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drifting ewan
#《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批注与划线

在豆瓣阅读书店查看: https://read.douban.com/ebook/25965173/
本作品由 上海译文出版社 授权豆瓣阅读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章节:导论


>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


>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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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批注与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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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由 上海译文出版社 授权豆瓣阅读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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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导论


>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


>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


>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


> 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


> 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


## 章节: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


> 他们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受到一切政府干预形式的威胁,因为这些干预以集体判断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 正如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很久以前就睿智地指出的:“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看它向何处去。”


> 布什政府在2003年9月19日给出了回答,时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负责人的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了四项法令,包括“国营企业完全私有化,外国公司对伊拉克企业的完全所有权,外资盈利交还本国……伊拉克银行开放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国民待遇……清除绝大多数贸易壁垒”。


> 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受到了严格管理。主要部门的罢工被有效禁止,而成立工会的权利也被限制。同时,一种相当倒退的“单一税制”(这是美国保守党一直以来呼吁实行的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计划)也被强制实施。


> 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这一前提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并长期以来在美国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姿态上占据主导地位。


> 我把这种国家机器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


> 上述各种国家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同意,国家应该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民福利,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国家力量应该按照市场过程进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时介入甚或取代市场过程以进行干预。一般被冠以“凯恩斯主义”(Keynesian)之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广泛用来抑制经济周期、确保合理的充分就业。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大体上得到支持,被认为是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保障。


> 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如今通常被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以表明市场进程和企业公司活动处于社会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处于监管的环境之中——这种网络和环境有时限制了,但更多情况下是引导了经济和产业策略。


> 新自由主义计划则要使资本从这些约束中“脱嵌”出来。


> 到1960年代末,镶嵌型自由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经济领域都面临垮台。


> 一种方案是通过社团主义的种种策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包括在必要时借助节俭手段、收入政策,甚至工资和价格控制,以限制劳工的期望和群众运动)。这种方案受到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持


> 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例如,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从战前占国民收入的16%跌落到二战结束时的8%不到,这个水平几乎保持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稳定的时候,这种限制似乎无伤大雅。在一个越来越大的馅饼上占有稳定的份额,这是一回事。但是,当经济发展在1970年代崩溃、实际利率呈负增长、股息和利润少得可怜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威胁。在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对财富(与收入相对)的控制在整个20世纪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图1.2)。但在1970年代这一控制却随着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和经济的失利。


> 杜梅内尔(Gérard Duménil)和列维(Dominique Lévy)经过仔细重组数据后总结说,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


> 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惊人的集中现象。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非常强势的寡头集团。中国在开始自由市场导向的实践后,极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也开始产生。


> 所以,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解释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


> 我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任何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力量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创造性张力,而那些具体实践在过去三十年内已经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严密性并非严丝合缝地与其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对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与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个强大且在必要时具强制性的政府,保护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伎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我们将会看到,新自由主义立场所产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开展的新自由主义实践(面对如垄断权力和市场失败等事件)变得走样,离貌似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相去甚远。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察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


> 新自由主义理论由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学界的尊敬。这一特殊奖项尽管披上了诺贝尔奖的光环,却和其他奖项不同,它是受到瑞典的银行界精英牢牢掌控的


> 她的著名宣言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后面还加一句:“以及他们的家庭。”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要因个人主义、私有权、个人责任和家庭价值的理由而瓦解。


> 在1981年一次漫长而激烈的罢工中,里根彻底压制了航运管理组织(PATCO)。这表明在沃尔克引起的经济衰退造成高失业率(10%或更高)的同时,有组织的劳工势力受到了全面打击。但是PATCO不仅是一个常规工会:它是一个白领工会,具有技术员工组织的特点。因此,它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工会主义的标志。劳工状况由此受到重创——下述事实是很好的说明:联邦最低工资由1980年与贫困线持平,到1990年降低至贫困线以下30%。由此开始了实际工资水平严重下跌的时期


> 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也曾进行过一些无关大局的殖民征服,它却在20世纪发展出一种没有殖民地且更为开放的帝国主义体系。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时美国部署海军保护其利益,但却卷入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由桑地诺(Sandino)领导的游击队叛乱斗争中。此事的最终解决是靠找一名当地的铁腕人物——在这次事件中是苏穆萨(Somoza)——并给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亲密盟友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他们能镇压或笼络反对者,为自己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要始终保持本国对美国资本业务的开放和支持,在必要时也应推动美国在本国和在整个地区中(尼加拉瓜事件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坚持的全球去殖民化运动迫使欧洲势力放弃殖民政策,上述模式得以开展。例如,中央情报局于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选的穆萨迪克(Mosaddeq)政府,并让伊朗国王上台,后者和美国公司签 […]


> 这成为应对共产主义起义和革命威胁的办法,但却使得美国采取一种反民主(甚至更显然的是反大众、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从而越来越和镇压性军事专政和独裁政府结盟(最明显的当属拉丁美洲各处)。


> 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因此变得不是更加稳固,而是更加脆弱了。虽然收买本地统治精英轻而易举,但对反对者或社会民主运动(诸如智利的阿连德)的镇压却使美国和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勾连起来:在暗中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众运动。


> 然而,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决策的损失;而在后者那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


> 如果新自由主义化是阶级力量重建的工具,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认出隐藏在背后的阶级力量以及那些借此获益的阶级力量。


>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与新自由主义化共同进行的,是对上层阶级构成因素的重构。


> 在美国,金融家和大企业行政总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崭新部门(诸如计算机、网络、媒体和零售业)所迸发的巨大活力,深刻改变了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了阶级力量的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恢复到同一批人那里


