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契约观差异: 知性思维与思辨思维下的有限—无限

敬亭山一层楼
一、契约的原点:法权与自由

“契约”概念脱胎于法权思想,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对法权的理解也在耶拿、柏林等时期有骤变或深入发展。若暂搁契约观的根基构建在知识学上盘根错节的背景,观察费希特和黑格尔对契约本质的概述,不难发现其二者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费希特法权哲学体系下的契约概念并未因时期不同而发生流变,费希特始终认为契约是具有利益冲突的双方达成妥协一致的结果,他特别指出每个契约都产生于两个相互争执的意志,因为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在他的自由活动范围中具有同样的客体。同样,黑格尔也并未在物物交易的经济学角度理解“契约”,而是在关系的层面解释,指出契约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精神关系。契约与契约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语境下并无太大差别。他认为“契约关系起着中介作用,使在绝对区分中的独立所有人达到意志同一。”“人使自己区分出来而与另一人发生关系,并且一方对他方只作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们之间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据共同意志并在保持双方权利的条件下将所有权由一方转移于他方而获得实存。这就是契约。”此论述与费希特权利视角演绎下的“契约”几乎别无二致:“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权利中作出一部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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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约的原点:法权与自由

“契约”概念脱胎于法权思想,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对法权的理解也在耶拿、柏林等时期有骤变或深入发展。若暂搁契约观的根基构建在知识学上盘根错节的背景,观察费希特和黑格尔对契约本质的概述,不难发现其二者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费希特法权哲学体系下的契约概念并未因时期不同而发生流变,费希特始终认为契约是具有利益冲突的双方达成妥协一致的结果,他特别指出每个契约都产生于两个相互争执的意志,因为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在他的自由活动范围中具有同样的客体。同样,黑格尔也并未在物物交易的经济学角度理解“契约”,而是在关系的层面解释,指出契约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精神关系。契约与契约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语境下并无太大差别。他认为“契约关系起着中介作用,使在绝对区分中的独立所有人达到意志同一。”“人使自己区分出来而与另一人发生关系,并且一方对他方只作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们之间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据共同意志并在保持双方权利的条件下将所有权由一方转移于他方而获得实存。这就是契约。”此论述与费希特权利视角演绎下的“契约”几乎别无二致:“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权利中作出一部分让步,直到他们的意志不再发生争执。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的共同意志,即双方意志毫无争议地共同存在。他们相互签订契约,或者说他们的意志签订契约,共同存在。”[ J. G. Fichte: Rechetslehre, S. 28.]“签订契约是为了实现契约的权利,因此仅仅出于一种自私的原因,契约是相互争执的意志的统一。”[ Ebd. ,SS. 28-30.]费希特的“相互争执”和黑格尔的“绝对区分”在契约中达到统一是共识,一言以蔽之,契约是不同意志的统一。

在契约的形成这一命题下,费希特得出了“一般契约为了法权才存在”[ Ebd. ,SS. 28]的结论,而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里,契约也是作为抽象法的第二个环节,由财产权引出论述的。黑格尔认为,财产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财产权通过转让实现,财产权的转让通过契约方式进行。所以,追根溯源,黑格尔对契约的理解是自由权利视野下的,黑格尔法权观念的核心相较于费希特,是更本质和赤裸的自由:“法权以个人自由为基础,法权就在于:我把他人当做一个自由存在者来对待”[ G. W. F.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d. 10. (1), S. 389.],而这一法权概念的表述,也不能说它不是与康德、费希特一脉相承的。费希特对契约形成的演绎逃脱不了对自由保障的环节,因为他认为人类生活的现世,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只有法权规律才能消除这种妨碍。所以,通过逻辑推演,费希特认为如果要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并形成法权关系,就必须把双方相互争执的意志统一起来,缔结契约,达成共识。在此种立场下,某一特定主体的自由都不能把其自身的实现建立在扬弃他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众多自由存在者的这样一种彼此共处,即一切人都应当是自由的,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妨碍任何他人的自由。”[ J. G. Fichte:Rechtslehre, SS. 2-3.]可见,沿其逻辑链条往上同样可以看到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虽然费希特在契约问题上并未将自由放置于核心地位,但仍贯彻了这一价值。而为何黑格尔仍得出费希特法权学说中自由荡然无存的结论,这有必要再深究费希特法权的原初构建,对费希特的知识学角度进行理解。


