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海不一定吃海

维舟

并非所有靠海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就不是,甚至连日本这样四面环海的岛国,在明治维新之前也很难说是。因为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海洋:它是社会生活的终点,还是起点?根据前一种想法,海洋是陆地的尽头,所谓“天涯海角”,当你从陆地走向海洋,就在海岸边停下了脚步;但后一种观念则相反,有一种冲动驱使着人们到海上去,到对岸的世界去,去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样,茫茫水面不再是障碍,而成了通道。

如果说有某种海洋文明的共同特质,那它想必是由此而来的那种流动性: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财富的流动,以及知识的流动。虽然有所谓“靠海吃海”的说法,但如果仅把海洋作为一个蕴藏物产的宝库,所能得到的终究有限,更不必说在较早的年代,人类也没有技术能力开发海洋。这些都意味着,海洋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海洋本身,而在于它天然是不同群体进行交换的最佳媒介:在蒸汽机车出现之前,海船不仅比陆上交通工具移动速度快得多,而且运费低廉——13世纪末运送同样的货物从北欧到南欧,海运成本仅是陆运的1/20。仅此一端,就可以理解为何在欧洲人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海洋商路之后,曾经辉煌一两千年之久的陆上丝绸之路会一落千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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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靠海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就不是,甚至连日本这样四面环海的岛国,在明治维新之前也很难说是。因为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海洋:它是社会生活的终点,还是起点?根据前一种想法,海洋是陆地的尽头,所谓“天涯海角”,当你从陆地走向海洋,就在海岸边停下了脚步;但后一种观念则相反,有一种冲动驱使着人们到海上去,到对岸的世界去,去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样,茫茫水面不再是障碍,而成了通道。

如果说有某种海洋文明的共同特质,那它想必是由此而来的那种流动性: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财富的流动,以及知识的流动。虽然有所谓“靠海吃海”的说法,但如果仅把海洋作为一个蕴藏物产的宝库,所能得到的终究有限,更不必说在较早的年代,人类也没有技术能力开发海洋。这些都意味着,海洋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海洋本身,而在于它天然是不同群体进行交换的最佳媒介:在蒸汽机车出现之前,海船不仅比陆上交通工具移动速度快得多,而且运费低廉——13世纪末运送同样的货物从北欧到南欧,海运成本仅是陆运的1/20。仅此一端,就可以理解为何在欧洲人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海洋商路之后,曾经辉煌一两千年之久的陆上丝绸之路会一落千丈了。

不仅如此,海外贸易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逃避陆上运输时所遇到的重重关卡课税。众所周知,15世纪末葡萄牙人之所以要竭力寻求直达东方的航路,最主要的内在驱动力就是想避开意大利城邦、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因为垄断东方货物而施加的重税。在达伽马发现直达印度的航线之后,葡萄牙人将货物运回欧洲所须缴纳的通行税便只相当于之前的1/80。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那个年代的“电子商务”:绕过了许多批发零售商等中间环节,将生产方与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在压低成本的同时,将中间的利润揽为己有。就此而言,它天然具有某些市场的特质,正如德国学者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所说的,“海洋一如货币是一个中介者,它是交换手段的地理版本。海洋本身毫无特性可言,因此它像钱一样被人们所用,旨在推动林林总总的事物的互动交换。在历史上海上贸易和货币交易非常接近,等级森严和闭关自守的贵族政体不得不对这两种具有敉平作用的现象躲避三舍。”

从一种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来看,既然海洋有着如此明显的好处,似乎很难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何不去好好利用它。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闽粤航海小传统,并在明清时期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活力,但总体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帝国,没有足够的动力出海闯荡,还屡次实施海禁。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比较好理解:海运虽然在运费上比陆运和河运省得多,但它却也是一种高风险、高技术要求的运输方式。海船不仅造价高,而且对技术、操控人员的要求都较高,在足够抗风险的现代巨轮问世之前,海洋显然也难驾驭得多,一旦沉船,很多商人也许就此血本无归。正因此,在上古的两河文明时代,能进行海上贸易的都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神庙或宫廷这样资本充足、能承受风险的机构。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是缺资金或技术,而是权衡利弊,选择了“安全”而牺牲了效率与利润。

