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地图 时间地图 8.5分

《时间地图》:130亿年也不过是春宵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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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图》:130亿年也不过是春宵一刻

130亿年,是宇宙创生到今天的距离,这个时间距离,已经藐远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而即使如此,它相对于宇宙的时间,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所著的《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所涵盖的130亿似乎只是春宵一刻罢了。”(P563)。这本书,也以这句话作为它的结尾。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大历史”的概念,而这个“大历史”显然与华裔学者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还不是一回事。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是从“小事件中看大道理”,这才有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风格,而实际上黄仁宇专注于对明朝这一个看似没有什么特点年代的细究严查,更多地像是对西方历史学的一次依样画葫芦,因为西方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结束的历史转折点,大致的年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这一时点,世界近代史的欧亚格局,也由这一个节点所规定,这个时间点在1453年。所以,西方历史中,将与这一时间点相近的150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而万历十五年的时间对应的是1587年,黄仁宇将之定性为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端,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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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图》:130亿年也不过是春宵一刻

130亿年,是宇宙创生到今天的距离,这个时间距离,已经藐远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而即使如此,它相对于宇宙的时间,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所著的《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所涵盖的130亿似乎只是春宵一刻罢了。”(P563)。这本书,也以这句话作为它的结尾。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大历史”的概念,而这个“大历史”显然与华裔学者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还不是一回事。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是从“小事件中看大道理”,这才有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风格,而实际上黄仁宇专注于对明朝这一个看似没有什么特点年代的细究严查,更多地像是对西方历史学的一次依样画葫芦,因为西方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结束的历史转折点,大致的年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这一时点,世界近代史的欧亚格局,也由这一个节点所规定,这个时间点在1453年。所以,西方历史中,将与这一时间点相近的150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而万历十五年的时间对应的是1587年,黄仁宇将之定性为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是黄仁宇努力把中国近代史向上溯源拉扯,以接近于西方近代史的开端年代1500年。从这个角度上讲,黄仁宇在“大历史”研究上并没有什么创新的意味,只不过他在尽力把中国历史拉到西方主流历史的框架模式里。而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开启的年代,还需要到1840年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足够的巨大的跃迁。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真正落脚的是体量的巨大,这本书把宇宙诞生于130亿年前的那一刻,作为它的大历史的开启年代。他在《时间地图》这本书中,从宇宙洪荒时代的高度压缩的一个点开始,然后开始了大爆炸,直到星系产生,地球出现,生物萌芽,人类现身,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将近一半的篇幅。而它的结尾,还预测了我们的这个星球及所身处的宇宙的未来,这同样是一个惊人漫长的时间段。在一个无法预知的总的宇宙时间段里,已经过去了的130亿年已经是遥不可及了,而人类出现的历史,只不过五千多年,这个时间,相对于130亿年,简直是闪电一般的纤细的瘦身模样。这样,《时间地图》的容量是巨大的,但是,既然我们是人类,还是将前面的宇宙生成史与人类进化史剔出我们的关注目标,这样,《时间地图》这本书要瘦身许多。

个人觉得,大历史也不应该或不需要将宇宙生成史纳入到人类历史中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宇宙生成史是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一种获得科学界共识的定论,就像人类的远古史划分的年代一样,都是由国际机构进行了专家认定,是大家共同必须认同的。而人类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的复杂性,可谓各有各的看法,这才是历史被认为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原因。”显然,宇宙史的确定性与人类史的多元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在《时间地图》里,我们可以把宇宙史暂时剔出我们关注的范围(因为这是公共真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本历史著作要对人类历史进行怎么样的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贯人类发展史的时候,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现代革命”,作者指出,“在过去的100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300年里,人类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迅速、更实质的转型。人类跨越了一道全新的门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描述这种转型时,我有意贴上了一个含糊的标签——现代革命。”(P391)。

大致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现代革命”,就是指今天我们现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这样,《时间地图》已经把它对人类历史的考察,简化成今天的全球化社会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中国人,也的确是非常关注的。

作者充分认识到,这个“现代革命”是由欧洲主导的,这也是欧洲中心论施加于历史的必然的影响。作者对此阐述道:“关于现代革命的叙事经常是从一个(通常欲说还休)的假设开始的,这个假设就是现代化是由欧洲社会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便意味着解释现代化就是要考察欧洲的历史。”(P409)。

在“欧洲中心论”受到质疑的新的历史体系下,作者显然有一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欧洲主导了近代现代性的产生,也就是主导了“现代革命”的横空出世。但作者对此作了某种修正,在并不忽视欧洲在现代革命中的特殊作用的时候,更多地是在世界史的范围内,考察现代革命的产生问题。

作者的这种研究探讨正是我们中国人关注的是什么让近代中国滑入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作者在分析中指出,近代导致西方强盛的根本性原因是创新,而创新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在近代崛起过程中,成为全球网络的枢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一直处于全球网络的边缘位置。在1000年以前的数世纪里,伊斯兰世界成为欧亚科学和商业的中心。“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古典地中海哲学和科学的最大成就为未来而得以保存。在公元1000年,无可怀疑非洲–欧亚四墺既宅的枢纽位于伊斯兰世界”(P432)。

