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书简 京剧书简 评价人数不足

历史学家的票友修养

示播列
2017-08-01 10:45:12
京剧,作为符号性的“国粹”,尽管没有昆曲那样源远流长,但从清朝开始,经过近代以来的融合发展,早已成为颇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国性剧种。如今要是在中国的大街上随便问一个老外,他不一定听说过昆曲,但肯定或多或少知道Peking Opera。

其实用英文的opera去翻译“京剧”,并不十分准确,理由或许如下:

“戏剧内行人,讲起来京戏,是把演员要求放在首位,这是传统,不是后世特别强调。自与歌剧(opera)、芭蕾(ballet)大不相同。歌剧、芭蕾是把音乐放在首要,演员虽是诠释音乐,但得绝对服从指挥,不能稍离音符,动作、唱词不能有任何增减。”

“西洋歌剧(opera)除了音乐之外,一来全无念白自不必说。而做功武打则远远不及中国戏剧,也是有天渊之别。”

上述观点并非来自某位京剧从业者,而是来自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王尔敏。

王尔敏师从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郭廷以先生,早年致力于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在清代湘军、淮军、勇营、练军等问题上均有独到贡献。此外,他还在近代外交史、思想史、基督教史、明清社会文化史等领域内有不同程度建树,可谓涉猎广博,卓然成家。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王尔敏作为历史学家,











...
显示全文
京剧,作为符号性的“国粹”,尽管没有昆曲那样源远流长,但从清朝开始,经过近代以来的融合发展,早已成为颇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国性剧种。如今要是在中国的大街上随便问一个老外,他不一定听说过昆曲,但肯定或多或少知道Peking Opera。

其实用英文的opera去翻译“京剧”,并不十分准确,理由或许如下:

“戏剧内行人,讲起来京戏,是把演员要求放在首位,这是传统,不是后世特别强调。自与歌剧(opera)、芭蕾(ballet)大不相同。歌剧、芭蕾是把音乐放在首要,演员虽是诠释音乐,但得绝对服从指挥,不能稍离音符,动作、唱词不能有任何增减。”

“西洋歌剧(opera)除了音乐之外,一来全无念白自不必说。而做功武打则远远不及中国戏剧,也是有天渊之别。”

上述观点并非来自某位京剧从业者,而是来自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王尔敏。

王尔敏师从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郭廷以先生,早年致力于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在清代湘军、淮军、勇营、练军等问题上均有独到贡献。此外,他还在近代外交史、思想史、基督教史、明清社会文化史等领域内有不同程度建树,可谓涉猎广博,卓然成家。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王尔敏作为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资深的京剧票友,这集中反映在他的《京剧书简:致刘曾复信十七通》一书中。

刘曾复何许人也?熟悉梨园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他本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生理学家,历任北京医科大学和首都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唯独一生酷嗜京剧,精研其学,尤其在京剧脸谱艺术上成就斐然,以至于后来搞“副业”的名气严重超越了生理学的主业。

在本书自序中,王尔敏回顾了自己与京剧、刘曾复结缘的往事。

1955年,王尔敏进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追随郭廷以研习近代史,业余时间参加了研究院内部的小型京剧社,自此结识一众学人票友,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杨希枚对他“汲引鼓励”甚大。

不过,王尔敏首次听闻刘曾复之名还要归功于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

某次杨联陞访问“中研院”,在晚会上听了王尔敏唱言派(言菊朋唱腔)戏《让徐州》。事后交谈时,杨联陞告诉王尔敏,他的嗓子更适合余派(余叔岩唱腔),而不适合言派。又言,杨联陞有一清华的老同学叫刘曾复,专攻余派唱腔,是此中名家。于是,王尔敏便“久蓄胸臆,以盼有机缘得到刘先生教导”。

然而直到王尔敏退休后迁居加拿大,才托大陆友人引介,辗转录到刘曾复的录音带,始得以学习“余派唱腔真传”。从2004年至2009年间,王尔敏还就京剧相关问题写信请教刘曾复,所涉话头有京剧之特质、现代改良、与西洋歌剧之比较、观戏史事、外行人如何看戏等等。

