客柯老雄,自己也疯了。“寻根”是无效的。于是,在尹雪艳的公馆里,在窦夫人的宴会上,我们看到了“台北人”向现实妥协甚至抛却故乡的倾向。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台北人”而言,尹雪艳的公馆、窦夫人的宴会,是他们的绝佳去处。尹雪艳仿佛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遗老遗少来到尹公馆,便会有“一腔怀古的幽情”,但仅此而已。比起回大陆,享受台湾生活才是正经事。《秋思》(1971)中,万夫人学日文、茶道、插花;《游园惊梦》中,蓝田玉感叹:“(台北)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台湾和一部分“台北人”已经沿着历史的轨迹朝前走了。

然而,“台北人”在台湾安家,就能获得内心的安稳吗?《冬夜》(1970)中,余嵚磊千方百计想去美国教书。《台北人》中,去美国的人并不多,除了余嵚磊的长子,还有《梁父吟》中的王家骥(王孟养之子)、《思旧赋》中的李家少爷、《国葬》中的李少爷(李浩然之子)。这些人都是第二代“台北人”,他们与大陆的羁绊较弱。余嵚磊作为第一代“台北人”,生活虽清贫,但还算安稳。他如此执着地想去美国,家庭状况是重要原因。余嵚磊的第二任妻子嗜好打牌,她虽能满足余嵚磊的生活需求,却无法与他进行精神沟通。从这个角度来看,《冬夜》这篇小说极富象征性。余嵚磊逃离台湾的冲动,指向“台北人”的深层悲哀。“失根”,是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就算在台湾安了家,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否认精神和灵魂的漂泊状态。大陆回不去,台湾的高压氛围给他们造成精神的焦虑。何处可以安放漂泊的灵魂?余嵚磊的选择是美国。那么美国真的能作为漂泊的灵魂的归宿吗?吴汉魂、玫宝、李彤等人的经历,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四、父亲、家、故乡:归宿的隐喻

白先勇在新世纪创作了两篇小说,《Danny Boy》(2001)和《Tea for Two》(2003)。《Danny Boy》延续了白先勇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云哥是《Danny Boy》的主人公,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生下他之后改嫁到日本。失去双亲的云哥没有真正的“家”,“像片无处着落的孤云”。云哥是男同性恋者,唯一能给他慰藉的是那些孤独、寂寞、犹豫的少年。当一个男学生向校长告发云哥的冒失举动之后,他彻底失去了“故乡”,因此他要逃到美国。《Tea for Two》拓展了“乡愁”主题。大伟和东尼是一对同性恋人,他们是纽约“Tea for Two”酒吧的老板。八十年代,纽约艾滋泛滥,东尼中风,但大伟和东尼仍坚持去上海,因为他们在上海出生。大伟是犹太人,但他将这次远行称为“寻根之旅”。白先勇从“中国/美国”、“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中跳脱出来,在更大的范围中书写人类的普遍性乡愁。不过,《Tea for Two》对乡愁的书写还是着眼于“个人生命史”维度。犹太人大伟在上海出生,所以他认为上海是他的“根”和“故乡”。

值得注意的是,云哥、大伟、东尼的死亡,与白先勇创作于20世纪60-80年代的“台北人故事”和“纽约客故事”中的人物的死亡有所不同。王雄、卢先生、吴汉魂、李彤的死亡,是痛苦的死亡。云哥去世前,照料患艾滋病的爱尔兰男孩丹尼两个星期,在此过程中,他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云哥死后,他的堂妹韶华来纽约,在病床前跪下,为千千万万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圣母经”。云哥终于得到救赎。大伟在遗书中写到,他要和东尼“踢踢跶跶一同跳上‘欢乐天国’去”,他们的死亡是无痛的,甚至是欢乐的,因为他们死后有归宿,即属于宗教范畴的“天国”。白先勇借助“宗教”为小说人物提供了“归宿”。除了“宗教”,白先勇在《梁父吟》中借王孟养的遗愿,将“故乡”指认为“归宿”。白先勇对归宿的关注,在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1983)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孽子》是描写“男同性恋群体”的小说,这并不是白先勇第一次尝试同性恋题材。《月梦》(1960)、《青春》(1961)、《寂寞的十七岁》(1961)、《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1969)、《孤恋花》(1970)都与同性恋者有关。《孽子》的主人公阿青在化学实验室和管理员发生“淫亵行为”,被学校勒令退学,继而被父亲赶出家门。阿青离家后,结识了小玉、吴敏、老鼠。小玉的父亲林正雄是日本华侨,他回台湾做生意时与小玉的妓女母亲发生性关系。林正雄回日本后,音讯全无。吴敏的父亲嗜赌成性,被抓进监狱。老鼠从小就没爹娘,一直和长兄乌鸦生活。“父亲”在小玉、吴敏、老鼠的成长过程中“缺席”。小玉一直想去日本找到林正雄,吴敏迷恋张先生的舒适的家,老鼠不愿离开时常对他拳打脚踢的乌鸦。他们寻找生身父亲,或是以他人替代生身父亲。“父亲”代表“家”,他们将“家”视为“归宿”。王夔龙因为同性恋人阿凤想从他身边逃离,在新公园杀死阿凤。事发后,王夔龙的父亲王尚德把他赶去纽约。王尚德的故交傅崇山的独子傅卫,是一个青年有为的军官,但他被长官撞见在寝室和充员兵做“不可告人的事”。傅崇山五十八岁生日那天,傅卫给傅崇山打电话,希望能回家见他一面,但被拒绝。傅卫随后在寝室开枪自杀。王夔龙和傅卫被“父亲”和“家”抛弃,但他们想回家,他们和小玉等人没太大区别。

