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语境下的多重死亡

敬亭山一层楼

一、死亡的巨幕:从瓦瓦那什河到诸伯利 根据第一篇《弗莱兹路》里第一人称主人公给班尼叔叔写信的信息,不难得知该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安大略省的小镇诸伯利(Jubilee)。在文中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它糅杂了沿着弗莱兹路走可以到达的主人公曾认为的世界尽头——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远处的山河树木,以及一英里外的“城”,即小镇诸伯利(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这两个地点构成了主人公一家生活气息的整体,二分来看一种是“我”帮班尼叔叔在瓦瓦那什河捕鱼、抓青蛙的乡野生活,另一种则是“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 [加]爱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译林出版社2013版第83页。后文引用本书的其他部分,将在其后用括号内页码的形式标注。]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那里有着吸引着“我”的秩序和完整,门罗不厌其烦地堆叠城里街道的名字,叙述时装店橱窗里晚礼服的形态,甚至写出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的唱词,最后凝固成一句高度概括的城市印象:“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紧张与安详不断侵蚀双方,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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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的巨幕:从瓦瓦那什河到诸伯利 根据第一篇《弗莱兹路》里第一人称主人公给班尼叔叔写信的信息,不难得知该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安大略省的小镇诸伯利(Jubilee)。在文中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它糅杂了沿着弗莱兹路走可以到达的主人公曾认为的世界尽头——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远处的山河树木,以及一英里外的“城”,即小镇诸伯利(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这两个地点构成了主人公一家生活气息的整体,二分来看一种是“我”帮班尼叔叔在瓦瓦那什河捕鱼、抓青蛙的乡野生活,另一种则是“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 [加]爱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译林出版社2013版第83页。后文引用本书的其他部分,将在其后用括号内页码的形式标注。]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那里有着吸引着“我”的秩序和完整,门罗不厌其烦地堆叠城里街道的名字,叙述时装店橱窗里晚礼服的形态,甚至写出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的唱词,最后凝固成一句高度概括的城市印象:“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紧张与安详不断侵蚀双方,塑成了“真正的生活”[ 加缪:“真正的生活是在这撕裂的内部出现的,它就是这种撕裂本身。”],而门罗叙述的此生活,带着被稀释过的死亡气息,无缝不入地影响着读者的感官。鲜亮对面的脆弱,在母亲“这个城市流行自杀”(277)里得到了印证,在一种充斥着荒诞感的氛围下,主人公甚至认为自杀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有如市政厅上的炮塔(277),而主人公和伙伴们帮班尼叔叔打鱼的瓦瓦那什河,田园牧歌式的象征,最后也被马里恩和范里斯小姐的投河自尽蒙上了死亡的冷色。 说是被稀释过的死亡气息,是因为虽然全书充斥着死亡,但门罗却以恬淡慵懒的笔调描摹每一次死亡的出场,仿佛死亡不是死亡,而是一日三餐一样平淡无奇,当然,这也许亦是死亡本来的面目。几次死亡降临或即将降临都是母亲跟黛尔说的,如“‘你叔叔克雷格昨天夜里死了。’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小心翼翼的。”(53)又如“几天后母亲突然对我说:‘你舅舅快要死了。’”(104)死亡的几次出现都显得突兀,在黛尔得知克雷格叔叔死于心脏病突发,她产生了奇异的联想,这样“突发”的死亡“像是爆炸,像放烟花,花柱朝四面八方迸射,射出一颗小光球。”(54)而后者则更令人意外,前文还在大篇幅地写比尔舅舅的生龙活虎,包括他令人讨厌的语气和巨大胃口,突然通过母亲之口宣布了比尔舅舅行将就木,在《伊达公主》篇的结尾给人以猝不及防的一击。然而,无法言说的荒诞感冉冉升起之后,门罗还以极其冷静、克制的文字描写着日常:“差不多是晚饭时间,她在煮香肠。弗恩还没有下班,欧文刚练完曲棍球……母亲把香肠煮得硬而闪亮,外表颜色很深;我们总是这样吃。”