> 首先是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两者照惯例相互分离——的特权进行融合,方式是给予执行总裁们(管理者)以优先认股权(所有权凭证)。于是,股票市值而非生产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指示灯;


> 第二个趋势是急剧减小以下两者的历史沟壑:一方是为获取股息和利润的货币资本,另一方是寻求获利的生产、制造业和商业资本。这一分离在过去不同时期制造了金融家、生产者和商人之间的冲突。


> 自1980年左右以来,企业报告生产损失由金融业务弥补的情况已很常见(通过信贷和保险业务在汇率波动和期货市场方面进行投机)。


> 所有这些都和金融世界强烈迸发的活力和能量有关。随着金融活力日益挣脱那些迄今对其进行限制的管理束缚和壁垒,这种活力便能迅速发展,最终无远弗及。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浪潮不仅生产出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联网络,还生产出各种建立在证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货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市场。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说——日常生活


> 所以,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抬头的阶级力量的根本核心之一,便体现在下述人群那里: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执行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然而,资本实际拥有者(股东)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除非他们能获得充分的投票权益以影响公司政策。有时,执行总裁及其金融参谋的操作可从持股人那里攫取数百万资产。投机获益也使得在短时期内聚集大量财富变得可能(例如巴菲特和索罗斯)。


> 但是我们不能把“上层阶级”这个概念仅仅局限于这群人身上。贸易关系的新型结构以及创业机遇的涌现,已经使新的阶级形成过程得以浮出地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型经济部门能快速产生财富(像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


> 那种不仅能积累大量个人财富而且能控制许多经济部门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却使得这一小撮人拥有了影响政治进程的巨大经济力量


> 然而,在这个剧烈的阶级关系重组过程中,还有一项难题有待考察。这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这一新的阶级形态应该被视作具有跨国性质,还是仍然该理解为建立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内?


> 虽然是一笔带过,但谈论一下美国、英国或韩国的资产阶级利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像默多克或卡洛斯·斯里姆或者三林集团的这些企业利益不仅从国家机器获益,也扶植国家机器的发展。但是,每一方都能够,而且确实,同时在不止一个国家中发挥阶级力量。


> 波兰尼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他注意到存在两种自由,好的和不好的。就不好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但是,波兰尼接着指出:“这些自由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同样产生了我们所当珍视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虽然我们或许会“因这些自由自身的价值而珍惜它们”——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向来是这么做的——但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这同一种经济也要为那些恶的自由负责”


> 波兰尼指出,可惜的是向这样一种未来的过渡被自由主义乌托邦的“道德障碍”所阻(他不止一次援引哈耶克作为后一传统的典型):
> 计划和控制受到攻击,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否认。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称为自由的核心。据称,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算不得叫自由社会。由管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


> 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


> 波兰尼的诊断也帮助解释为什么在“人性掌握了这样一种机遇,让自由战胜其所有顽固的敌人”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却变得如此独裁、压迫和反民主。


> 它唤起了一种担忧,即许多此类灾难或准灾难(军备竞赛以及应对真实和假想敌人的要求)是否暗地里其实是公司牟利之计。而且,波兰尼的诊断清楚表明为什么富人和有权者热心支持某些权利和自由概念,同时千方百计向我们推销这些概念有多万能多好。毕竟,新自由主义的自由通行了三十年,不仅使狭义的资产阶级重建权力,还产生了企业力量大量集中到能源、媒体、医药、运输甚至零售领域(比如沃尔玛)的现象。布什称之为人类进取心之顶点的市场自由,事实上不过是不加限制地将企业垄断权力和可口可乐扩张到各地的便利手段而已。


> 波兰尼或许会说,新自由主义把权利和自由带给了那些“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而把微薄的收入留给我们其他人。那么,“我们其他人”如何就如此轻易地默许了这一事态呢?


## 章节:第二章 建立赞同


> 葛兰西(Gramsci)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定义为“普遍所持的意见”)是赞同的典型基础。常识是由长期以来的文化社会化实践所建构的,这些实践通常扎根于区域或国家传统之中。这与“判断力”(good sense)不是一回事,判断力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参与日常事务而建立。所以,常识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问题。


> “自由”一词在美国人的常识理解中引起广泛共鸣,以至于成为一把“精英打开走向民众的大门”的钥匙,并借此为几乎任何事情提供合法性。


> 那么,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如何获得其正当性所需的民众赞同的呢?渠道多种多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周行于企业、媒体和构成市民社会的众多机构——诸如大学、中小学、教堂和员工组织。这种哈耶克在1947年就预想过的新自由主义在上述机构中的“长征”,加上纷纷形成的智囊团(由企业资助),以及某些媒体部门作为新自由主义喉舌、许多知识分子被召至新自由主义思考方式麾下——这些行为创造了一个支持新自由主义、视之为自由唯一保障者的舆论环境。这些活动随后通过政治党派以及最终通过国家力量而巩固起来。


> 对卷入68运动的几乎每个人来说,冒犯性的国家就是敌人,这样的国家必须改革。对此,新自由主义者会欣然同意。但是,资本主义公司、企业、市场体系同样被视为需要整治(如果不是革命性转变的话)的主要敌人——这就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凭借手操个人自由的理念并将其转变为反对国家干预和管制,资产阶级利益有望保护甚至恢复自己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相当适合这一意识形态任务。


> 有了富人(诸如啤酒商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他后来成为里根“厨房内阁”的一员)及其基金会(如奥琳[Olin]基金、斯凯福[Scaife]基金、理查德森[Smith Richardson]基金、皮尤[Pew]慈善信托基金)拨款的雄厚资金,大量鼓吹新自由主义价值的小册子和书籍开始涌现,其中诺齐克(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或许是流传最广泛和最著名的一本。1977年,斯凯福基金会拨款投资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电视系列片。布莱思(Blyth)总结道:“企业界正学着成为一个阶级,并以此出发进行投资。”