但是,小玉坚持不懈寻找的“父亲”,吴敏、老鼠拥有的“家”,以及王夔龙、傅卫想回的“家”,真的可以作为“归宿”吗?林正雄多年来音讯全无,就算小玉真的找到他,他会为小玉负责吗?吴敏跟的张先生,其实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乌鸦就更不必说,后来老鼠终于从乌鸦身边逃离。王尚德临终前不许家人通知王夔龙,果真至死都不愿见他。“孽子们”还有三个去处:台北新公园、杨教头开的“安乐乡”酒馆、傅崇山傅老爷子的家。那么这三个地方的结局如何呢?新公园倒是一直在,但时常有警察出现。本来红红火火的“安乐乡”被报纸记者形容为“魔窟”,终于“关门大吉”。傅老爷子去世后,他的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白先勇在《孽子》将“家”指认为“归宿”,但同时他又展开对“家”的反思。所谓“故乡”,“浓缩”之后就是“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家”和“故乡”视为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故乡不限于地理意义,家也不应限于物质意义。《上摩天楼去》中,玫宝认为自己去美国不是“离家”,而是“归家”,因为姐姐玫伦在的地方,就是“家”。白先勇对“家”的书写,和对“故乡”的书写,采用的是相似的逻辑。白先勇对“家作为归宿”提出了质疑。《孽子》中的阿凤是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聪敏过人,却喜怒无常,他一生都在逃跑。阿凤从育幼院逃跑,闯入新公园,遇到王夔龙之后,王夔龙给了他一个家,但后来他还是要逃跑。阿凤认为新公园才是自己的“家”。新公园代表漂泊、流浪的生活。《谪仙记》的李彤和阿凤有相似之处。李彤是所谓的“谪仙”,她漂泊一生,从来没有成家的念头,或许是因为怀疑“家”与“归宿”的相关性。《孽子》的主人公阿青,有着一双和阿凤一样的,“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先后拒绝了严经理、王夔龙、俞先生的好意,还是回到了新公园。小玉等人认同“父亲(亲人)/家/故乡”的相关性,阿青与他们不同。虽然阿青表示自己“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但事实上,阿青步上他母亲的后尘,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他究竟在追寻什么?

“家”和“故乡”固然可以作为人的“归宿”,但一个人有了家,有了故乡,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否则,白先勇的小说里也不会有那么多彷徨的、逃亡的、漂泊的灵魂。如果“故乡”仅限于地理意义,那么消除乡愁的办法很简单:回故乡。但当“乡愁”牵涉到“归宿”,就没那么简单了。《孽子》结尾是除夕夜。阿青、小玉、吴敏、老鼠都已不在杨教头手下,杨教头带了一群新的年轻人。阿青在新公园碰到从家里逃出来的罗平,仓皇无措的罗平,像是当初刚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阿青。即便新公园消失,类似的故事却不会消失,依然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漂泊的人。人类的精神故乡、人类的灵魂归宿,白先勇追问了一遍又一遍。虽然他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五、永恒的乡愁:青春与美的消逝

我们通过讨论“台北人故事”、“纽约客故事”,以及《孽子》,指出白先勇从“文化”、“国家历史”、“个人生命史”三个角度书写“乡愁”。但他创作于1958-1962年的11篇小说,我们还没有详细讨论。这11篇小说,收在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那么,“乡愁”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白先勇留学美国之后,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太多的思考,如国家历史、身份认同、文化忧患等。他的早期作品中,反而有一些原初的、本能的东西,其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逃离与漂泊,二是青春与美。

白先勇在创作初期描写了很多家庭,这些家庭存在不同的矛盾。凶暴的金大先生(《金大奶奶》),患精神病的姐姐(《我们看菊花去》),缺乏男子气概的马福生(《闷雷》),爱得过于迫切的玉卿嫂(《玉卿嫂》),把屎泄在床上的小毛(《黑虹》),死于火灾的丽丽(《小阳春》),嘲笑丈夫的玫宝(《藏在裤袋里的手》),古板严厉的父亲(《寂寞的十七岁》),怀孕的余燕翼(《那晚的月光》),这些家庭成员使家庭氛围变得压抑。这些压抑的家庭,在整体上构成一个隐喻,即人的精神困境。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容易产生逃离的冲动,马仔(《闷雷》)、耿素棠(《黑虹》)、杨云峰(《寂寞的十七岁》),便将“逃离的冲动”付诸实际行动。