(104)用这样“总是”的生活图景压制住将死宣告的突如其来,仿佛癌症也不过是黛尔一家平时吃的香肠,颜色很深,但也总是这样。黛尔起初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失措的,缺乏安全感的,她想要板上钉钉一样确定的死亡的事实,不是悬浮不定,无知而强大,等待从任何地方渗入的死亡。(54)而不安全感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人的冷漠让人首先抽离了对某一个特定主体死亡的悲哀,再抽离了对死亡之虎视眈眈的恐惧,最后竟自我弥补了安全感的空缺。于是,即便年幼如当时的黛尔,到克雷格叔叔葬礼的时刻,也都已经平静了下来,生活的巨轮依然滚滚向前。在门罗一次次刻意抚平死亡概念本身给读者带来的震动之后,淡淡的哀情也在一次次沉默地累积,到故事讲完时爆发,使人意识到成长之路走到尽头,也不过是虚无。正如《图书馆杂志》所评价,门罗的小说总是被赋予空间的华丽与细节的重量。一如悉心珍藏的家庭电影,把握住了那些逝去的瞬间,使之立即变得明晰可辨,并被深刻地一一展现。 二、体验与观察:此在的自由 主人公黛尔在整个故事构建中的角色既是一个体验者,又是一个观察者。单词sonder,该词在法语里意为侦查、探测,荷兰语单词sonderen亦有此意,德语里sonder有“无”与“特别”之意,该词现在被英语母语的网民赋予了“突破自我中心的感悟,意识到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之义而广为传播,它描述了一种美丽的孤独状态,即探察到无数人生在你身边以你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时刻开展着,仿佛是一个无尽延伸的地下蚁穴,每一个细小的通道都能连接到千万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活轨迹。黛尔就像一个安静的观测者,洞察着周遭发生的一切。她先看到母亲自信的丧失,又看到她恢复了自信,开始听其用带着不详的欢快解释死亡的本质。作为观察者,黛尔见证了人们对葬礼的冷漠,实质是对死亡的冷漠,身边的所有人都都对葬礼不以为意,甚至想逃避。而作为体验者,她自己也产生了躲避的心理,“那个黑点就是克雷格叔叔的尸体,我关心的完全不是如何找到通向它的路,而是怎样回避它”。(58)作为观察者,黛尔目睹了仿佛清明上河图般的葬礼现场,用埃尔斯佩思姑妈说的话说就是“半个国家的人都来了。”而这样本应该沉重的场合实际却是一副荒谬的热闹景象——四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参加葬礼的人也都带了好胃口来;露丝·麦克奎恩提着一篮子玫瑰出来,说房子里还有拿不完的花,仿佛这才是应该为之悲痛的事情;莫伊拉姑妈抱怨着数了三次茶杯而每次数量都不一致,陷入了她自己“特别的不幸”。(60)黛尔旁观着葬礼上熙来攘往之人的匆匆,和他们平时匆匆的生活别无二致。同时,作为体验者,黛尔也在葬礼上上演了一出闹剧,当艾格尼丝挡住她的路,拉她去看克雷格叔叔遗体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拉扯。黛尔一口咬破了艾格尼丝的胳膊,于是埃尔斯佩思姑妈开始指责黛尔为疯狗,母亲开始自责,她自己则陷入了来吊唁的人都会记住自己咬人之事的惶恐,惶恐来源于她想象他人原谅了自己“异常敏感,古怪偏执,教养不好”,来源于因为被人宽恕而产生的特别的羞耻感。(66) 此处可以从存在论的角度进行审视。海德格尔在哲学意义上将人的存在归于“此在”(Dasein)[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它由两部分组成:da(此时此地)和sein(存在、是),同时提出人会有生存状态的滞留,而最高的任务乃是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而不是任意的一种滞留。“寓于生活本身、其对象意义和存在意义的滞留:实际性。我们要认真对待含有破坏性的活动,即,困难,对困难要保持清醒。”[ [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1923年夏季学期讲座)》,何卫平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生是此在的自我表现,人生无法回避焦虑、担忧、耽溺与最终的归宿死亡,而人生最向往的处境是绝对自由。黛尔观察并体验了死亡氛围下人的忧虑,当她当时的唯一念头是不参加葬礼、不去看克雷格叔叔的时候,绝对自由便投射到了这一狭窄的愿望,但当拎着一只靴子挡住黛尔的路,并强行要拉她去看克雷格叔叔的时候,含有破坏性的活动产生了,困难横亘在黛尔面前,毋宁说该困难为黛尔潜意识下通往绝对自由这一真正的滞留状态之路的路障。面对一边用轻柔而自得的声音召唤,一边熊爪一样抓住自己手的艾格尼丝,黛尔一口咬了下去,作为抗争困难和荒谬的途径,并最终实现了她观念下的较为粗浅的自由状态——“我不必去参加葬礼了。没有人强迫我去看克雷格叔叔了。”(64)称之为粗浅的自由状态,是因为在该事件上,绝对自由只是以局部投射的状态露出冰山一角,本质上是偶然而“任意的一种滞留”。黛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面对姑妈们的非议和一系列后续的影响,她意识到“但是,没有;自由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64)若再细致点考虑,将艾格尼丝的行为从所谓“含有破坏性的活动,即,困难”的另一角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蕴含了她此在的自由。