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沙皇

書蠹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早期进行了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集中在农奴制和代议制、君主立宪政体上面,但改革最终却因遇到阻力而走向了反动。农奴制在俄国历史上长期困扰这个国家,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奴制改革,持续引发俄国社会的转型和动荡,并最终伴随罗曼诺夫王朝灭亡

亚历山大一世·帕夫洛维奇

农奴制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正式确立,到了19世纪已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的落后体制。但要改革这样一个庞大的体制并非易事,亚历山大一世的农奴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首先,19世纪早期,俄国农民运动整体并不激烈,但专制政权长久对18世纪以来“普加乔夫的幽灵”惴惴不安,所产生的恐惧感要比农民运动本身更为激烈。其次,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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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早期进行了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集中在农奴制和代议制、君主立宪政体上面,但改革最终却因遇到阻力而走向了反动。农奴制在俄国历史上长期困扰这个国家,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奴制改革,持续引发俄国社会的转型和动荡,并最终伴随罗曼诺夫王朝灭亡

亚历山大一世·帕夫洛维奇

农奴制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正式确立,到了19世纪已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的落后体制。但要改革这样一个庞大的体制并非易事,亚历山大一世的农奴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首先,19世纪早期,俄国农民运动整体并不激烈,但专制政权长久对18世纪以来“普加乔夫的幽灵”惴惴不安,所产生的恐惧感要比农民运动本身更为激烈。其次,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胜利,俄国战胜了拿破仑,1812年的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不仅激起了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推动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俄国军队的军官、士兵、贵族和农民,在外国远征期间目睹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政治制度,他们形成一种信念,即不全面消灭农奴制,国家就不可能发展。

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

农奴制改革的直接动力来自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一向沉默寡言,他不愿与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即使是最亲近的人看来,他也像个谜团,让人如同雾里看花。他的许多行为让后世无法理解,这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困难所在。亚历山大一世年轻时受到他的老师拉加尔普的影响,拉加尔普向他传授这样的思想:农民是社会上最纯真的也是贡献最大的群体。当宣告俄国对拿破仑胜利的诏书草稿中写着“主人和农奴之间那种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关系,是俄国风俗和美德所特有的关系”时,亚历山大一世涨红脸说:“我无法签署这种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我完全不同意这一切。

俄国农民

亚历山大一世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筹划农奴制改革,他委托自己“知心朋友”小组做准备工作,甚至委托过二十年后起义的“十二月党人”中的分子起草改革方案。沙皇的老师拉加尔普为亚历山大提出农奴制改革的建议:“要循序渐进,避免喧嚣和恐怖,而最重要的是———不能对财产权利有丝毫侵犯”,农奴制问题“在办公室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将会举步维艰”,必须谨小慎微,在涉及农奴制时,甚至要避免使用“自由”“意志”“解放”等词语,在致力于取消农奴制之时,所有相关措施只能说是为“改善或者是简化经济生活”而实行的。这些意见大多被亚历山大一世采纳,采用渐进的改革,不公开说明政府政策的目的。

1803年,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了一道关于自由农民的私人法令给解放农民的鲁米扬采夫伯爵,除了公开表明政府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方向之外,还确认了带土地通过赎金方式解放农民的思想。这个原则后来成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基础。1816年波罗的海地区的爱斯特兰省地主主动要求解放农民,沙皇批准了一系列新规章,并借此公开谴责农奴制,在社会上流传着即将全面改革农奴制的传闻。然而波罗的海地区与俄国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商品与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俄国中部,地主意识到保留农奴制无利可图,故而自愿废除农奴制。

在1818-1819年,沙皇解决农民问题的期望达到了顶点。阿拉克切耶夫成为制定农民解放方案的人之一,亚历山大一世最为隐秘的意图设计和实施往往由阿拉克切耶夫去做。阿拉克切耶夫建议国家大规模赎买地主庄园,或者是“根据与地主自愿协议的价格”,或者是根据一些“特殊的规定”进行。政府每年拨款500万卢布,用于执行收购庄园的计划,甚至考虑发行国债用于赎买农民。这种赎买建立在1812年卫国战争后袭击全国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危机迫使越来越多地主因债务不得不典当他们的庄园,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奴因地主无法偿还国家和私人债务而被公开拍卖。但地主被迫出售农奴的潮流终有一天会停止,这个方案是建立在地主自愿卖出农奴的基础上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即使所有地主都自愿卖出农奴,农民解放的进程也将持续200多年,也就是说政府到2018年也不能解放所有的农奴!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地主、贵族自发采取解放农民的行动,然而事与愿违,广大贵族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任何企图以这种方式触动在他们看来是永恒地占有农奴的权利,大俄罗斯省份的贵族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政府的活动。媒体对解决农民问题展开广泛的公开讨论将有助于摸清公众的情绪,通晓农奴制的反对者和捍卫者的立场,促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媒体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蓄势待发,而俄国统治者希望在绝密的环境下解决根本问题,这使社会对政府真实立场的看法发生了扭曲。因为可靠信息极端匮乏,社会被迫咀嚼最荒谬的传言和猜测。沙皇不明白改革困难的时刻需要舆论的支持,或者他害怕舆论会走向失控的方向。

在贵族和地主的压力下,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期放弃了农奴制改革,君主立宪改革也被大打折扣,并走向反动,实行军屯体制,强迫农民成为国家的农奴,教育上推行管制和愚民教育,批准地主有权把犯下罪行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对外组织的神圣同盟也变成了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充当了臭名昭著的“欧洲宪兵”角色。

作为一个政治家,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意识到为了实现农奴制改革必须牺牲地主的利益。他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在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之间寻找一条妥协的长链,只要一感到保守主义者的反抗,就会迅速放弃自己的设想。俄罗斯依然如同地主的庄园,这里的一切取决于地主的个人品质,而全国的一切取决于专制者的个人倾向。一切事务都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如一个庄园随时可能落入一个反动地主手中,整个帝国也可能落入思想比较反动的人掌握之下,甚至在同一个君主统治期间,自由思想也会让位给反动趋势。但是危机并没有消除,只是被暂时钳制在了内部,在几十年后才以新的形式爆发出来。

原文刊于2017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A2叠06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7-07/30/node_15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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