白先勇的小说,从最初的“家庭故事”起,始终纠缠着阴郁的甚至是可怖的气息。人物得病乃至死亡,在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我们不妨做个统计:《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共有37篇小说,其中,人物死亡的小说有26篇,人物得病的小说有2篇(《我们看菊花去》、《思旧赋》)。至于《孽子》,得病和死亡充斥整部小说。有衰老就有年轻,有病痛就有健康。白先勇似乎对“青春与美”情有独钟。《青春》中,老画家在海滩边对着少年模特儿画像,少年的肉色是青春的颜色,这肉色激起了老画家的欲望,他想牢牢抓住少年,实际上是想抓住他逝去的青春。《孽子》中,漂泊在新公园的青年人,被郭老称为“青春鸟”,而那些中年、老年的男同性恋,喜欢的就是这群“青春鸟”。白先勇钟情于“青春与美”,却又把它们撕扯得面目全非。《月梦》中,静思皮肤白皙,身腰纤细,但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炎。《玉卿嫂》中,庆生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最后被玉卿嫂在他的喉咙管戳了一个杯口宽的窟窿。《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被称作“白马公子”的姜青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Tea for Two》中,美少年安弟被地铁撞得血肉模糊。青春终会逝去,美终会幻灭。老画家想抓住青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最终干毙在岩石上,就像他手里那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藏在裤袋里的手》中,吕仲卿自小迷恋姆妈,“只有躲在姆妈的怀里的时候,他才感到最舒适,最安全”。人不能拒绝成长,而吕仲卿拒绝了,他在心理上始终是一个妄图躲在姆妈怀里的孩童,所以他变得“病态”。

“逃离与漂泊”、“青春与美”,这是两条几乎贯穿了白先勇的创作历程的线索。白先勇目前的最后一篇小说《Tea for Two》中,依然有这两条线索的痕迹。安弟有一头丰盛柔软的黑发和一双眼角上挑的明眸,鼻梁高挺,轮廓分明,皮肤白皙洁净。安弟身上有静思、庆生、少年模特儿、月如、姜青的影子。罗不想听从父母对他的人生的安排,从台北逃到纽约。安弟意外身亡后,罗又沿着八十号州际公路逃到爱荷华州。为什么白先勇始终没放弃这两条线索?恐怕还是要从“乡愁”谈起。

上文提到,对于金大班、阿六、朱青、钱夫人、华夫人等人的乡愁,我们可以从“个人生命史”维度来理解。与其说她们思恋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或某个人,不如说她们思恋的是过去的岁月。吕仲卿的“病态”,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如果从“生命史”的角度指认人的“故乡”,那么母亲的身体是人最初的“故乡”。政治、历史等原因造成的乡愁,可能有一天会消解,但生命史意义上的“乡愁”是难以消解的。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离开了故乡。人生不可逆,人注定无法回到“生命原乡”,生命史意义上的“乡愁”是普遍的、永恒的。于是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故乡”,物质意义上的家和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首先被认可。在此基础之上,“故乡”又生发出多层次的内涵。但不管人有没有找到新的“故乡”,都无法否定失去“生命原乡”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给人的人生抹上了漂泊的底蕴。

结语

何为“愁”?在我看来,“求而不得”即为“愁”。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是白先勇小说的存在基础。夏志清曾指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 对于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最直观的是从“国家历史”角度去理解。“台北人”遥望大陆而不得归,所以“愁”。此外,白先勇和国际上的很多华语作家一样,有“离散”经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使他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衰颓之势。“文化乡愁”便从文化忧患之中生发。

从“文化”和“国家历史”角度理解“乡愁”,“中国”和“大陆”分别被指认为故乡,这符合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但白先勇展开了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何为“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定是“故乡”吗?故乡应该是精神寄托的承载体,如果满足不了这一点,那么故乡就不能称之为“故乡”,人也会陷入漂泊状态。白先勇通过反思,指出了另一种“乡愁”,即“个人生命史”角度的“乡愁”。“台北人”思恋大陆,思恋的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而可能是在大陆的岁月。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挖掘,我们便会发现人的“乡愁”是与生俱来的,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故乡”,而且是再也回不去的“生命原乡”。所以白先勇的小说中才会有那么多漂泊的、流浪的人。

刘俊用“悲悯情怀”形容白先勇和他的小说。白先勇确实是以悲悯的目光来关注“人”和“人的生存境况”。白先勇慨叹文化传统的失落,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玫伦、黄凤仪、伟成这一类人多加苛责。至于那些漂泊的、流浪的人,白先勇更是投以极大的同情。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乡愁”是普遍而永恒的。白先勇写“乡愁”,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人的归宿问题。失去了“生命原乡”的人,将以什么为“归宿”?这个问题,白先勇无法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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