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土耳其观述略

廷巴克图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土耳其观述略 撒海涛 摘 要 :土耳其与中国在近代的国际境遇极其相似,其复兴历程给予了国人强烈的刺激。结合回族知识分子王曾善、马宏道、马明道等与土耳其的人文交往,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通过观察进行反思与镜鉴的线索。换言之,他们归国之后之于民族、国家的提倡与践行,可谓这条线索的外部逻辑延伸。考察这一过程中回族知识分子的土耳其认知,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对于我们把握历史、参照当下,无疑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关键词:回族知识分子;土耳其;人文交往 近代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历史由来已久,在西方眼中与中国同为东方“病夫”的土耳其,在为中国提供感同身受的自我定位的同时,也为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从土耳其的复兴历程中找寻中国未来的出路,成为政界学界一时的风潮,时人钱湘声指出:“土耳其与中国均位于东半球,从前欧美人所讥笑之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亦即指土耳其与中国而言……中土两国之环境,虽不能同日而语,但颇多近似之点,故以土耳其之奋斗精神,作我抗战之镜鉴。”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曾在土耳其的政治现状表现出了极大研究兴趣,并通过征引克里米亚战争和1874—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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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土耳其观述略 撒海涛 摘 要 :土耳其与中国在近代的国际境遇极其相似,其复兴历程给予了国人强烈的刺激。结合回族知识分子王曾善、马宏道、马明道等与土耳其的人文交往,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通过观察进行反思与镜鉴的线索。换言之,他们归国之后之于民族、国家的提倡与践行,可谓这条线索的外部逻辑延伸。考察这一过程中回族知识分子的土耳其认知,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对于我们把握历史、参照当下,无疑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关键词:回族知识分子;土耳其;人文交往 近代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历史由来已久,在西方眼中与中国同为东方“病夫”的土耳其,在为中国提供感同身受的自我定位的同时,也为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从土耳其的复兴历程中找寻中国未来的出路,成为政界学界一时的风潮,时人钱湘声指出:“土耳其与中国均位于东半球,从前欧美人所讥笑之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亦即指土耳其与中国而言……中土两国之环境,虽不能同日而语,但颇多近似之点,故以土耳其之奋斗精神,作我抗战之镜鉴。”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曾在土耳其的政治现状表现出了极大研究兴趣,并通过征引克里米亚战争和1874—1876年的俄土战争奏请光绪帝以达到其联英策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早年就曾在《民报》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土耳其革命》等文,提出效法凯末尔革命以争取民族独立。有研究者指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知识界都密切关注着土耳其的发展,而且时常以土耳其的例子来激励自己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群体对土耳其表现出了极大关注热情,在《月华》、《晨熹》、《突崛》等回族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土耳其的新闻信息、日记游记、学术考证等方面文章。