伊斯兰世界是交换中心,但作者指出,“它们的引力中心却在印度和中国。”(P432)。作者在全球体系范围内,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远比欧洲要发达、富有创新。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迈上创新步伐,担当引领世界发展的职责呢?作者认为,伊斯兰世界以及这一世界后边的引力中心中国,不具备产生现代革命的能量与动力。

那么,什么是引发现代革命的动力呢?作者显然认为这一动力唯一存在于欧洲社会体系中,欧洲为什么能够担当现代革命的动力源的职责?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1500年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认为这一时代的突出性贡献是: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网络。而这一时点,正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西方历史中的一个迈向近代化的标志性节点,作者在书中也进行了总结:“16世纪早期大西洋两岸的连接(实际上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欧洲与美洲的相连——评者注)是一个具有真正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遵循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过去1000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绝非偶然。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解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P443)

伊斯兰世界的枢纽中心到欧洲的枢纽中心转换的逻辑关系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西方触角缩回了欧洲版图,而欧洲人为了继续去寻找伊斯兰世界背后的那个引力中心,就是东方帝国,而不道不绕道大西洋,寻找前往东方的路径,正是伊斯兰世界封堵了欧洲人进向东方的陆路,才开启了海路的近代化探险之旅。正是这一变化,“数千年来一直处在非洲–欧洲交换网络边缘的欧洲到了16世纪突然幸运地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最大的、最变化莫测的全球交换的枢纽。”(P453)

在分析了这一世界枢纽位置的逆转式位移之后,作者道出了创新的原生动力问题,“在不同共同体之间信息交换的数量和多样化是创新速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P456)。

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现代革命的关键性动力问题,就是“商业交换”,与之相对应的是,东方的停滞不前,是采取的是一种“收取贡赋行为”。这样,作者便提出了一个欧洲在近代史阶段为何会反超伊斯兰枢纽与东方引力中心的原因——“现代革命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那些经济建立在商业交换而不是较为传统的收取贡赋行为——如对土地征税——基础上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上升了。”(P436)

作者在全书中,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脉络体系,论证了欧洲一直采取的是商业交换手段,促成了创新的原生动力,从而导致了在近代史上的“现代革命”。相比之下,中国在宋朝的商业化和创新的范围十分惊人,几乎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在元明清之后,中国再度统一,“政治税收又回到了更为传统的贡赋资源上”(P441),缺乏了欧洲后来居上的关键动力——商业交换。

作者按照自己归纳出的商业交换与贡赋体系的对垒,来论证西方与东方选择方向的不同导致的进步与退步落差,构成了这本书中里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分析。而作者的这个分析工具,一直适用到前苏联的社会体制。他认为:“许多传统贡赋世界的特性保留在20世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了。”(P524)“国家控制的社会结构似乎焕发出了一种赶超资本主义的动力。他们在企业家方面的匮乏,通过系统的高水平的教育、引进现代化技术以及国家大规模、有组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利用现代交通技术而得到弥补。但是创新乏力,这种曾经让农耕文明时代的创新缓慢下来的同样特性,使他们的生产水平、创新以及军事实力最终还是落后于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从长远看,动员力不能弥补创新之乏力。”(P525)。

作者在论述欧洲崛起的关键原因不能不让我们受到一种深刻的启迪,而在书中,作者由于在全球史的角度去考察过去一直处于分割状态的东西方史,便有了一种对东西方社会制度的比较天平,能够让我们看清这背后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原生态力量,操纵着东西方社会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作者贯穿在全书中的理论线索是相当明晰的,就是西方崛起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动力,则是源自于西方的“商业交换”,而不是东方的贡赋体系,这种观点,也许并不新鲜,但却能自成一说地说明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当然,在作者的体系里,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导致创新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总之,作者在这本书里,按照“时间链条”,把宇宙创生以来的所有时间段,都纳入了自己的审视范围,同时,它还将全球的巨大空间体量,作为全书的“空间维度”,来对照东西方的发展历程上的此消彼长的态势波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段蒙昧阶段,西方人开始了向东方学习的历程,开启了文艺复兴之旅,当时连文艺复兴的精神指引,都是从伊斯兰世界那里拿过去的,如果西方人闭关守国,那么,就不能有欧洲的崛起。同样,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落后的过去,但中国人勇于吸收世界的进步思想,还是踏上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学习别人,并不是耻辱,西方人也有不耻下问的过去,才有了后来的天地逆转。全球互通与沟联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的选择,正是一次顺应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历史的规律,通过《时间地图》,给了我们如是的启迪。至于书中的自然与宇宙发展史,我们人类真的难以去改变什么,唯一的使命,就是学会去承应。我们毕竟难以改变自然的命运,但是人类自己的命运,那些包裹在自然命运之下的个体部落的命运,我们却是有很大发言权的。探讨这份发言权,应该是历史的终极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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