> 共和党若想有效笼络(选举)权力,就需要有一个牢固的选民基础。共和党人差不多就是在此时试图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盟。基督教右翼之前在政治上并不积极,但是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于1978年发动的“道德多数派”政治运动却改变了一切。如今共和党有了其基督教基础。此外,它还诉诸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他们在道德正确上感到受围困的心理(感到受围困是因为这个阶级生活在周期性经济风险状况下,并且感到,通过平权行动和其他国家规划分配的利益,很多都没他们的份)。调动这一阶级基础的积极方式可以通过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消极方式则是借助隐秘的(如果不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感、女性歧视。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和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而是出在“自由主义者”身上,他们曾经利用过度的国家权力维系特殊群体(黑人、女性、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一个资金雄厚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围绕着埃尔文·克里斯托 […]


> 一个社会集团被劝服要出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尽管这一点让人忧虑)最后一次。


> 由此出现的政治结构相当简单:共和党能够调用大量财政资源并调动其民众出于文化或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民主党则由于担心冒犯资产阶级利益,无力满足其传统民众基础的物质利益(比如建立全国医疗系统)。上述不平衡使得共和党的政治霸权地位日益稳固。


> 自身的硬性规定和官僚结构令工会很容易受到打击;缺乏灵活性不仅对资本家来说是弊端,通常对个体劳动者而言也是弊端。主张灵活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弹性劳动时间,此类积极要求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劝服个体劳动者的说辞,尤其是说服那些被强势工会带来的垄断性利益排斥在外的劳动者。


> 新自由主义理论轻描淡写地认为失业总是自愿的,这种理论提出,劳动有一个“最低价位”,低于这个价位人们情愿不工作,失业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劳动的最低价位太高了。由于最低价位部分是通过福利性开支制定的(以及通过那些描述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兜风的“福利大妈”故事),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推论道,克林顿对于“众所周知的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


> 布莱思指出,被调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诸多经济理念简直是个理论大熔炉,包括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公共选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不那么著名但同样重要的亚瑟·拉弗尔(Arthur Laffer)的“供给”观念——后者走得如此之远,声称税收减免起到的刺激效果会大量促进经济活动以至于能自动增加税收(里根很喜欢这个想法)。更恰当地说,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政府干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通过正确配置企业活动的刺激因素,“一项稳定的货币政策加上给优秀企业减免税收,将会产生更健康的经济”。以《华尔街日报》为首的商业通讯吸收了这些观念,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化,并视其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必然方案;普通大众则通过像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之类的多产作 […]


> 大规模公共住房廉价卖给住户,成功加强了整个运动的正当性;十年内私房屋主数量大幅增加。这满足了人们历来把拥有个人房地产视为工人阶级美梦的愿望,并在房产市场引进了一种新的(通常是投机的)动力,中产阶级对此颇为赞赏,他们看到自己的资产价值上升了——至少是在1990年代初房地产崩溃之前。


> 里根和撒切尔的成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评判。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如下一点,即他们采取了当时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他们巩固的力量联盟与他们转化的主流成为一项遗产,后继的政治领导人对此要想扭转也困难重重。


## 章节: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 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地位相当清楚。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实践却以如下方式发展,即它会严重脱离理论所提供的模板。


> 国家机构、权力和职能在过去三十年内的发展显得有些混乱,并且呈现出不均衡地理发展;这些情况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稳定且矛盾的政治形式。


> 按照理论,新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支持牢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这些被视为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属于市场上的司法个体之间承担自由协商的契约义务,契约的神圣性与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的个体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国家因此必须利用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来不惜一切维护这些自由。进一步,商业和企业(法律上被视作个人)在这一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度框架内的运作自由也被视为根本的善。个人企业与创业精神被看成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关键,而为了鼓励技术变革,知识产权也受到保护(如通过版权)。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因此会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根据“所有船只都会随潮起而高涨”或“扩散效应”的假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贫穷问题能够最好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得到解决。


> 竞争——个体间的竞争、公司间的竞争、地区实体间的竞争(城市、区域、民族、地区集团)——被看作是首要美德,当然也要很好地遵守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


> 虽然市场中的人身和个体自由得到保障,每个个体却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安康负责。这一原则扩展到许多领域,包括福利、教育、医疗卫生甚至养老金(社会保障在智利和斯洛伐克已被私有化,美国也存在类似提议)。个人成败被解释为出于创业精神或个人弱点等原因(诸如自己没有在教育上投入足够多,以获得足够的技术资本),而不是归在任何系统性因素上面(比方说,一般把阶级排斥归咎于资本主义)。


> 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抱有极大怀疑。他们认为,多数人的治理会对个人自由和宪政自由带来潜在威胁。民主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在相对富足而且存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以保障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民主才有可能。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


> 一般认为,市场中所有行为者都有掌握相同信息的渠道。人们不会假定存在权力或信息的不对称,以至于干扰个人出于自身考虑做出理性经济决定的能力。这一状况在实践中就算出现过,次数也很少;这便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市场中拥有更多信息和力量的一方可以轻易借此良机获得更多信息和相对更大的权力。此外,知识产权(版权)的建立鼓励了“寻租”行为。那些版权持有者利用垄断权力设置垄断价格,并且,除非对方付出高昂代价,否则就阻止技术转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会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除非政府介入逆转这一趋势。新自由主义假定了完美的信息和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这看起来要么是出于天真的乌托邦设想,要么是故意混淆视听,最终为的是聚集财富并因而重建阶级力量。