其中有些报刊还开辟了专栏对有关土耳其的相关信息进行专门报导,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这批资料尚未得到本课题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土耳其与中国穆斯林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的视角有着异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方面,通过观察土耳其之后对其产生的影响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土耳其的认知,角度不一,深浅有别,以曾在土耳其求学或出使或游历的回族知识分子王曾善、马明道、马宏道等人为代表,认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梳理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土耳其的观察、聚焦、反思和镜鉴,考察他们由此形成的对于土耳其的认知,对于弥补这一领域的缺憾,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王曾善与土耳其的人文交往  事实上,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平牛街王浩然阿訇就曾游历至土耳其,“时土帝为哈米德,知阿衡为东方学者,优礼有加,赠经书千余卷,多为东土所无。”开近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与土耳其的交通之先河。最早留学土耳其的回族先驱是王曾善,王曾善曾在燕京大学读书,与张兆理寄居北平东四清真寺,叹我回教之不振,于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与张兆理、海松泉、苏达三、林长盛、冯之爽、田得露等人组建了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得中学以上同教志士凡二百余人,一时北京回教之精神焕然”。时逢“土耳其凯末尔将军挽国运于累卵,现复兴之曙光,吾国回教青年,闻风兴起,多愿赴土留学,冀以借镜彼邦,研求救国之道”,于是他走出国门,于1925年6月到达君士坦丁堡。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历史系。 初到土耳其不久,王曾善在写给母校燕京大学的信中这样记述他对土耳其的认识:“土尔其自独立共和后,百政维新,进步颇速。教育方面,亦诸加整顿,尽力改善,惟其学生及妇女觉醒,尚不及我国处。君士坦丁,本为世界著名大城之一,吾辈早已耳闻,但耳闻不如目睹。及至来到此处平心静气实地的去观察,果然名不虚传。论形势,则海峡曲折,险要天然,谷出水没,鬼蜮多端;论风景则高山浩海,连环侵套绿树红屋,错杂成趣,列若图书,望如桃源。只恨我这支钝笔,不能尽量的指写描来,就请诸君合目冥索,回环想象吧。” 从上述文字可见,王曾善目光初涉土耳其的改革、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此外,他注意到“回教礼拜堂,建筑之伟大宏丽,雕刻之细雅精美,足可代表中古回教文艺之一部。即种种陈事古迹,在在可作吾辈研究文化,历史,艺术之宗教之左证与臂助。” 对于历史遗迹之于发扬回教学术的意义,王曾善有着独的见解。提及土耳其人对于中国人的误会时,他作了如下记述:“弟来此留学,士人颇觉新奇,因彼等对于中国之思想极隔膜,总以为中国人懒,脏,野蛮,蓄发,养指甲,戴缨帽,吃鼠肉,吸大烟,裹小脚……”他举例说道:“更可怪者,他们以为中国男女俱系缠足,一日一位同学,竟大胆不客气的将我的袜子扯下,遂拍掌笑道‘怪不得你从中国跑出来哪,原来你的脚这样长啊!’”“你道可气不可气!”由于隔膜导致的误解给王曾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在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时,王曾善认为:“推原其故,不外由英美电影及英法文书籍所介绍,(至今犹时有污辱中国之影片及戏剧映影于剧场以取笑;即报纸杂志,无忌惮的登载侮蔑中国之文字及图书)”,晦暗的现实深深刺痛了海外游子的心,“我阅过之后虽觉气氛,然亦无可奈何耳!”这也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他“时加辩正,舌弊唇焦”,“每欲随时提高土人思想中我国之地位,以宣传中国之文化而保中国之体面。”但因为“人少势孤,力不从心,”“大部分昏蠹土人之老思想,仍无法转移。”只能“尽我心力,以待来者而已。”弱国游子言语之外的失落与无助的心态一目了然。相应地,日本在土耳其各方面的状况也引起了他的思考,“惟自日土通商互换使领以来,日货流入土境,且日本驻土使馆,常以关于日本名胜风俗之电影,借演于各学校与电影院,由之土人之观念已大改变,二月以前,日本又在君士坦丁开过一次日本工业展览会,因此更博得土人之同情。”