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 记忆小屋 8.8分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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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的人一定知道自己的极限,能够用情感免疫忽略。遗忘将我们到访的所有地方变成黑夜,无论它的殿堂还是小屋,里面的人群像死囚一样安静。高明的记忆要付出的代价是,再一次前往的时候,画面里的一切都还原真实,可唯独自己不存在。

——题记

回忆很很私人化的东西。它是我与其他人最大的隔阂,却也是人们一直往返其间的归途。能走到哪里我不知道,但陌生人一定能偶然看到彼此笨重的瘫坐在路边吹风的样子,都像一个离家不远的孩子。回忆之声刻骨,可真实的一刻人却闭口不言,这种沉默就像是对背叛的抵抗。回忆成为一封未完成的信,我们知道确切的地址和收信人,是我们一生至高的荣幸。能力与天赋让我们在意志上变得穷酸,好像事情顺利的如同从未发生过,或如同不尽人意一般。而胆怯时爆发出来的勇敢却弥补了记忆里优越感导致的模糊。正如经历过搏击,淤青的痕迹显现在皮肤中,记忆在人的身体里发酵,放映着生命的姿态。

托尼朱特的身体失去了声音和行动能力,但唯一能“行走”和“发声”的是他的记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记忆的双重任务——关于个体的记忆与关于群体的记忆——在此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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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的人一定知道自己的极限,能够用情感免疫忽略。遗忘将我们到访的所有地方变成黑夜,无论它的殿堂还是小屋,里面的人群像死囚一样安静。高明的记忆要付出的代价是,再一次前往的时候,画面里的一切都还原真实,可唯独自己不存在。

——题记

回忆很很私人化的东西。它是我与其他人最大的隔阂,却也是人们一直往返其间的归途。能走到哪里我不知道,但陌生人一定能偶然看到彼此笨重的瘫坐在路边吹风的样子,都像一个离家不远的孩子。回忆之声刻骨,可真实的一刻人却闭口不言,这种沉默就像是对背叛的抵抗。回忆成为一封未完成的信,我们知道确切的地址和收信人,是我们一生至高的荣幸。能力与天赋让我们在意志上变得穷酸,好像事情顺利的如同从未发生过,或如同不尽人意一般。而胆怯时爆发出来的勇敢却弥补了记忆里优越感导致的模糊。正如经历过搏击,淤青的痕迹显现在皮肤中,记忆在人的身体里发酵,放映着生命的姿态。

托尼朱特的身体失去了声音和行动能力,但唯一能“行走”和“发声”的是他的记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记忆的双重任务——关于个体的记忆与关于群体的记忆——在此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在百度上看到托尼朱特的死讯是于2010年,如果他是他记忆里死去的最后一个人的话,而这本书正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其他人的书评,多次都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终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这是一种将世界未完成的终结和个体的局限融合在一种意识的延绵里所产生的企图,从历史的消解中最先达成个体的挣脱,从回望中最先抵达所有的归程。人类的诉求如果侧重未来,那么就转化成了梦想,倘若跨越过去,就拥有记忆。向集体记忆的终结出发,从一本书到另一本,就像刚好赶上那辆小火车,从一站到另一站,情感是我们唯一的凭据,但它起源于预设的价值。当托尼朱特的横膈肌无法汞出足够的空气, 他与世界的联系就只是脑海里具体出声的情感。还有失明,托尼朱特一直在比较禁锢大脑与身体幽禁间的情感界限。

对回忆中大多事物的确认都是虚构,因杜撰而完整。托尼朱特在第一部分大多讲述了自己出行的感受以及乘坐的方式。雪铁龙与绿线巴士就是他独处大多时间的唯一伴侣,他将身体寄托于它,将目的地转述于它,仿佛自己是被爱的人。地下铁可以从乡野来到市区,从春季通往冬季,从白色的夜晚一直到喧嚣的午后。那种喧嚣打破独处,来自报纸的声音、手表的声音、鞋子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声音。由于年龄问题,行动受到限制,但还是可以通过各种诱惑和暗示去刺探成人的隐私内心世界,当你捕捉到他们固有的逻辑定式就可以了解到。乘坐时无聊的旅途与其说是对自由的干涉,不如说是另一种智力上的奔波。这时候,五港总督号就显得格外慢,虽然它抵达的地区比英国抵达法国要远的多。这种慢就让人想到排队的场景,一定会有一两件事情如同插队的人一样恶化的自己焦灼的心情。但作者不同。修理、等待、交涉、对峙似乎是生命得以壮阔的途径。如果一定要怀念的话,这些漫长的煎熬是我们突然一瞬变得无比骄傲的凭据。