萨特曾持“一个人总是自由的”斯多葛思想,他认为人即是自由。意识是绝对自由的;意识是自由;意识是虚无。它不被任何事物制约,相反地,作为与自在相遇的意向性的自由意识,它自由地创造这个世界。而在1942年到1943年萨特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索尼亚·克鲁克斯(Sonia Kruks)指出,萨特观念转变和波伏娃有很大关系。波伏娃和萨特曾多次谈论过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她认为萨特定义的自由并不是每一个情境都是有效的,在她包括《皮洛士与齐纳斯》、《模糊性的道德》以及《第二性》等有关伦理的作品中,波伏娃展示了情境的重要性与自由的情境化。]他开始思考“存在着给自由加上枷锁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被他人的自由加上枷锁。”从此角度来看黛尔和艾格尼丝,黛尔破除了艾格尼丝的自得,阻碍了她的自由,而艾格尼丝也显然为黛尔的自由戴上了枷锁。 三、他人即地狱:从死亡到“死亡” 再看萨特提出的“他人即地狱”,其欲表达,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萨特所谓“死人”是有所象征的。他想借此指出,有许多人被禁锢在一系列陈规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对自己抱有他们本人也为之痛苦的看法,然而他们却没有设法去加以改变。如果谁总是在为她并不设法去改变的看法和行为而烦恼不安,那么谁就是一个活死人。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他人即地狱”的踪影,黛尔和她的母亲一样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而她被其母亲当众问询诸如南美国家、首都、主要探险家等问题时,由于“他人”之在场,自我意识迸发出了羞耻感,而该羞耻感正是“他人即地狱”的产物,从此以后,黛尔被问及问题都会缩到座位上,摇摇头,捂着肚子,表示自己的疾病就要发作了。(81)黛尔意识到自己其实和母亲很相似,但总是隐藏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有怎样的危险。”(95)这是一个“他人地狱”小切面的观察,通过全篇的故事叙述,不难发现黛尔有着一系列更广阔意义上的自为选择。 提起“自为”就不得不提到“自在”,这两个概念均源于黑格尔。[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在萨特的哲学中,“自在”的存在是“存在是其所是”[参见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是一种非意识的存在,是一种即成的,僵化被动的状态,超乎生成变化之外,在这个世界中,是一个虚无荒诞的世界。“自为”是一种意识的存在,处于实现自我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建构,让其自身置身真实自由存在的环境,绝不像“自在”那样一劳永逸。黛尔与男性的一次次较量以及较量之后黛尔在对男女两性的思考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次自为选择,使她自己的主体意识不断升华,找到其人生的定位,成为一名小说家。之所以用“他人即地狱”的观点从反面考察,正是因为我们都是活人,所以如萨特所说,这就更应该以荒谬的构思来揭示我们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通过其他行动来改变我们为之痛苦的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狱般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如果有谁不去打碎它,那就是他们自由地留在其中了,也就是说,他们自由地将自己置于地狱之中。黛尔在女性意识层面打碎了他人的地狱,即落后的伦理观念,她在对异性充满憧憬的懵懂时期和年长的张伯伦先生有过浅尝辄止的肉体关系:“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187)而张伯伦先生的侵略,也完成了黛尔自为选择的实现:“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187)所谓他人即地狱,这地狱也不过就是这个所谓精致而体面的表象世界。

回到死亡,文中黛尔母亲曾自问自答死亡是什么,她说人不过是元素的化合与化合物的化合,这些构成成分恰巧暂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运作,而那恰好是你的某一个亲人,如果站在自然界的角度,死不过就是改变,元素的改变与对自然的回归。最后强化渲染母亲的博闻强识,她大段的解释又落点到了“活体继承”,也即第二篇的篇名,彻底消解了死亡,用她的话说就是“死亡被彻底摆脱”。(57)这是一个纯物质、纯原子角度的解读,如果将其上升至形而上的层面,则又正如萨特所置言的,“走向死亡显得是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人是一个走向瓦解的生命。他的一生绝不会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倒不如说它在消散,它被耗干。不断被耗干的过程中,也就是人的一生,难免坎陷于他人的地狱而成为“死人”,经历“死亡”,而在一生的尽头,死亡作为最后的礼物,宣告你此在的定在[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即肉身的溃散,而对于人之死亡的态度,我们亦不能称其为由人至物的态度转变,人之死与物之灭的常人观感和态度自然大相径庭(至少在伦理的应然层面上是这样的)。