二、黑格尔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

耶拿时期的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的法权概念是从绝对自我先天地演绎出来,自然法权就是理性法权(Vernunftsrecht),一切自然法权都是“先天固有的理念”(angebore Ideen)。虽然费希特给出了简单结论:“法权规律既不是一种自然规律,也不是一种道德法则”,而是“二者的中间环节”[ Ebd. , SS. 5-6],在自然和自由中间架起桥梁,而黑格尔仍然批判了他将自然与自由、有限与无限对立起来的知性思维。

1801年7月,黑格尔在耶拿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差别》,以“思辨思维”这种更高的思维方式对以康德、费希特为代表的所谓的“知性思维”作出清算。对于费希特的知识学,他说:“纯粹思维本身、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在自我=自我的形式中就是费希特体系的原则。……思辨把理性转交给知性,过渡到意识的有限性链条之中,它不再从有限性中重建自身达到统一,达到真正的无限性。”[ Ebd. , S. 11.]黑格尔批判了费希特假想的由自我反思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在知性的统治之下,自由赋予自身去限制自身,从而限制的概念构成自由王国,导致个人和共同体的自由到最终都无法保证实现:“知性必定陷入没完没了的规定,这种规定最直接地表明它缺乏原则,缺乏概念的统治。”[ G. W. G. Hegel Werke 20. Jenaer Schriften 1801-1807, S. 84.]所以在形式上,费希特力图保障自由的实现,但由于绝对自我最高原则在知识学上的建构,使得自由在本质上无立锥之地。

而柏林时期的费希特在法权理论的知识学原则上发生转变,摒弃了知识学中绝对自我的最高原则,而将法权的知识学根基建立在绝对者上帝身上,当另说。至于费希特秉持的和卢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契约论精神,与黑格尔反契约论立场相抵牾,则是在公民国家契约层面上的讨论,是逻辑进一步推演一般契约之保障的理论分野,涉及更为宏大的国家观,此处暂不予展开。


三、知性思维:费希特契约观中的绝对无限

前述黑格尔对费希特法权理论在根基上的知识学构建所采取的知性思维的抨击并未在《差别》发表后就停止,事实上,费希特将有限与无限的绝对对立也无法避免地会映射到一般契约的具体实现中。

试举一例,费希特一度主张:只有在他方开始实行给付的时候,我才开始负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因为在他方尚未着手给付以前,我不能确定他方是否想认真履行,所以在未给付以前,债务只具有道德性质,而不具有法律性质。[ 《论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判断》,载《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111页以下。——拉松板]

对此,黑格尔对其进行了全面地批驳。黑格尔认为,约定的表示不是平常的一般表示,而是包含着已经成立于当事人之间的共同意志,它消除了当事人的恣意妄为和任性变更,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方是否心中曾经有过或已经有了别种想法的可能性,而在于他方是否有那样做的权利。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把契约中法的东西建立在恶的无限即无限过程上,建立在时间、物质、行为等等的无限可分性上。费希特在耶拿时期的先验自我力图达到绝对,但由于他采用知性的思维方式,将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对立起来,从而使他的体系陷入了有限性与对立的死角,无法回到自身,所以他的主体-客体的同一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主体-客体的同一。[ 张东辉:《费希特的法权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5页]