> 最后,新自由主义内部还包含着一些有待处理的根本性政治问题。一方面是诱人但异化的(alienating)占有性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渴望有意义的集体生活,这两方面之间产生了矛盾。虽然个体被假定为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却并未被认为能够选择去建立强大的集体组织(如工会),而非虚弱的志愿性结合(如慈善组织)。他们绝对不该选择组织起来建立旨在强迫政府干预或消除市场的政治性党派。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


> 特别有两种情况,重建阶级力量的冲动在实践中歪曲,有时甚至颠倒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一种情况出于为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的需要。虽然有些条件可以合理地被视为“阶级中立”(如政治稳定、遵守法律以及法律的公平实施),还有一些条件却明显带有偏颇。这些偏颇尤其体现在仅仅将劳动力和环境视作商品的时候。在发生冲突时,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将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或者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生活质量),或者反对环境自身更新的能力。第二种产生偏颇的情况,源于在冲突发生时新自由主义国家典型地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


> 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或许最难与新自由主义教条相匹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靠松绑来推动金融机构的扩散影响,但它们接下来常常会不惜代价地保障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偿还能力。这种努力部分是因为货币主义被当作国家政策基础(在某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这么做无可厚非)——货币的信誉和稳定性是这种政策的核心要素。吊诡的是,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国家无法承受大规模财政赤字,哪怕正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错误决定造成了赤字。政府不得不介入并用自认为的“良”币取代“劣”币——这解释了央行的压力,央行必须对国家货币的稳定性保持信心。国家权力经常被用来给予公司经济援助,或转移财政失败;例如,1987—1988年美国储贷危机造成纳税人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又如1997—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崩溃造成了三十五亿美元的损失。


> 美国等核心国家倾向于保护金融利益,当后者从他处吸收剩余时,国家往往袖手旁观;此举促进并反映出这些国家内部的上层阶级正围绕金融化过程巩固起来。但是,干预市场的习惯,以及在金融机构遇到麻烦时伸出援手的习惯,却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符。贷方应为自己鲁莽的投资造成的损失埋单,但国家却很大程度上帮助贷方免于损失,反倒是借方要不计社会成本负责偿清。新自由主义理论应该警告说“贷方小心”,但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借方小心”。


> 最终,我们要面对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麻烦关系。在国内,新自由主义国家必然对一切约束资本积累的社会团结形式产生敌意。在镶嵌型自由主义中获得巨大力量的独立工会或其他社会运动(如大伦敦议会式的当地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得到规训(如果不是摧毁的话),而且是以个体劳动者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为名。


> 虽然有些个别劳动者或许肯定会从中获益,但此举造成的信息和力量不对称,以及丧失简单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尤其是跨国界流动),却将劳工置于不利地位。资本可以占用灵活专业化这一便利手段,获取更弹性的积累方式。“灵活专业化”和“弹性积累”具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大致结果是造成低工资、增加工作不稳定性、很多时候还造成利益损失和劳动保障损失。此类趋势很容易在所有那些采纳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国家中看到。考虑到对于一切形式的劳工组织和劳动者权利的暴力打击,并且考虑到对于数量众多却基本无组织的劳动力后备军的依赖(这些劳动力来自中国、印尼、印度、墨西哥、孟加拉国等地),控制劳动力以及维持高度剥削似乎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化道路上的核心因素。正如一贯以来的情况,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形成要以劳工为代价。


> 正是在工作市场中人力资源减少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有关一切福利责任都移还给个人的规定具有双重有害结果。随着国家逐步停止福利供给,并减少在医疗卫生、公立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作用(这些领域曾经对镶嵌型自由主义而言十分根本),国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贫困潦倒。为了强调个人责任,社会保障被大幅缩减;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


> 国家代表性地出台有利于企业的法律和规章,有时这些法规还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诸如能源、制药、农业综合企业,等等。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情况中,尤其是在地方性层面,政府要承担大量风险而私人部门却获取大部分盈利。此外,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必要时会诉诸强制立法和治安策略(如反纠察条例),用以驱散或镇压反对企业力量的集体组织形式。


> 由于诉诸司法的途径名义上人人平等而实际上极其昂贵(譬如个人起诉过失行为,或某国起诉美国触犯世贸组织条约——手续费可能就要耗费上百万美元,相当于某些贫穷小国的年财政预算),结果就是天平严重向富人倾斜。司法判决的阶级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不说是必然如此的话。因此不必惊讶,新自由主义下的主要集体行动,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得到规定和表达的——即由非选举(很多情况下是精英领导)的倡议团体谋求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消费者保护、市民权利、残疾人权利),实质性的收获都是靠此类方式取得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NGOs和GROs)同样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发展壮大,使人们相信,处在国家机器之外和所谓“市民社会”的某些分散性实体之内的对抗,可以成为对抗性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力量源。新自由主义国家成为霸权的同时,市民社会的概念(通常被认为与国家力量相对立)也成为构造对抗性政治的核心。葛兰西关于国家作为政 […]


> 新自由主义国家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国家似乎要么是过渡形式,要么是不稳定的政治形式。问题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公共目标(所有人的幸福生活)与其实际结果(阶级力量的重建)之间不断增大的差异。


>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被认为应该只是设置市场运作的舞台而不进行干预;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又被假定要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竞争性实体的角色。就后一角色来说,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作为一个集体性企业来运作,而这就带来了如何确保公民忠诚的问题。民族主义当然是个很好的建议,但这与新自由主义规划极其不符。玛格丽特·撒切尔面临的就是此般困境,因为在福克兰/马岛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在反对欧洲经济整合的战役中——打出民族主义牌,她才可能再度胜选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种情况屡屡发生,譬如在欧盟内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其中巴西和阿根廷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或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一方面需要靠民族主义而在世界市场上有效扮演企业和竞争性实体的角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阻碍了总体上的市场自由。


