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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那条河(2)——西窗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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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还是孩子,当太阳升起来照到窑洞的窗户纸上时,大家心情似乎好多了。一开门,呵,下了一整夜的雪,这沟壑嶙峋的黄土坡被厚厚地覆盖了一层棉花似的白雪,线条看起来柔和了许多。
昨晚黑咕隆咚地摸上来,什么都看不见,直到这会儿我们才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我们住的窑洞开在了半坡上一块小小的平台上,厕所距离住的地方不远,但要下一段陡坡。这可难坏了女生们,坡路上的雪已经被早起的村民踩踏实了,光溜溜的,女生们探着脚不敢下坡。急得不行了,大家只好蹲在地上,一个拉一个慢慢往下溜。村里的婆姨们远远看着我们这副窘样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才知道,我们大多穿的是塑料底或胶底鞋,在雪地上自然很滑,而村民们穿的是自己纳的布底鞋。
所谓的厕所不过是用半人高的玉米秸围起来的一小块地方,不分男女。村民们进厕所前先要咳嗽一声试探里面有没有人。一米见方的厕所中间只挖了一个浅坑,坑旁垫了两块石头。坑不需要挖深,只要有人进去,村里的猪就会守规矩地等在厕所边上,人出来了,猪们会进去把那些东西吃掉。村里的猪有时会欺负这些北京娃,不等人出来就急慌慌地挤了进去,吓得女生们上厕所总是要带根柴棒赶猪。
关于厕所的话题似乎有些不雅,但这是每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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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还是孩子,当太阳升起来照到窑洞的窗户纸上时,大家心情似乎好多了。一开门,呵,下了一整夜的雪,这沟壑嶙峋的黄土坡被厚厚地覆盖了一层棉花似的白雪,线条看起来柔和了许多。
昨晚黑咕隆咚地摸上来,什么都看不见,直到这会儿我们才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我们住的窑洞开在了半坡上一块小小的平台上,厕所距离住的地方不远,但要下一段陡坡。这可难坏了女生们,坡路上的雪已经被早起的村民踩踏实了,光溜溜的,女生们探着脚不敢下坡。急得不行了,大家只好蹲在地上,一个拉一个慢慢往下溜。村里的婆姨们远远看着我们这副窘样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才知道,我们大多穿的是塑料底或胶底鞋,在雪地上自然很滑,而村民们穿的是自己纳的布底鞋。
所谓的厕所不过是用半人高的玉米秸围起来的一小块地方,不分男女。村民们进厕所前先要咳嗽一声试探里面有没有人。一米见方的厕所中间只挖了一个浅坑,坑旁垫了两块石头。坑不需要挖深,只要有人进去,村里的猪就会守规矩地等在厕所边上,人出来了,猪们会进去把那些东西吃掉。村里的猪有时会欺负这些北京娃,不等人出来就急慌慌地挤了进去,吓得女生们上厕所总是要带根柴棒赶猪。
关于厕所的话题似乎有些不雅,但这是每天要去的地方,也是我实在难以忍受、记忆深刻的地方。

对于我们这一批插队的知青,我只能算是小屁孩儿,老初一的。那时看高一届的人要仰视,如果高两届就觉着有代沟了。

     当时我们这一届并没有被动员下乡,但爸被关了牛棚,妈整天都在学习班受教育,虽然妈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那天,当我故作轻松地跟妈说要和高我一届的朋友一起去山西插队时,妈什么都没说。
临出发前妈请求专政队的人让我看看爸。会面是在一间办公室,旁边坐着两个专政队员。爸苍老了许多,佝着背,无神的眼睛深凹着飘忽不定。沉默了半天,爸低声问:
“什么时候走啊…”。
“下个星期”妈代我答。
这时坐在一旁带红袖箍的专政队员拿出一本毛选让我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的眼睛很快模糊了,那些字像是隔了一块厚厚玻璃瓶底,怎么都看不清。我一个字也念不出来。妈接过书替我念了。临走前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满都是痛楚。我强忍着不想让爸看到我的眼泪,不想让他再为我担心。从头到尾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不能说,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就忍不住了。

    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妈为我收拾东西一直到深夜。妈把准备好的被褥衣服打成一个包,又把其他东西放入一个小牛皮箱。小牛皮箱原本有一对,是妈当年结婚时的嫁妆,妈把其中一个给了我。妈没有过多的嘱咐,只是认真地说:去了后要和女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和男孩子玩。
这话我记住了。
    好像是在插队几个星期后,我们见到一辆卡车摇摇晃晃从村前过。车上满满地载着第二批北京知青。经过一天的奔波,车上的人像是从土里钻出来似的,分不清眼睛和鼻子。突然一个人向我挥手,大叫着我的名字。我虽然看不清是谁,但听着那声音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他?
    和他认识是在我家被抄的那天。我从学校一回来就被一群带红袖箍的人拦在了家门外,门大开着,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了,书籍照片散落了一地,被他们踩来踩去。妹妹被好心的邻居带走了。我吓坏了,跑到楼后窗下,独自站在那儿浑身发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个骑车的男孩出现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就是他。他俩是小小屁孩儿,比我还低一届,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已经记不清他俩是怎么安慰我的,陪了我多少时间,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什么都听不进去。只记得后来的几天他经常会到我家的后面,用小纸球砸窗户,都因为妈在家而没见面。后来,在我临插队前,我主动见了他,简单地向他告别。
      我怎么都没想到他竟然追到这里来了。当时他家里条件很好,根本轮不到他插队。他和我不在一所学校读书,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来了。
他被分配在另一个村子里,离我们这儿约有5、6里路。第二天当他幸冲冲地来找我时,我却发了疯似地大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来插队!
     我的心揪着疼,我觉得我像个罪人!但我不能给这个小屁孩儿希望,只盼他能立即想办法回北京。
    我当时的想法太天真了,户口都注销了,怎么回得去呢。两年多以后我先离开了农村,告别时他落寞的眼神让我至今难忘。15岁的他跟着朦胧的感觉糊里糊涂地来到农村,正如这条蜿蜒的昕水河在这里生硬地拐了一个弯,而这个弯却走了许多年。虽然他后来又回到了北京,上了大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我对他的愧疚却是从我16岁开始,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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