黑格尔对费希特知性思维进一步挖掘,批判了费希特在法权概念的演绎中所采用的先验演绎和古典功利化方法。对于哲学的开端在知性思维的费希特理论下是缺乏客观的主体-客体介入、缺乏同一性的、主观的主体-客体这一问题,黑格尔运用其对欧几里得几何学证明过程的方法论缺陷的研究成果进行揭示,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先验的观点仅仅把自我设定为无限,所以它造成有限与无限的分离……以前的有限-无限东西,丧失了无限性。”[ G. W. G. Hegel Werke 20. Jenaer Schriften 1801-1807, SS. 78-79.]这也是前述黑格尔批判费希特法权理论下自由荡然无存逻辑的另一侧面演绎,即,知性的反思“毁灭了双方”[ Ebd. , S. 77.]。

黑格尔认为在费希特体系下,不单单是理论层面,连实践层面,自然都是一个在本质上被设定和僵死的东西,除了客观性外壳,自然没剩下别的什么,这在前述费希特“在未给付以前,债务只具有道德性质,而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观点中就可见一斑。若要对这一观点进行更为宏观的批判,则可以将黑格尔在《差别》中的描述取出适用:“自在之物(它无非是客观地表达对立的空洞形式)又像独断论者的事物一样被实体化,被设定为绝对的客观性;范畴本身部分地被变成静止僵死的理智框架,部分地被变成一些最高的原则,这些原则毁掉了那种说明者诸如斯宾诺莎实体的绝对者本身的表达。”

四、思辨思维:黑格尔契约观中的有限-无限

黑格尔的思辨思维落实到前述契约履行问题上,就体现在否认恶的绝对无限,否认时间、物质、行为等等的无限可分性。在此问题上他对有限-无限的实现是通过契约符号所达到的。黑格尔认为,意志在身体的姿势或明确表示的语言中所达到的定在,已经完全是作为理智的意志的定在,给付只是由此所生的不由自主的必然结果而已。这是实然层面的逻辑演绎,而反向把握逻辑链条,在契约符号的应然问题上,黑格尔亦指出,已告成立的合意本身是一种被表象的东西,在这点上它与给付不同,从而它必须按照表象的特殊定在方式,即用符号给予合意以特殊定在,或者表达为约定,以往虽采用姿势和其他象征性行为的形式,或者尤其采用语言而作明确表示,因为语言是对表象说来最贵重的要素。

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格尔思辨思维构造了意志定在、契约符号的理论,使一般契约的有限-无限达到了统一,而非费希特式的割裂。由于约定作为合意的定在,同时就在法律上拥有有效性,在约定中,不仅体现了所有权关系,亦体现了转让的具体物的关系。这是当事人以自由意志方式对各自所有权及基于所有权的主张的表达。

虽然黑格尔对费希特“我对于约定义务的履行与否建立在当事人他方的履行基础之上”观点的针对回应是通过姿势、语言的契约符号表述的,在《法哲学原理》该部分附释之后马上转而对实证法中实践契约的非法哲学本质进行阐释,但实际上黑格尔对契约符号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洞见。相对于较为形式和表象的姿势、语言,黑格尔暗示了“契约符号”更为重要的内容物:信用。因为黑格尔指出契约是由任性出发的,既然达到合意,则暗含了可探知的双向条件,即,契约符号不仅仅表示对于自身自由意志权利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转让与接受这一自由意志行为的承诺,本质上表示当事人双方对共同意志的尊重,否则共同意志并非达到真正的自身,易言之,共同意志在信用缺失下是虚无的。契约扬弃了两个特殊自由意志的任性达到同一,虽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远非自在自为的普遍意志,但也深刻体现了不同主体间的信用实现。如果这一切背后的正向期许都不复存在,像费希特一样把契约置于恶的无限扩张的假设上,那么契约与契约关系都会变得无限不稳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单一主体自由意志的任性内涵也被无限扩大。知性思维的此种无限必然会在其上升过程中因自身而受阻,从而无法达到真正的无限。无限与有限是否具有实现其二者统一的可能性,是费希特知性思维与黑格尔思辨思维的最大差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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