> 市场施行过程中的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理想令人不安地并置在一起。新自由主义越是偏向前一方面,它就越难维持在后一方面的正当性,也就越是揭露出其反民主的色彩。与此矛盾并行的是企业间力量关系和个人间(比如你和我)力量关系的日益失衡,如果“企业力量窃取了你的个人自由”,那么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就彻底泡汤。


> 虽然维持金融体系的信誉或许至关重要,但其中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产生了投机风险、金融丑闻和周期性不稳定。华尔街和近年的假账丑闻已经摧毁了信心,并给管理当局带来国际和国内的严重问题,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时该介入干预。国际自由贸易需要为此制定全球性法规,而这就要求某种全球性治理(例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为了避免危机,金融系统的松绑促生了再管制行为。


> 在大众层面上,朝向市场自由和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力很容易走火入魔,并造成社会不和谐。


> 将“自由”化约为“企业自由”,释放了所有波兰尼认为与正面自由密不可分的“负面自由”。对此,回应必然是重建社会团结,虽然是沿着不同路线进行——因此,人们对宗教和道德方面以及新形式的联合论方面的兴趣(如围绕权利和公民身份问题)开始复苏,甚至过去的政治形式也开始复苏(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等)。


> 作为达沃斯新自由主义年度集会(这个集会曾经纯粹是为了庆功)的组织者,施瓦布(Schwab)和斯马亚(Smadja)早在1996年便警告过:
>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反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势头——特别是在工业民主国之内——正在威胁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并带来破坏性影响。这些民主制国家弥漫着无助和焦虑的情绪,说明一帮新的民粹主义政客正在抬头。这股势力很容易就会变成骚乱。


> 美国新保守主义偏向企业力量、私人企业和阶级力量的重建;所以新保守主义在精英统治、对民主的不信任、维持市场自由等领域和新自由主义规划相当一致。但是,新保守主义离开了纯粹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两个根本方面重塑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第一,新保守主义认为秩序是解决个人利益混乱的方案;第二,新保守主义过分强调道德感,认为这是维系政治体安全免受国内外威胁的必要社会纽带。


> 新保守主义关注秩序,就此而言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揭开权威主义面纱的新自由主义。但是,新保守主义还是为解决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矛盾提出了独特的办法。如果像撒切尔夫人最初所说的那样,“没有社会,只有个人”,那么个人利益的混乱最后很快便会颠覆秩序。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竞争的混乱状态、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混乱状态(个人的希望、欲望、焦虑和恐惧;个人对生活方式、性偏好和取向的选择;个人自我表达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会变得越发不可收拾。这甚或将导致一切团结纽带的崩溃,把社会推向无政府状态与虚无主义的边缘。
>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恢复秩序而采取某种程度的强制措施显得很有必要。所以,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化,视之为救治个人利益混乱的药方。就此而言,他们很可能夸大了国家完整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或想象的威胁、国内和国外的威胁。这在美国引发了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所谓“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美国在其中被 […]


> 如今成为新保守主义核心的道德价值,最好理解为出自一种建立于1970年代的特殊联盟:一方面是精英阶级与旨在重建阶级力量的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是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道德多数派”的联盟。那些道德价值集中于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确、(某种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价值、反堕胎议题,以及对抗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平权行动、环境保护主义。虽然此种结盟在里根任内主要是策略性的,但在克林顿任期间的国内动荡却使得道德价值论辩提升为小布什的共和党议程的首要考虑。如今,这些论辩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道德规划核心。


> 实际上,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新自由主义化的后果。右翼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便是一例,它表达了欧洲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更恼人的问题是印尼经济崩溃之后族裔民族主义的抬头造成了对当地华裔少数民族的野蛮袭击。


> 但是,我们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需要某种民族主义来延续自身的存在。由于被迫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竞争性行为人的角色,而且要设法建立最好的商业环境,新自由主义国家就动用民族主义为其效力。


> 每个国家都准备依靠严厉强制的实践,但同时每个国家都拥护自己独特且被认为更优越的道德价值,这样一幅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的图景并不让人放心。貌似是解决新自由主义矛盾的方案,很容易就变成新的问题。就算不是直接的权威主义(如普金[Vladimir Putin]在俄罗斯的行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传播(虽然各地的社会形态迥然有异)也强化了下述危险,即沦为相互竞争甚或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如果这里有什么必然因素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与其说出于所谓民族差异具有的永恒真理,不如说是出于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因此,为避免灾难性后果,就需要拒绝以新保守主义方案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矛盾。


## 章节: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 在具体情况中,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大部分对于发挥作用之力量的传统分析,关注的是某种结合:一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力量(这种力量在英国和智利的情况中特别强大),二是回应各种金融危机的需要(如墨西哥和韩国),三是更实际的考虑,即设法改革国家机器以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如法国和中国)。虽然上述因素都很重要,此类分析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例如,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通过资助智囊团、投资培养技术官僚、出钱指使媒体。金融危机可能是由资本冲击、资本逃逸或金融投机引起的,或者,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这些可能性被认为阴谋论色彩太重而遭到彻底排除,哪怕大量可疑迹象表明,各处货币受到协同的投机冲击。


> 这一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不管在印尼、墨西哥或英国)任由寒风摧残——节俭政策、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虽然各地的社会政策缓解了这股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十分明显。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以下观念始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即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但尤其是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