人对物之灭亡的态度,在黛尔面对那头老牛的尸体的表现就可见一般。她很想用棍子去戳它的眼睛,看看它会不会崩裂,黛尔给出了她的心理推导,很简单:“因为死掉了,它吸引人去侮辱它。”“我想戳它,踩踏它,蹂躏它,在它身上撒尿,或者任何能惩罚它的做法。痛打它,锤裂它,对它吐口水,撕烂它,把它扔到一边儿去!”(52)这是人对物之灭亡的态度,而在这段叙述之后紧接着门罗借母亲之口宣布了克雷格叔叔的死讯,之后滑稽剧般的葬礼无法不让人联想到黛尔对死去老牛的冷漠。布贝尔认为,人与外部世界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一种是客观的关系,其特征是“我与它”。另一类看待他人的“我与你”的关系,我和你两个人都是主体,我们互相同情、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参见[德]马丁·布贝尔:《我与你》]如果将人与人之间的“我与你”的关系当作人与物之间的“我与它”的关系来对待,那么人性就将毁灭。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幕滑稽剧里的每一员都在走向人际“我与你”主体关系的死亡。 四、存在先于本质:上帝之死后的虚无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并没有意义,而人类存在的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并非是信仰,上帝,科学,理性,道德等等。换句话说并非是信仰,上帝等等给与人生活的真理,而是人选择去相信。存在主义否定神或者其他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加缪在《鼠疫》和《局外人》里,都描写了主人公面对世界时的人生意义虚无感,而虚无感的来源就是“存在先于本质”,我的本质并没有提前预设,道德、宗教、伦理等等方面的约束并不是天然正当的,作为一个“存在”,我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去遵守所有预设的“本质”和它所带来的约束。人在这种情况下,在意识到所有的“本质”,所有曾经的人生目标,都并不是“预设”的、“一定要完成”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人生意义的虚无,就是这种荒谬感。 黛尔的母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她摆脱了她母亲极度浓烈的信仰,称之为“宗教狂”。八岁她就穿着男孩子的鞋走遍了乡间,发《圣经》,连手套都没有。“一个好处是,那让我永远地摆脱了信仰。”(90)与母亲的坚定不同,在《信仰之年》篇里,黛尔经历了信仰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转变。黛尔辗转于教堂,从“宗教的戏剧性”(116)中找到乐趣,而又出入信仰的殿堂,她开始相信“世界原本的样子——如果所有原子,原子系,始终安全地在上帝的头脑里急速旋转。”(117),她甚至认为显然这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而并非母亲语焉不详的某种设计。而“家庭科学”课上,黛尔祈祷成功,福布斯太太让其不用烹饪的事由更让黛尔惊奇,但惊奇之余,她也开始自问如果没有祈祷,结果也可能是一样的吧。这样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开始根种瓦解信仰的种子,亦或者说黛尔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一方面她被宗教与仪式吸引,但另一方面她内心深处始终没有真正接纳,因为这与她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迂回的现实思考直接冲突。在这种矛盾下,黛尔甚至“担心信徒会支支吾吾地维护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释自己的信仰”(114),她说这对她来说也会是一种挫败。这是“存在”意识的强烈扩张下特定“本质”侵略的失灵,作为“本质”的宗教信仰,通过无数牧师、信徒之口、之仪式想要占据先验的地位,以支配“存在”,但黛尔逐渐感受到矛盾撕裂中的虚无,那是“存在先于本质”意识的深刻影响。直到最后看到弟弟欧文绝望地祈祷父亲不要射杀他的狗的时候,黛尔的信仰彻底覆灭,上帝死了。欧文“祈祷的时候,他的脸显示出几种绝望而隐秘的表情,每一种都似乎是责备和揭露,像剥开皮肤的血肉一样让人目不忍睹。看到有人信仰,接近信仰,比看见有人把手指剁掉更难受。”(134) 而随着信仰之死,黛尔也真正得到了解放。萨特认为,就像戏剧《魔鬼与上帝》表达的一样,上帝之死带来的是人的真正的解放。男主人公戈策经历了许多精神上的变化,并且一度信仰上帝。他想做一个好人并且努力去做一个好的信徒。但是他的尝试失败了。他最后得出了上帝并不存在这一结论并宣称:“你看到了我们头上的这片空无了吗?那就是上帝。” 可见,生活中真实的死亡使黛尔而变得淡然,“我与你”的死亡敲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警钟,“他人地狱”无时无刻等待着此在自由的死亡,而信仰的死亡带来的虚无,却是真实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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