日本在土耳其的成功经验使得王曾善意识到“现时我国欲洗刷我们的耻辱,破坏英美帝国主义之荒诞,非先与土国交换使领,立约通商不可,而后再谋两国文化之交换,互派留学生,使彻底了解彼此两国的国情。”还提到“中国更应与埃及,波斯,希腊,保加利亚等诸小国,相互往来。”此时,王曾善已在考虑用现代国家的外交政治手段来改变国家被动积弱的局面。 1928年,王曾善与马宏道等人联呈国民政府,恳请与土耳其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以利侨民。后来他在中国近东访问团的报告书中又指出:“以土耳其之新兴国家,为举世所重视,乃我使馆中只余三人,求其处理日常馆务,已实属不易,至对各方之交际宣传,更属无暇顾及”而“土耳其是近东国际政治的枢纽,我们现在在土耳其的外交机构实有充实之必要。”关于土耳其在中国外交格局当中重要性的认识,从留学之初直到多年之后代表国家出访,王曾善一直都是清晰明了的。 1929年,王曾善奉教育部令委调查土耳其自革命后对于教育方针及其实施情形,他撰写了“一万余字之报告书,甚得教育部长嘉许。”后形成《土耳其的文字革命》、《土耳其的文字革命(续)》两文发表于《月华》报刊,在文中,王曾善对土耳其文字改革的起因,改革的经过与实行的步骤,和文字革命的影响,做了细致全面的剖析和介绍,理解与赞赏的态度一目了然。这种情绪与态度一直伴随着王曾善对土耳其的认识,如他在关于安哥拉的介绍时写道:“由外表看来仿佛腐败简陋而其内容之整齐坚强,有非外人料想所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不足三年,在此短短的一个时期中,观其内政外交各方面之改革整顿与进步,实令人羡服不置……”。西方列强的压迫,使得当时的国人对同病同形的土耳其的复兴经历颇为好奇,王曾善作为最早留学土耳其的中国人之一,他的观察实则包含着对处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的思考,从“西亚病夫”的复兴过程去寻求救国之道,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改良的一剂良药。 留学土耳其的所见所闻深深刺激了王曾善先生,自土耳其毕业归国后,他便时思对宗教有所贡献,除利用所学贡献国家民族之外,更是潜心于回教文化之研究,他于1936年秉持“和平、奋斗、兴教、救国”的理念精神发起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学术研究会,力图“探究学理”,改变改变回民文化落后的局面。,在创刊号发表《回民的基本信条——总信》一文,在《译丛》栏目发表《古兰天经大义》,并陆续翻译《至圣穆罕默德传》刊于《月华》。创办社团、译介文字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成为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重要活动。 1931年,王曾善跟随戴季陶宣慰西北之时,将其在陕西的见闻以《长安回城巡礼记》为题撰文并连载于《月华》杂志,对陕西西安的城市,各个清真寺的历史沿革,清真寺的内部组织状况、清真寺的经济、派别和教育,西安的武术、妇女和团体组织等做了细致全面的记述、并对清真寺的碑记做了抄录,并受西安回教公会和回民抗日救国会的邀请做演讲,鼓励他们“注重教育以培养人才,化除意见以巩固团体,恢复固有之文明,继续穆圣之精神”。在宣慰西北的过程当中,他还努力提拔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呈送回民学生……令入中央政治学校”后又因“该生等来京面陈该校不甚合宜”而“请改入中央大学”。他还出任新月女子中学校董,并于1937在新月女中发表演讲,鼓励学生 “充实学问,服务国家社会”。 民族与国家的坎坷遭遇和在土耳其的种种经历感受,刺激着自土归来的王曾善。事实上,他一直怀着极大的热情对土耳其的各个方面做引介和报导。如在《土耳其军人》一文中,他对土耳其政府与人民严重的军人、土耳其的军事教育、军官的服务和待遇,征兵工作等各个方面做了介绍,在《五十年来之土耳其》一文中,王曾善对土耳其的历史、两次立宪、土意战争和巴尔干战争、参加一战与色佛尔条约、独立战争、洛桑会议等都做了细致观察与介绍,并附有五十年来土耳其大事年表,极尽详细。在《土耳其现势鸟瞰》一文中,他又对土耳其当前的外交、政治与革新、内政建设等进行了全面论述。在观察与介绍之外,也不乏作者深入的反思,如他在《土耳其中小学宗教课程》一文中提到:“表中所列,施之我国,未必尽合,而于阐扬正教设置学校,可资借鉴,故可表而出之,俾热心宗教诸君子留意焉。” 对土耳其改革的方方面面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奠定了王曾善在土耳其归国之后种种实践的思想基础。他还关注土耳其及近东诸国的状况,发表如《土耳其对于非力斯丁回教大会噪声》、《叙利亚与律班朗之独立运动》、《近东各国时事述闻》及《穆圣以前阿拉伯之革新运动》等文章,对亚非拉及近东诸国民族国家的状况给与重视和关切,这与他本人回教徒的身份自然是不无关系。