## 章节: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 政治上的自由化要求也开始出现,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同步产生的政治紧张,清楚表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伴随人权、公民权、民主权利方面的进步。


> 正如在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有可能企业日子过得很好,自己国家却饱受煎熬。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不如在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地那么多。中国的惊人增长——既是国内的增长,也是国际贸易地位上的增长——对应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生产落后、出口滞胀,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周期性危机。


> 中国在一个方面显然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轨道。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么吸收、要么压制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采取前一种方案,那么中国只能靠债券融资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计划和固定资本形成计划(2003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了25%)。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发生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的严重危机(尤其是在建筑环境方面)。有大量迹象表明存在生产能力的过剩(比如在汽车制造和电子技术方面),而在城市投资中已经发生了暴发与亏损的循环。但是,这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偏离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像凯恩斯主义国家那样行事。这要求中国保持对资本和汇率的控制,这些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全球规则不符。虽然中国被豁免履行这些规则以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时条件,但中国不能永远如此。随着人民币通过香港和台湾渗透到全球经济之中,要想强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艰难。值得记取的是,让整个凯 […]


> 社会不平等从未在革命年代里消除,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甚至被写进法律。但汪晖写道,随着改革的进行,“这一制度性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如基尼系数等形式化的社会不平等测量方式,证实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但也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变成了持续不平等的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年里(见图5.2)。(通过户籍制度固定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正迅速扩大:富裕的城里人开着宝马轿车,而农村的农民一周能吃一次肉已经不错了。更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和城市内部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同样加剧了,部分南方沿海城市高速领跑,而内陆和北方“老工业区”要么经济无法发展,要么在作艰难的挣扎。


> 政府拿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助被严重剥削的劳动力,并给予银行经济援助,使之填补非盈利性贷款的缺口;当政府这样做时,它很可能正从下层阶级那里将财富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而不是勾销错误投资。无所顾忌的经理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新兴民营企业及其资产,并利用它们来牟取个人财富。


> 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作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例如,市镇领导经常通过与外国投资者或开发商协商决定市镇土地和资产的实际产权,这些权利随后被批准归后者私人所有,实际上是把公共利益圈给少数人。汪晖写道: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相当活跃,哪怕还没有明晰的产权体系。耕地损失日益严重,1998年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转化,直到能够实施更合理的土地使用计划。但一系列破坏已经发生了。有价值 […]


> 很难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拥入党内,还是表明许多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种种可疑的手段成为资本家。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政党和经济精英正在不断合并,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太普遍了。另一方面,工人和党组织的关系却变得紧张。政党结构的内部转型是否会巩固技术精英的优势——同样的技术精英曾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朝向全面新自由主义化迈进——我们拭目以待。但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大众”会试图重建自身阶级力量的独特形式。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权威主义、民族主义诉求、某种帝国主义的复兴,这些都表明中国正以其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后者在美国正兴风作浪。这可不是好兆头。


## 章节: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 从上层阶级角度出发,新自由主义进程而非其理论确实是巨大的成功:它要么重建了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如美国和某种程度的英国,见图1.3),要么为资产阶级形成创造了条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地)。上层阶级利益集团主导着媒体的声音,他们宣传神话说那些经济上失败的国家要归咎于其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宣称,某一地区内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鼓励创业冒险与创新,带来竞争力量并刺激经济。如果底层阶级条件恶劣,那是因为他们出于个人或文化原因而未能提高自己的技能资本(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新教工作伦理、服从工作纪律和灵活性,等等)。简言之,不管出什么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实力,或因为个人、文化、政治上的缺陷。这样的论述宣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只有适者才应该也能够生存。


> 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明显的重心转移,而这使新自由主义化看起来显得十分有活力。金融与金融服务的兴起,伴随着金融企业薪酬的明显改变(见图6.2),并且大型企业(如通用汽车)开始倾向于结合上述两者。这些部门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但需要回答的严肃问题是:这些部门带来了多少生产性?相当多的金融企业事实上只关注金融,别的什么都不管。它们永远追逐投机获利,而且只要能够掌握力量的各种变化,这一逐利行为就不会停止。


> 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我在其他地方对于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机制进行过解释,将之称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我用这一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最初”积累或“原始”积累的行为,如今仍然在延续并且扩大了。这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比较前文描述过的墨西哥和中国的事例,近些年来约有七千万农民离乡);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延续);高利贷、国债,以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 […]


> 掠夺性积累包含四个主要特征:
> 1. 私有化与商品化。

> 2. 金融化。

> 3. 危机的管理与操控。
> 金融危机总是会引起所有权和力量的转移,转移到那些保持自己资产不受损害的人手里,以及那些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里,亚洲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企业是大赢家……大规模货币贬值、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的经济恢复,这三者的结合甚或将推动世界在过去五十年和平时期以来最大的资产转移,从国内所有者移向国外所有者;相比之下,发生在1980年代拉丁美洲,或发生在1994年后墨西哥的国内资产向美国所有者的转移,规模都要小得多。人们会想起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话:“在经济衰退时期,资产会回归到其正当的所有人手里。”

> 4. 国家再分配。
> 商品化假定财产权的存在先于过程、事物、社会关系,假定价格可以加在这些事物上面,假定这些事物能够按照合法契约进行交易。市场被假定为一切人类行动的合适指引(一种伦理规范)。


> 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必须建构连贯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这些“显然都不是商品……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描述全然是虚构的”。虽然资本主义离开此类虚构就无法运作,但如果资本主义未能意识到它们背后的复杂现实,它就肯定会造成无数的破坏。波兰尼在其更著名的段落中做出如下解释:
> 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人的劳动力量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 […]