因为对历史趋势的热忱,托尼朱特有很多次身体力行的转变:年轻时他追捧披头士,磕药,持不同政见,加入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也曾投身于左翼犹太复国运动,在布劳兹劳作,参与管理组织工作。他喜欢在布劳兹的一切,还提到喜欢当时到处“性爱无罪”的氛围,喜欢高体能消耗的纯体力劳作。他在意且尤其记得当时他惊讶于布劳兹伙伴对外界了解甚少、热情之低。摆脱布劳兹的死气沉沉是因为被剑桥大学录取。对于不同的思潮与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信奉、追随与放弃的过程,并且明白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需要一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成为历史学家是托尼朱特的梦想。从12岁开始他就开始计算需要多久才能攒够做历史学家所要的文凭。在抵达未来之前,他先会赚钱,于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书店唱片部每周六工作,当年他14岁。战后重建的寂静与枯燥深深影响他,当然还有披头士。托尼朱特的最后一份工是在剑桥大学的蓝猪宾馆负责供应早餐,从早晨5点到中午。一份利于阅读的工作,在烤吐司、煮咖啡、煎鸡蛋的间隙,他读了博士论文所需的背景材料。只要操作熟练,制作快餐不仅能允许沉思——还能促进沉思。当然,托尼朱特的余生不会在烤吐司、送地毯、清理柴油机中度过。

美国是一个同时充斥诱惑与禁忌的国度,无论你向往它的那一方面,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是对妥协、压抑导致的敏感神经让他们对这份看法过度执着。年近30的托尼朱特有了这样的一次行程。如他自己所说,他对美国既轻车熟路又一无所知。他在一生中曾7次横跨美国,就像是从女性隆起的小腹取出婴儿一样领略美国的独特风光。贫穷给他带来独特的经历,而荒凉则鼓励他思考更宏大的历史图景。所有的意外暗示着记忆里的新大陆,节外生枝则体验到更为复杂的隐情,包括人内心更暧昧的揣测。

80年代,托尼朱特的中年危机改变了他已经沉湎多年的思想尺度。那段时间,他学习捷克语,每晚花2小时自学,还去过捷克斯洛伐克。当他教授东欧历史的同时,用自己的精力书写它。回到牛津,他拜访了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特别提到的是,托尼朱特还拜访过米沃什的祖宅,就是写《被禁锢的大脑》的那个作家,我想是他深深触动了托尼朱特的原因。东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根源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以及世界殖民地与移民地对他们内心“欧洲中心”情结的考验。移民换来的安全,以及冷战换来的和平似乎是个体的身份辩护的趋势。但是,托尼朱特想到了其他的,正如米沃什所预言的一样。《记忆小屋》中说,米沃什认为,“东欧人很难不视美国为小儿科,因为美国没有经历足以让他们明白个人判断不过是个人思考习惯之产物的事件。”我想从欧洲辗转来到美国的托尼朱特,不逊色于任何一个美国作家,用自己受到思想冲击的文化觉悟提炼到一个大陆板块的高度,而不是某些民族或某些资源的高度。

在人群中,性欲与爱情的分别就能突然让一个人变得十分焦灼,性欲是一种方式的焦灼,爱情则是另一种。情侣在午后都知道一张双人床的滋味,我们无需阻挡他们身体方面的沟通,他们就一定记得某年的闲暇间隙发生的事情。托尼朱特已经60岁时,经历了77年和86年的两次离婚,并且爱上了曾经学习芭蕾舞的女学生,当然她在之后就成为托尼朱特的第三任妻子。

整个世界的移民史就是人类历史中向蛮荒地迁移、屯居的部分。表达者的双重身份是始终处在非常暧昧与激进的,在两者之间徘徊,自始在边缘难以长驱直入。这种煎熬就如同奥斯维辛中那些秘密的审判一样,具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好在每个人身上检验出一个移民者他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托尼朱特是犹太人,但由于早年生活变动很大,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当年他经历过犹太复国运动,但也仅仅只是目睹而已,并没有深入的参与,对自己民族的使命有所保证。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认同的话,托尼朱特更乐意称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以这种个人表达的尝试为荣。同样,他喜欢给自己的身上贴上“世界主义”的标签,他将视野定位在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国家的人群,接受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只记住自己社区内的那些熟悉面孔,偷听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穿梭在他脑海中的人自然也同样是这个浩大世界角落里的“世界主义”,深刻的和他所有困惑与解答发生关联。

托尼朱特没有极端的民族勇气,同样也没有极端的爱国热情,他操着英式英语,通晓几个其他国家的语言,他生活的环境时刻要处理陌生的障碍,其中包括文化背景的障碍,因为和他相处的人群拥有着同样的困境。俯瞰一个城市的地貌就像去了解他们的言语,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是勤劳与友谊,对于托尼朱特却是慎重的灵魂对话,它是通往世界任何位置的隧道。那时托尼朱特可能只有8岁,如今他60岁,他记忆的来源是解密式的赌注,它不肯消亡的慢慢向他敞开天堂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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