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领土的同时,企图瓦解分化国内各民族、对于回教行使其割裂分化之手段,鉴于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同时深感在回教国家进行抗日宣传的必要,王曾善等在白崇禧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 在此过程中,访问团一行行经土耳其,王曾善故地重游,自然免不了诸多感慨。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出十多年内王曾善对于土耳其的不同观察及其所产生的不同感受。 在刚刚抵达土耳其时,他们就发现“妇女面幕已去”。在参加礼拜时,“男女同殿而分班。女只盖发而不蔽面。男子除教长外,无白缠。”在语言方面,虎头拜多半用土耳其语,班克也是土耳其语;入拜则用阿拉伯语。 王曾善还注意到,主麻日的礼拜,清真寺都有很多人,甚至下雨都无法阻挡人们前来礼拜。这不得不让他们慨叹:“土耳其毕竟是回教国也。”同时,他们也称赞土耳其对伊斯兰教的改革,认为“土耳其乃研究宗教而为改革运动者”,是“留其真精神”,而去“无关之糟粕”。这可谓合情合理。如同伯纳德·路易斯所指出的:“凯末尔主义者的宗教政策的基础是政教分离主义,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伊斯兰教与政府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具有的权力,使宗教的权力局限于信仰及礼拜方面。” 可以说,对于土耳其的的观察、反思和借鉴,伴随着王曾善的一生,而对于土耳其的始终关注,莫不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担当。王曾善在归国之后的数年之内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可谓他在土耳其观察与反思的逻辑延伸,正是由于之前因与国内对比而产生的落差感、因被误解而导致的思考、因细致观察而进行的反思激发了他“借镜彼邦,研求救国之道”,即效法借鉴土耳其的经验来改变国家民族落后现状的决心。无论是提拔人才,还是鼓励学生,无论是书写译介,还是社会调查,他的践行所涉及领域莫不与他在土耳其的关注有关。除了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认同之外,留学土耳其时的种种见闻对他来说,正是促使他回国之后进行种种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因素。 二.马宏道、马明道对土耳其的观察与镜鉴  除了王曾善之外,当时求学土耳其的还有马宏道、马明道兄弟。马氏兄弟出身于北平牛街回民世家,马宏道先后负笈求学于王静斋、于少斋、李廷相等诸阿訇门下,攻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典籍。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了扩充眼界,增广见闻,王静斋阿訇带领弟子马宏道赴中东学习考察,先后历经印度、埃及等国,时逢土耳其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王静斋阿訇对土耳其革命后之巨变,甚为敬慕,故毅然决定,携马宏道自埃及前往土耳其考察,但是因为“时土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商业之不景气,有甚于今日之我国。少壮军人得势,皇室一败涂地,宗教亦连带受非常之影响。宗教经堂,文化机关,或临时封闭,或根本取消。比较埃及事事猛进,诚有天渊之别。至是,乃知战后之土国非我求知之地”,后又“鉴于土耳其学制更新,又可申请奖学金,遂留马宏道在土耳其学习。” 马宏道毕业于土耳其国立伊堡大学文科哲学系及政治经济系,并研究神科回教法律,旋得该校研究院哲学硕士学位。求学期间曾任中国国民党住土支部执常委员,并代理保护土华侨事宜。马宏道“出国十二年,每至一地,对其政治经济教育等,必做详细之调查,对各地回民状况,尤深注意。”后于1932年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回国。游学土耳其的经历使得马宏道看到了普及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他“奔走华北,宣传教育,促进回民,团结御辱,备极辛劳”。 1931年,远在国外的马宏道参与创办了回族伊斯兰知识性报刊《正道》。“《正道》由北平追求学会主办,北平清真书报社印行,马宏道为编辑主任......其办刊宗旨是:介绍中东穆斯林国家情况,阐扬伊斯兰教义,唤醒回民觉悟,传递各地回民信息......”从《正道》报刊的宗旨我们便不难发现,置于办刊宗旨首位的“介绍中东穆斯林国家情况”背后所反映的马宏道个人在历经土耳其之后的心路历程。 