事实上,对真正有决心越洋航行的人们来说,技术从来不是真正的障碍。现代学者公认人类早期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者是太平洋岛民,他们早在35,000年前就驾驶着独木舟穿越了数千公里宽的洋面,由此人类定居者才逐渐扩散到了这些小岛上。挪威学者索尔·海雅达尔曾在1947年和五位同伴做了一件至今仍有争议的事:他们完全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方式制造了一个木筏,并靠着它在三个月内横渡了60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在日本冲绳海洋博公园的海洋文化馆里,我曾看到许多太平洋岛民的航海器具,从船体设计、对风向与海水的观测、用以导航的天体图,都令人惊叹地证明:即使是一个无文字的人类社会,也完全能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因为他们以海为生。

不过,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说的,这些岛民虽然是优秀的水手,到远方的岛屿和人交易物品对他们也极为平常,但他们的动机却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在于它们背后的传统和风俗所赋予的社会力量,它给这些物品以特别的价值,使它们笼罩着浪漫的光环”。就像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中所说的,要解释像美洲这样的地方为何没有出现广泛的航海活动、为何远距离海上交通网络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难以回答的”。自然条件往往不是问题(在非洲也许是,非洲海岸缺乏良港、封闭半封闭的内海和岛链),而从中国、日本到印度、埃及的例子又证明,造船资源、技术能力和贸易资源也不是促使人们走向海洋的先决条件。在此,本书虽然描述了全球各地海洋史的方方面面,但他的用意显然不是写一本历史哲学,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为何是欧洲人通过海洋塑造了全球化网络?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地中海的确具有全世界最优越的先天条件:不仅优良港湾、岛屿众多,而且距离埃及、两河、希腊等文明中心都很近,由此带来强烈、直接而频繁的海上交换活动和冲突。欧洲的文明曙光最早出现在克里特岛这样乍看上去偏远的海岛上,实非偶然——考虑到海路联系,那它可说是当时欧洲地理位置最佳的地方,足可成为充当一个繁忙的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它的财富和力量依靠海洋商路的交换,而海洋在带给它所有这些的同时,还确保了它的安全:即便到近代,远渡重洋投放兵力也很困难,因而这个欧洲最早的文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邦。随后诞生的雅典帝国更明确了自己的未来在海上,并首度确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帝国“通过没有中间商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获得财富,并凭借海军来保障其优势”,而这无疑就是欧洲近代“海商复合体”(naval-commercial complex)的前身,那是海上贸易和海权力量彼此支撑的一种社会结构。

这才是真正的“靠海吃海”:不仅仅是作为渔民收获一些海产品、混口饭吃那么简单,还意味着整个社会必须围绕着海上活动进行彻底重组。在荷兰和英国兴起之前,近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海洋帝国威尼斯正是如此。在扫平了海盗之后,自公元1000年起,威尼斯每年都要郑重举行仪式,将由主教祝圣的金指环投入大海,宣告这个城邦与大海结婚,以此确立一种彼此紧密结合的排他性关系。相比起来,中国历代虽然也有海上贸易,但那最多也不过是极少一部分沿海地带人们的生活罢了,就算全部禁掉,对帝国整体而言也只是可承受的损失。即便是近代以前绝无仅有“背海立国”的南宋,也只是利用沿海地区的财富来支撑整个国家,而不是围绕着海洋活动来改造整个社会。最明显的对比是:1378年当威尼斯被热那亚舰队封锁海口时,整个城邦几乎立刻陷入危亡,但当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封锁中国沿海时,绝大部分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根本没感觉到对自己生活有什么影响。

欧洲的海洋文明形态之所以最终能胜出,恐怕正在于它奠基于一种英国学者伊斯特凡·洪特所说的“倒序”发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从长距离贸易开始,随后逐渐发展出国内贸易,最后才在很晚的时候创建了生产农业,其顺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恰好相反。显然,这一不同寻常的模式,其谜底就是“海洋”二字。长距离的海上活动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它自发重组结构,而以利润作为驱动力和润滑剂,推动着人们不断向外开拓,前往遥远而陌生的陆地,由此建立起与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的联系。的确,这种模式天生带有某种向外扩张的冲动,也众所周知给世界带来了好坏参半的影响,可问题在于,如果不是这样,历史也没有提供另一种更好的方式,能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海上交换活动提供持久不竭的动力。