由于长年居于海外,王尔敏看待京剧的视角自然与大陆票友不同,他多以中西对比为例,进而阐明中国京剧艺术的独特价值。王尔敏专业治中国近代史,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人普遍毁弃传统、效法西方的态度深有反思。

“我大胆冒犯时讳说,二十世纪国人普遍崇洋媚外,而以学界最可悲,因为是故意鼓动风气为全国倡率。特以所谓新文化运动为时代先锋。当然,这一文士女士之从事新文学,不能说不具文心真诚,不能说没有理想,不能说不力求上进,不能说没有好文章。但是全然笼罩在反古、反传统以至打倒前代流传百世的文学艺术戏剧遗产。古人并没有阻止和挡路,妨碍我们这一代的文学创作,何必那样敌视前代,而自以为做了重大开新?”

因此,针对台湾京剧界以模仿西洋歌剧作为改良手段的做法,王尔敏持坚决否定态度,理由即如开头引语所述。在他看来,“中国戏剧是全方位的全能表演艺术”,唱、念、做、打,缺一不可。西洋歌剧虽有庞大乐队和男女高音,在音乐性上强于京剧,但在艺术的完备性上却输于京剧。

“国人应该知道各有长短,不须自卑。每种剧艺各擅优长,应作发挥,不可羡慕他人,邯郸学步。须知鸭鹜颈短,续长则悲;鹤鹭颈长,截短则忧。国人若爱京剧,没有必要拿洋人的宝贝改造自己。”

在对待京剧改革的问题上,王尔敏固然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绝非冥顽拘泥之辈。比如关于新旧戏,他就主张“尽可增编新戏”,而“不可删改旧戏”,“自是因应时代改变,人们欣赏的品味爱好亦有不同变化,新剧即随时代潮流创生,使文化不至僵滞,仍保活泼生机。”这便是一种积极变通的态度。

另一方面,对于“不可删改旧戏”,我认为王尔敏的理由也是充分的。以讲述薛平贵与王宝钏爱情故事的《红鬃烈马》为例,尽管各大桥段漏洞百出,不符历史常识的唱词比比皆是,但此戏传唱数百年,早已深入人心,擅自改戏无疑会割断这种情感联系;其次,即使唱词荒谬不堪,里面也包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就像古建筑,维护只能修旧如旧,切不可鲁莽翻新,否则追悔莫及。

在王尔敏守护传统的观点中,有一点是我不能苟同的,即应该继续发扬中国戏剧总是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程式。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大团圆的剧本结构,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不断有王朝更迭、战乱离丧,受此折磨的人民大众需要用一种美好的愿景去抚慰痛苦。

从情感上,我能理解王尔敏的这种解释,但无论从美学还是逻辑上看,这种观点都是没有道理的。难道仅凭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就可以为剧本的大团圆结局提供永久的合法性?更何况,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一直在苦苦反思中国历史的这种悲剧怪圈,祈愿现代中国尽早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语)。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国学”盛行的今日仍然是值得反复论说的话题。毫无疑问,祖先留下的传统当然需要继承,但需分辨精华与糟粕。还举京剧例,恰如王尔敏所言,它不像西方歌剧,无需任何具象布景,“须知一切崇山峻岭,江河湖海,高楼巨厦,寒村茅舍,是全在一张舞台中心的氍毹之上。”这自是京剧的高妙之处,理应匍匐传承。但非要连大团圆的结局程式也一并坚持,那就是矫枉过正、闭目塞听,置世界现代艺术发展于不顾了。

当然,王尔敏以史家身份说戏,已属难得,从书中的诸多见解也可看出他有着极高的票友修养。放眼当代学林中人,亦不乏业余醉心京剧者,譬如吴小如、朱家溍、欧阳中石、王元化、叶秀山等等。这对京剧而言,实在是幸运。

(刊2017-7-16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7-07/16/content_48501.htm#article
1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推荐京剧书简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正在热议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