1935年初,在马宏道的建言和努力之下,中土建交,马宏道被任命为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秘书,并指定为建馆先遣人员。马明道就在此时随兄长来到土耳其求学,在安卡拉大学神学系攻读伊斯兰法和土耳其法,后陆续在土耳其陆军军官学校、土耳其陆军步兵学校和土耳其机械化学校学习。在土耳其任职期间一直到回国之后,马宏道和马明道不断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有关土耳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文章,刊于国内《正道》、《晨熹》和《西北问题季刊》等期刊上。如在《战后土耳其教育上的改革》一文中,马宏道就土耳其在废除宗教教育、统一教育行政权、采用新文字、提倡民族主义、实施党化教育、施行受教育机会均等等诸多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与介绍,政治方面的观察还有诸如《土耳其国民党四全代会决议案之概况》、《土耳其国民党政纲的演化》、《政治的土耳其主义》、《哲学的土耳其主义》、《土耳其主义的沿革》、《土耳其主义是什么》等文章,在《哲学的土耳其主义》一文中,马宏道对于土耳其之所以能够“雪耻涤羞,能够迅速的期间完成革命事业之主因”,翻译引介为土耳其“潜伏在精神上的民族哲学(回教)的力量”,希望作为“吾们努力中国革命事业之参考”,足见其用意之深,用心之苦。 马明道在《土耳其的回教》一文中则阐明了他的视野当中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的影响,他先后引用一位官员的女婿的话语来说明“人民仍然在很热诚的笃信回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发生任何动摇”、之后他提及饭店一位白俄老板为了加入土耳其国籍而改信回教以及土耳其政府在斋月放假庆祝等事例,来说明土耳其的世俗化政策与下层民众的信仰之间的分离,这一点与王曾善的观察也是一致的。他们的观察与记录对于我们今天来重新认识土耳其世俗化的进程中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土耳其的民族与民族性》一文中,马明道把对土耳其民族性格总结为沉静、刚毅、勇敢、好斗、有礼貌、公德心重等特质,同样在《土京鳞爪》一文中,他对土耳其的建筑、小家庭吃饭问题、公园、气候和代步工具等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些大都出自他平日在生活中的细致观察,足见其观察之细致。 1936年,马明道护送新疆穆斯林朝觐团自伊斯坦布尔乘船赴麦加朝觐,他写下了《从伊斯坦堡到麦加》的游记,对沿途状况做了记载,连续6期刊于《晨熹》。不止社会方面,他对土耳其政治方面的变动也有着敏锐的观察,在《晨熹》专门开辟的安哥拉通讯一栏中,他曾以《或可借镜》为题对1931年5月土耳其国民党第三届大会决议案的内容做了全面的论述和介绍,内容分为纲领、几种原则、基本任务、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通过观察而介绍的缘由题目便可知晓,借鉴土耳其政治上的经验以期为国家民族提供复兴的借鉴那个时代留土学子的共识。 1937年初,时逢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马明道寄给国内《晨熹》期刊一篇题为《中国回教徒心理和个性的优点》的文章,他将中国回教徒的个性和心理方面的异点总结为信仰的一致和坚定、精神界的安慰、对于团体的护卫、对于同教的爱护、勇于事、苦干真干硬干等特质,马明道认为:“中国回教徒的这些美德,差不多都与新运相吻合......回教徒们,一方面应当把自己的美德坚强起来,使它更加光明灿烂。另一方面,更当使这些美德伸入整个的大社会......由狭而广,由教而国,由同教而同胞。这样来辅助新运的推行,谋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和个性的建设与改善。以期挽回国家的危运,树立良好社会的基础。我以为这是中国回教徒现在应付的大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中作者借两位在土耳其回族同胞的谈话就土耳其与中国社会做了对比,而后提出观点,初衷可见一斑。如同作者所说“这篇东西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研究和亲身体验出来”,就很难说他所总结的这些特质绝非只是中国回教徒的特质。通读全文不难发现,作者用长篇大论来为国为民的心理建设谋求出路,更是土耳其社会对其深刻影响的结果使然。 1940年马明道毕业回国,参加抗战,被分配至白崇禧主持的军训部步兵监任少校监员,后因精通语言于1944年10月被派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处任副武官、代武官。