*已刊2017-7-31《三联生活周刊》 -------------------------------------------------------------------------------------------------- 勘误: p.5:1851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了美国的一个州。2年后,人们在萨特的磨坊发现了金矿:按,人们在Sutter’s Mill发现金矿是在1848年,即在加州建州之前2年多前;这个地名中的mill也并非“磨坊”,而是指工厂,因为它原本是个锯木厂(sawmill) p.8:我们能够品尝海上贸易所带来的水果,却一点也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此处“水果”原文应是fruit,表明的应是隐喻意义上的“成果” p.9:更糟糕的是,一个人可能会被彻底地从陆地上冲走:从上下文语境看,应指航行时漂离陆地 p.145: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王朝开国君主乾陀罗古普陀(Chandragupta):通译“旃陀罗笈多” p.162: 1亿塞斯特斯是相当大的数目,但有许多罗马人的财富是这个数字的若干倍。哲学家塞内加的财富达3亿塞斯特斯,老普林尼至少有40万塞斯特斯:从上下文看,似应是“40亿”? p.165:这些商品“来自最遥远的国家,我是指特兹尼萨(即中国)”:此处应译为Tzinisa“秦” p.167:尤士丁的继承者尤士丁尼(Justinian):通译“查士丁尼” p.170:航行到克利斯(今东南亚):原文应是Chryse,宜意译为“黄金之地” p.178: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是5个语族的故乡,它们都属于印欧语系:都不属于 p.18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由50万名士兵组成的5支军队:其实《史记》未说是五支军队,集解只说是“五十万人守五岭” p.184:早在汉武帝去世(公元87年)之前:公元前87年 p.184:他们乘坐“当地蛮族的商船”到达“黄址”:黄支 p.185:3世纪初,范蔓将军“袭击并征服了周边的邻国,将其变为藩国……他获得了‘扶南大王’的头衔”。之后,他“建造了很多船只,穿过浩渺的大海,袭击了包括都昆(位于马来半岛的一个小国)在内的十余个王国”:按,原文见《梁书》卷五四扶南传:“大将范蔓……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此国名是“屈都昆”而非“都昆” p.187:[赤壁之战]战斗在长江中游(今武陵附近)打响:应是“乌林” p.188:刘备的蜀汉王朝(265年被晋所灭):西晋是在灭蜀汉之后的次年,即266年才建立的,故蜀汉是亡于曹魏 p.189:[林邑]他们在445年先给刘宋王朝的贡品包括1万斤黄金、10万斤白银和30万斤铜。然而,刘宋王朝发动了一次残暴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库图克港口的林邑人遭到屠杀,都城宫殿和寺庙中无数的黄金也被掠夺:按,此事见《南齐书》卷五八林邑传:“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林邑王]杨迈欲输金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日南地。大臣昪僧达谏,不听。和之进兵破其北界犬戎区栗城,获金宝无算,毁其金人,得黄金数万斤,余物称是。”可见此处金银铜当时只是谈判设想,并未真的进贡,“库图克港口”似应是这里说的“犬戎区栗城”。 p.191:位于马来半岛东面、克拉地峡南面的班班,尤其以藏有宗教器物而闻名:应是“盘盘”。《梁书》卷五四:“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p.192:隋文帝既注重实际,也十分虔诚,他利用佛教重新统一了中国,并持续了近4个世纪:疑有误,隋朝仅存在37年;如说是佛教统一中国近4个世纪,似也未尽妥当 p.208:[君士坦丁堡6世纪时]其人口估计已达到800万: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君士坦丁堡人口一般估计为50万,此处或是“80万”之误 p.302:655年,唐高宗再次出兵高句丽,并打着为契丹人复仇的旗号:《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为露布于朝。六年,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至新城,败高丽兵,火外郛及墟落,引还。”就事理而言,唐不应是为契丹复仇,而应是为新罗出兵。 p.303:7世纪90年代,吐蕃在距长安仅300千米处击败了唐军:疑有误。