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

DRYJIAYOU

《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与法制改革研究》一书主线试图通过对近代内蒙古社会从封建到民主,从羁縻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变化来探求社会变迁与法制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作者有一个很现实的学术关怀,把内蒙古近代史放到了一个大的多民族近现代国家的形成的视角中去阐释,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本书几乎没有达到作者想要达成的目的。 首先,从一些技术的层面来说,部分字句繁简转化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繁体字没有转变成简体字。写《古代蒙古法制史》一书的是“奇格”,而不是“齐格”,作者在某些地方确实过于粗心。一些史料的出处并没有交代清楚,一些引注的格式存在问题,转引的史料交代不清,大量的史料来源于史料汇编或者全集,如果能够查找原文可能会更加严谨。 从导论部分开始作者介绍使用的史料、论著,但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史的交代,仅仅是含混的交代各种论著的大意,如果以本书的体量来说,这一点是不合格的。另外,作者对国外研究的现状几乎没有关注,台湾、英语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几乎只字未提。 对近代之前蒙古法制的发展,作者以汤因比“停滞的文明”为基础进行讨论,吸收了符拉基米尔佐夫“游牧封建理论”,认为蒙古法制是典型的游牧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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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与法制改革研究》一书主线试图通过对近代内蒙古社会从封建到民主,从羁縻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变化来探求社会变迁与法制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作者有一个很现实的学术关怀,把内蒙古近代史放到了一个大的多民族近现代国家的形成的视角中去阐释,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本书几乎没有达到作者想要达成的目的。 首先,从一些技术的层面来说,部分字句繁简转化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繁体字没有转变成简体字。写《古代蒙古法制史》一书的是“奇格”,而不是“齐格”,作者在某些地方确实过于粗心。一些史料的出处并没有交代清楚,一些引注的格式存在问题,转引的史料交代不清,大量的史料来源于史料汇编或者全集,如果能够查找原文可能会更加严谨。 从导论部分开始作者介绍使用的史料、论著,但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史的交代,仅仅是含混的交代各种论著的大意,如果以本书的体量来说,这一点是不合格的。另外,作者对国外研究的现状几乎没有关注,台湾、英语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几乎只字未提。 对近代之前蒙古法制的发展,作者以汤因比“停滞的文明”为基础进行讨论,吸收了符拉基米尔佐夫“游牧封建理论”,认为蒙古法制是典型的游牧法体系,从成吉思汗开始一直到近代之前处于停滞之中,其实质内容没有任何进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论断实际上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巨大影响,且不论汤因比是否是专门的民族史学者,其观点的核心是“冲击-回应”论的基本论断,这种论述是否真正的符合蒙古法制的发展似乎还有探讨的余地。蒙古在退出中国中原地区后的长时间内从宏观上来说确实变化不大,但是在微观上藏传佛教的引入,汗权的衰微,这些变化如果简单的认为没有引起蒙古社会内部的变迁,简单的视为一种停滞似乎并不合适。作者在书中大量运用了“封建”等史学概念,这些概念似乎在现代的学术之中已经使用的极少,欧美包括中国已经有大量的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新讨论,作者似乎应该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了。 在叙述近代内蒙古的社会变迁之中,以晚晴、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分界,这种分界虽然比较清晰,符合一般政治史上的划分,但是这几个时期并不是连续的,而是相互交错的,这种人为的分界很容易将变革时期的变化给忽略掉。如果是以内蒙古的社会变迁为讨论对象,那么应该以内蒙古社会为主体,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分期而不是这种随意的分期。 在近代的社会变化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从康有为到中共对“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自治”、“民族自决权”的讨论,如果从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讨论并无不当之处,但是内蒙古社会的变迁不是几个高高在上的思想家的高谈阔论所能改变的,在清末大量的东蒙古知识分子的倾向,内蒙古地区的社会舆论的变化作者并没有讨论,仿佛开几次会、发表点什么思想就会引起社会的大变迁,这实际上的与实际社会的脱离。影响近代内蒙古社会变化的不仅仅是内地思想,外蒙古的独立更是一件大事,对整个蒙古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只是总结其宣扬泛民族主义、煽动内蒙古各旗独立、武装进攻三点,实在是过于简单。关于哲布尊丹巴的活动则只字未提。可以说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与外蒙古息息相关,甚至与满族的民族意识觉醒、新疆西藏的民族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只是这么单纯的叙述不过是脱离了历史实际的妄想。 所谓“法制变化”不仅仅是所谓的中央立法与自治立法,法律史研究是一个“活的法律史研究”,不是简简单单的排列法条在阐述其意义,法律史的生命在于还原历史情景之中的法律互动,如果简简单单的排列法条,那么法律史学者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电脑数据库给取代,这个学科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例如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国民政府与内蒙古地方关系的调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地方关系的调整是否真的影响到了内蒙古社会变迁与法制变化,众所周知,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在自己统治核心区的统治尚且达到不了基层,更何况是遥远的内蒙古,作者的研究恐怕从开始便偏了方向。在讨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时,内人党、蒙古王公贵族甚至包括乌兰夫的态度在书中并没有体现,只是潦草的重复中共一系列文件的看法与机构的设置,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创见,不过是鹦鹉学舌,甚至可以说是一本资料的不完整汇集。 在作者的论述话语中,充斥着“封建主义”、“大汉族主义”等等令笔者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的词语与概念。严谨的学术研究应当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名学者在深入的研究历史之中应该摆脱自身的“后见之明”,马后炮式的评论只适合在通俗读物中出现,而不适合在这本试图解决大问题的书中出现。对于外蒙古的统治来说,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办法去解决,清朝采取的成为蒙古人的大汗与成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的方法是着实有效的,如果简单的将其评价为民族歧视云云,似乎有失公允。从晚晴一直到共和国成立,中央政府对内蒙古地区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管理,只好采用的承认现状的方式来稳固边疆,这种无奈之举在作者眼里成为了大错,成为了政府政策“虚伪性”的证据,这是并不是历史的评论。至于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案被作者视为了“大汉族主义”,这种维持中央一统的努力不能够如此的简单的评价,即使是结合当时“民族同化论”的观点来说,在不同的理论的指导下而采取的政策不能够这么偏颇的评价,边疆建省从新疆、台湾建省开始就已经实施并且可以说是卓有成效,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相应的抵抗,中央政府采取这种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妥,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完全无法实施的。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等方面,本身就是作为苏联民族理论的一部传入到中国的,苏联的模式是民族建国然后加盟,有明确的加入、退出机制,最终的目标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在苏维埃之中实现共产主义。当然,这种民族理论的事件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从实际的政治操作上来说,近代的民族理论对于“多民族国家”有着天然的离心倾向,两者的界限相当模糊,作者在整本书中其实都在论证民族区域自治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自治只是在中共完全掌握了大陆的政权之后才能实行,否则这种天然的理论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与其妄加评论前人的政策,不如深入到历史现实之中,寻找历史的多变,才是理解现在民族问题存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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