在此期间,他在《军事杂志上》分别以《土耳其之预备军官制度》、《土耳其陆军军官养成计划》为题对土耳其军制方面的状况作了简单介绍,亦是他借鉴他国经验希求改造国内军制的体现。 民国时期回族报刊作为回族知识分子记录社会、表达思想的载体,越来越得到回族学领域诸多学者的重视。《晨熹》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回族伊斯兰学术性刊物。该刊重视伊斯兰文化研究,重视引介国外伊斯兰国家经验,积极宣传爱国爱教的思想理念。据南京大学刘莉老师统计,“几乎每卷每期都有关于此议题(凯末尔革命)的文章”,而有关国外伊斯兰国家状况的内容也“占《晨熹》报刊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其侧重点。马宏道、马明道兄弟一直以《晨熹》报刊为阵地对土耳其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进行介绍,这与《晨熹》报刊自创刊之日起就确立的“唤醒回教同胞一致参加革命,并欲引起国外回教信徒与我们作同情携手!不但欲激发国内民众同舟共济的决心,并欲作三民主义与回教文化融成一片的媒介”的宗旨自然也是不无关系。 三.结语  土耳其作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构成了中国人观察世界、审视自我的参照。 综上所述三位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土耳其的观察,我看到他们基于自身身份的多重属性所作出的反思与借鉴——即同时作为中国国民和回教徒所折射出的双重思考与折射。作为中国国民的身份,使得他们有意识地利亲历土耳其的身份来认知土耳其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期作为补益于国家的参照,王曾善、马宏道、马明道莫不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他们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总结为“东亚病夫”视野中的“西亚病夫”如何自我医治这样简单的模式。他们在具有同样的观察、反思、镜鉴特征的同时,又因他们个人的条件差异而关注于不同的领域,且价值倾向深浅有别,既非浑然一体,又非一成不变。如王曾善对于凯末尔个人的敬慕因素,和他曾接受国民政府委托调查土耳其教育改革的经历对回国之后专注于学术教育活动的影响;如马宏道专业的眼光使得他专注于对影响土耳其变革的思想文化的译介;如马明道投笔从戎的经历使得他对于土耳其军事制度的注意,莫不体现了个人因素在他们观察视野中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留学或游历出使土耳其的回族人士断不止以上三位。正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有过不同的观察和审视,才需要我们通过史料去重新认识,通过不同的视角拼凑出马赛克式的斑斓色彩。作为回教徒的身份,使他们对土耳其世俗化改革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容易产生反应,随之影响他们对国内穆斯林群体现状的认识。王曾善回国之后对于国内穆斯林群体学术教育的发扬与提倡,马宏道刊行杂志译介新说,均是力图改变国内穆斯林群体状况的尝试,亦是对土耳其见闻的反思与镜鉴。 在“一路一带”的国际战略下,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强调宗教文化关系的同时,人文交往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特别是在土耳其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地方,此种的交流尤为必要,也有着特别的意义。结合曾善、马宏道、马明道等人与土耳其的人文交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通过观察学习进行反思与镜鉴的线索。考察这一过程当中回族知识分子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对于我们把握历史参照当下,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交往,无疑有着有着独特而重要的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刊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7年第13辑,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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