> 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从传统父权制控制中求得解放的途径,要么是通过不体面的工厂劳动,要么是通过与性有关的交易——从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等值得尊敬的工作,到色情交易(当代所有行业中最赚钱的一种,也包含着大量的奴役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丧失,已经对下层阶级女性产生了尤其负面的影响,而在许多苏联共产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女性权利的丧失几乎是灾难性的。


> 在这个弹性劳动力市场和短期合同、周期性工作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经常令劳工疲惫不堪的世界里,任由摆布的工人(特别是女性)如何在社会上和情感上生存下来——毕竟他们已经没有曾经给予其些许尊严和支持的集体制度?对于有些人来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灵活是一种恩惠,哪怕有时候这并不带来实质性的收益,但可以相对容易地改换工作和免于传统社会父权制和家庭的束缚,这一简单的原则就是看不见的好处。对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如鱼得水的人而言,似乎在一个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世界中有着大量报酬。可惜的是,不论这种文化多么壮观、灿烂、迷人,它最终也只是和欲望嬉戏,给人带来的满足从不超过购物中心的有限身份认同,以及(对女性而言)美貌或物质财富方面的身份焦虑。“我购物故我在”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一起建构了一个伪满足的世界,表面上激动人心,内中空空如也。


> 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人的关注,胜过任何社会民主制对于平等、民主和社会团结的关注。而且,经常诉诸法律行动等于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偏好——诉诸司法和行政力量,而不是议会力量。但是,诉诸法律既耗时间又耗经费,而考虑到法官的典型阶级效忠,法院又无时无刻不严重偏袒统治阶级利益。法律决策往往将私有权和利率置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权利之上。钱德勒总结说,正是“自由主义精英对于普通民众和政治进程的失望,才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有权有势的个体,把他们的案件交给倾听和做决定的法官”。


> 非政府组织本身并非民主机构,它们往往是精英主义、不负责任(除了对其捐助者)、显然与它们设法保护或帮助的人非常遥远,无论这些组织多么善意或进步。它们会经常隐藏自己的议事日程,更愿意与国家和阶级力量进行直接商谈或施加影响;它们经常控制自己的委托人而不是代表他们;它们宣称并假设为那些无法自我表达的群体发言,甚至规定那些它们为之发言者的利益(似乎人们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非政府组织的正当性身份始终值得怀疑。例如,当这些组织成功地以普遍人权为名煽动禁止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童工,它们可能摧毁了那样的经济体——其中童工对于家庭生存而言非常重要。如果经济上没有其他出路,儿童可能会被卖去从事色情行业(又该另一个倡议团体出面主张消灭此类事件了)。“权利话语”所预设的普遍性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倡议团体所致力的普遍原则都与地方特殊性不符,也与处在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化压力下的日常政治和经济生活实践不相符合。


> 普遍主义似乎特别适合于全球问题,如气候转变、臭氧层空洞、生态环境败坏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但是,普遍主义在人权领域的结果更为纠结,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实践。除此之外,人权问题太容易被用来作为“帝国利剑”(借用巴塞洛缪[Bartholomew]与布莱克斯皮尔[Breakspear]一针见血的描述)。例如,美国所谓的“鹰派自由主义者”(liberal hawks)就利用人权,证明在科索沃、东帝汶、海地以及(不要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行干涉行径的合法性。他们“以保卫自由、人权、民主的名义”证明军事人道主义的合法性,“甚至这种行为可以由一个自封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引者)单边进行”。更广泛而言,很难不同意钱德勒的结论——“今天以人权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其根源是一种日益增加的共识:支持西方自1970年代以来不断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 积极的正义感作为一项权利已经成为政治运动的强力推动:与不正义作斗争经常会激发社会改革运动——在美国,令人振奋的公民权运动史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问题是我们或许会诉诸五花八门的正义概念。但分析显示,某些主导性社会过程会突出和依赖于某些正义概念和权利概念,挑战这些特殊的权利就等于挑战包含着它们的社会过程。相反,也不可能从一种社会过程(如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本积累)转变到另一种(如政治民主和集体行动),而同时又不改变对某些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的忠诚。所有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理想主义规范,其问题就在于隐藏了上述联系。只有当这些理想主义规范脚踏实地,与某种社会过程发生关联时,它们才能找到其社会意义。


> 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相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说明,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必定依靠如下手段而在地理上扩张至全球——通过暴力(如智利和伊拉克),通过帝国主义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必要时也通过原始积累(如中国和俄罗斯)。私有权和盈利权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将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建立起来。当布什说美国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他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 然而,这些权利并不是我们仅能有的权利。甚至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由概念之中,还存在许多派生性权利,如言论自由、受教育权、经济保障权、结社权,等等。实施推行这些权利将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严峻挑战;将这些派生性权利置于首位,而把私有权和盈利权等首要权利变成派生权,会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引起意义重大的革命。还有许多完全不同的权利概念可供我们追求——例如全球共有物品的使用,或基本食物保障的供给。“平等的权利之间,强力起决定作用。”争夺真正的权利概念,甚至自由本身的概念的政治斗争,使核心问题变成了寻求替代性方案。


## 章节: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


> 甚至在统治政策派别内部,对于新自由主义命题和规定是否明智,也产生了不满的迹象。有些之前的热情拥护者(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参与者(如乔治·索罗斯)如今都转向批判立场,甚至建议某种程度上回到改良版的凯恩斯主义,或回到更为“制度性”的方式以解决全球问题——从全球治理的更佳管理结构,到对于金融家鲁莽投机进行更严密的监督,各种方案都被提出。


> 学界和体制上对于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的世界主义伦理(“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也重新产生兴趣,虽然其太过简单的普遍主义或许存在问题,但并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的。