唐与吐蕃交战多次,当时仍占上风,当时唐军战败且离长安最近的一次是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的素罗汗山之战,在今甘肃临洮,但距离也有近600公里 p.309:卿有安边之略,为我镇之,勿以道远为辞也:应作“为我镇边” p.311:三角洲地区的港口云敦:应作“云屯”,历史上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越南的起点商港 p.316:在12世纪中叶,据估计有4000万中国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水域当中”:疑是400万,当时全中国也不过1亿左右人口,不可能有四成人生活在水域中 p.318:室利佛逝的突袭舰队曾穿过南海,航行200英里攻打占城的芽庄:恐应是2000英里 p.322: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奥赛罗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最安宁的共和国”(即圣马力诺共和国)崛起的开端:括弧里字样似为译者所加,奥赛罗是威尼斯总督,其统治时期无理由成为圣马力诺崛起的开端。盖因“最安宁的共和国”一词(Most Serene Republic)在欧洲史上曾被冠于不同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圣马力诺均是,故此混淆 p.338:在宗教方面,利沃尼亚人十字军的入侵更为成功,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进行布道,主张在西维德纳河畔建立一座教堂。1201年,主教教区的所在地迁至维德纳河河口新建的里加城,东正教开始向来自吕贝克的军事支持和贸易开放:Livonian Crusade指的不是“利沃尼亚人十字军”,而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征服利沃尼亚地区的十字军,故应译为“利沃尼亚十字军” p.348:另一个区别在于,地中海的商用长船比北欧的船更加矮小:从下文看,似乎是说反了,威尼斯大型长船载重是北欧柯克船的几倍 p.354:随着金朝的建立……当时有多达40万汉人向南迁徙:恐是400万 p.357:曾经当过海盗的朱清和张碹开辟了一条深海航线:张碹=张瑄 p.359:本州中部的平氏与都城位于镰仓以东(靠近今东京)的源氏相争了近一个世纪:应去掉“以东”二字,或说是“关之原以东”(关东),此外,当时镰仓不能说是源氏的“都城”,可说是“基地” p.359:[坛之浦合战]年仅8岁的天皇被溺死。当时,他的祖母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说:“波涛之下,也有帝都。”按,当时是平时子抱安德天皇跳海自尽,但平时子其实是安德天皇的外祖母 p.402:小帆船“尼雅”(Niña):Niña译音是“尼娜”,西班牙语意为“小女孩,圣女” p.412:[麦哲伦船队的]“特立尼达号”(Trinidad):麦哲伦等人均是狂热的基督徒,船名多具宗教色彩,故此处似宜译为“三位一体号” p.413: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担任指挥:菲律宾有一城市以此人的姓氏命名,通译作“黎牙实比” p.430:1523年,日本商人在明州与竞争对手之间发生冲突,这导致了中日之间贸易的停滞:指宁波争贡事件,当时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与南海道细川氏各自派出贸易团,但双方都是日本商人 p.462:1646年,清军占领了杭州,郑芝龙投降:清军攻占杭州是前一年的六月十四,1646年的九月十九日清军攻占福州后,郑芝龙才降清 p.505:在苏门答腊岛的荷据亚齐:此处背景是1782年的事,而亚齐王国直至1873年才失去独立,疑原文应指“荷属苏门答腊岛的亚齐” p.531:这一计划改善了下游的洪水问题:从上下文看,“改善”应作“加剧” p.534:“大西洋号”(Atlantic)、“北极号”(Arctic)、“太平洋号”(Pacific)和“波罗的海号”(Baltic)等汽船:从前后各船的命名来看,Arctic应译作“北冰洋号”为宜 p.541:一种新的美国横帆船出现了,被称作“中型快船”或“唐伊斯特”(Down Easter),因其主要在缅因州制造,那里位于波士顿的下风口和东部:结合上下文,此处似应意译作“下东快船” p.589:他力劝美国政府“不能过早地或过多地派舰队前来”:从上下文看,似把意思弄反了,此处原意或指“无论多早派舰队来都不早,无论派多少都不多”。 p.610:巴拿马运河的规模(长320米,宽33.5米,深12.6米):应是320千米 p.644:星期五清真寺(jama’a)是一个城市中主要的清真寺:应译作“主麻日清真寺” p.644:马来半岛南部的吉达:“吉达”一般用于对译沙特阿拉伯的大城市Jidda,而马来西亚的Kedah则译作“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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