> 凯恩斯蔑视那些依靠股息和利息过活的“食利人”(coupon clippers)寄生虫,他期盼所谓“食利人的安乐死”不仅是实现一定程度经济公正的必要条件,也是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之破坏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主义妥协的优点,以及1945年后建立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某种程度上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努力。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化的降临却推崇食利者的角色,为富人减免税收,将股息和投机收益置于工资和薪金之上,并且释放了大量(虽然地理上规模有限)金融危机,给各国的就业和生活机遇造成毁灭性影响。


> 布什政府在关于回归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比任何人都抢先一步,准备支持正螺旋上升的联邦赤字向未来无限延伸。但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规定相反,这一事例中的再分配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


> 美国将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像2001年的阿根廷那样——这是不可思议的想法,但并非不可能。然而,其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不仅在美国国内如此,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差不多每一个属于各地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管理者的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世界上其余地区目前便愿意(某些情况下是不情愿地)继续支持美国经济,用足够的贷款维持美国的挥霍无度。但是,流入美国的私人资本大幅减少(除了用于在美元贬值时收购廉价资产的资本),同样,世界上的主要银行家——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如今越来越多地拥有美国公司。要其他国家停止对美国的帮助,对它们自己的经济而言将是毁灭性打击,因为美国仍然是它们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但是,这一体系的进展有一个限度。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华尔街证券资产和将近一半的美国国债为外国人所有,而如今流向外国所有者的股息和利息等同于(如果不是超过的话)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从海外攫取的贡金(图7.1)。美国借 […]


> 美国经济或许可以设法解决目前的不平衡(正如其1945年后所做的那样),并摆脱种种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存在某些微弱的迹象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动向。然而,目前的政策似乎至多是基于米考伯原则(Micawber principle)——好事情准要来了。毕竟,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安然等公司破产之前,许多美国企业领导还安逸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这可能也会是美国公司的命运,所有关心国家利益的人都会对领导们目前梦呓般的声明感到担忧。也有可能美国统治精英经过算计认为它可以完好地度过全球财政危机,并利用危机来完成自身的国内统治总计划。但是,这样一种算计可能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危机的结果或许会推动霸权转移到其他区域经济手中(最有可能是亚洲),同时削弱统治精英在国内外两方面的主宰能力。


> 人们喜欢讨论替代性方案,似乎这是在描述未来社会的蓝图,以及勾勒出到达那里的路线。这样的活动或许能获益颇多,但我们首先要开启一个政治进程,使得我们能够识别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和真正的可能性。主要有两条路可走:我们可以参与到众多实际存在着的抗议运动之中,并试图从这些运动的激进主义中提取出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对抗性方案的精髓。我们也可以诉诸理论和实践分析,探讨我们目前的状况(如我在此做的工作)并设法依靠批判分析推导出替代性方案。采取后一种方式,决不是假定现有的抗议运动是错误的或理解有误的。同样,抗议运动不能够假定分析性探究与它们的事业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要开启两种方式之间的对话,并借此加深集体理解,制定更充分的行动方针。


> 首先,镶嵌型自由主义和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向的整个历史都表明,不管是遏制还是恢复精英阶级力量,阶级斗争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阶级斗争被有效地遮掩起来,但我们还是经历了一代人时间的复杂斗争:统治精英谋求重建、增加,或者(如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一种压倒性的阶级力量。进一步的新保守主义转向表明,经济精英及其准备用以保持自身力量的权威主义策略,将走到何种地步。这一切发生于工人阶级体制式微的数十年里,也是在同一时期内,许多改革论者越来越相信,“阶级”是个无意义的范畴,或至少是早就不适用的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各色改革论者似乎都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首要虚构之一,就是认为“阶级”是一个虚构范畴,只存在于社会主义者和隐秘的共产主义者的想象中。特别是在美国,“阶级战争”的表达如今只有在右翼媒体中能听到(例如《华尔街日报》),用于诋毁所有威胁到所谓统一和连贯的国家目标(也就是重建上层阶级力量 […]


> 大众阶级和精英阶级的运动创造自身,虽然从来不是以自己选择的条件创造自身。那些条件充满种种复杂性——种族、性别、族裔等区分,与阶级身份密切交织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化的显著特征,体现为下层阶级高度种族化,以及贫穷人口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新保守主义的道德秩序建立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家庭观念基础上,而新保守主义对女性权利和生育权利的打击(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发生于1970年代末,当时新自由主义正初露锋芒),则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关键因素。


> 修辞(有利于所有人)和现实(有利于一小撮统治阶级)之间的鸿沟如今昭然若揭,“市场就是竞争和公正”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事实所否定:企业和金融力量的过分垄断、集中化和国际化。阶级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令人乍舌,既发生在国家内部(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发生在国家之间,所带来的严重政治问题无法再用什么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而打发。越是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项失败的乌托邦修辞,掩盖的是统治阶级力量的成功重建计划,就越能为大众运动的复兴铺下道路,倡导平等的政治要求并寻求经济公正、公平贸易,以及更多经济保障。


> 恢复民主统治的诉求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平等与正义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回归某个黄金时代。在每一种情况中,意义都需要被重新发明出来,以应对当今的种种条件和潜能。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所必须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毫无关系,我们要面临五花八门的环境——圣保罗、约翰内斯堡、上海、马尼拉、旧金山、利兹、斯德哥尔摩,还有拉各斯。令人惊喜的是,全球各地——从中国、巴西、阿根廷、韩国、台湾地区,到南非、伊朗、印度、埃及——在中东那些正在斗争的国家,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腹地,正活跃着许多群体和社会运动,它们正共同推动着表达某些民主价值的种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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