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历史怎么写都不会错,有意思的底子在

董其鑫
宋代之所以吸引人,乃在于它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对这些不同最经典的概括,大概就要属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了。据何忠礼在《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分析,内藤氏对宋代近世说规定的基准是:
(1)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他认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里所指的贵族,并非血缘贵族,而是指士族势力,如唐太宗即位后,他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发现第一流的世家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等,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规则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终于走向衰落,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任何人要做高官,不能靠世家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
(2)官僚地位的变化。从他们进身入仕来说,以前靠察举,现在靠科举;从权力来说,以前还有相对的一些独立权力,如封驳之类,后来越来越成了皇帝的工具,即使宰相,也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御秘书官差不多。
(3)百姓的地位发生显著变化。这表现在农民开始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均田制)下得到自由解放(两税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四有财产权得到确立。
(4)货币经济从宋代开始有了很大发展。
(5)庶民文化的勃兴。这里的文化包括经学的变化,文体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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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所以吸引人,乃在于它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对这些不同最经典的概括,大概就要属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了。据何忠礼在《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分析,内藤氏对宋代近世说规定的基准是:
(1)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他认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里所指的贵族,并非血缘贵族,而是指士族势力,如唐太宗即位后,他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发现第一流的世家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等,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规则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终于走向衰落,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任何人要做高官,不能靠世家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
(2)官僚地位的变化。从他们进身入仕来说,以前靠察举,现在靠科举;从权力来说,以前还有相对的一些独立权力,如封驳之类,后来越来越成了皇帝的工具,即使宰相,也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御秘书官差不多。
(3)百姓的地位发生显著变化。这表现在农民开始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均田制)下得到自由解放(两税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四有财产权得到确立。
(4)货币经济从宋代开始有了很大发展。
(5)庶民文化的勃兴。这里的文化包括经学的变化,文体的变化,民间文艺的兴起等等。
近一个世纪,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常常给中国人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但唐宋之变在明人陈邦瞻时就提出过:“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宋诗纪事本末·叙》)
宋代对士大夫的倚重成为了它和其他朝代不同的亮点之一,但实际上,对士大夫的倚重并不是基于对文人的认可,而是为“官家”的统治服务,尤其是所谓的“异论相搅”,即在宰执大臣之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股势力,而是要适当扶植对立面,以使他们的权力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及时揭发对方的“不轨之行”,以便自己可以“垂拱而治”。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拜王钦若为宰相,两年后,又用与王钦若严重不和的寇准为相,“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从此,“异论相搅”便成了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这一方面限制了文臣不敢为非,但也成为了宋代连绵不断的党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宋代对士大夫的倚重在统治上有其背后的直接目的,无论是让自己“垂拱而治”还是抑制武人干政,而在社会上由此出现的士绅阶层则对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通过扩大科举取士,培养了一大批及第或不及第的士人,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参加考试的绝大部分士人最终是留在乡间的,与赋闲在那里的官员一起,构成了相当庞大的士绅集团,他们以从事进士业的地位和文化优势,往往扮演了地方领袖的角色。在这些人中,固然不乏为富不仁者和“哗鬼讼师”,但也有许多人热心与学校教育、兴修水利、防灾抗灾、救荒赈济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地方事务,起到了各级地方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于所受教育和利害关系,士绅们在政治上与朝廷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成了赵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士绅社会的存在,让中国广大的农村有了自身的秩序。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了赵宋的一大特色,但这种说法并不始自北宋,西汉宣帝就曾说过:“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晋书》卷六九《刘隗附孙波传》)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在一道命令中也宣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这里所谓的“共治天下”,实际上是州郡长官与“贤人君子”依据君主之命,治理百姓之意,参与“共治”者不过是作为帝王的工具而已。到了宋朝,这种共治有了些许心的含义,士大夫们不仅仅是赵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且也以“主人翁”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相当多的发言权,有了“君臣一体,荣辱共之”的感觉。仁宗一朝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权利发展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典型的时期。
何忠礼的这本《宋代政治史》采用了上世纪后半叶起历史写作的思想和体例,在尊崇阶级史观的同时,偶有有趣的论述。比如在分析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变法的不同态度时指出其背后原因有两人出身地域的因素。正是由于两人出身的地域不同,便造成对某些社会经济现象的看法不同。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那里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百姓生活贫困,一经举债,往往不能还贷,加上农民手中没有现钱,以钱代役必然无法实行。故司马光以为:“青苗、免疫钱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私为也。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富商大贾藏镪者或有之,彼农夫之富者,不过占田稍广,积谷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尝有积钱巨万于家者也。其贫者褴褛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为人耕种,资采拾以为生,亦有未尝识钱者矣。”包括司马光在内反对青苗、免疫等新法之人,几乎皆为北方出身的官员,就与这种认识有关。王安石出身于南方,后来他又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淮南、两浙、江东地区为官,特别是在知鄞县时,他采取了“贷谷与民,出息以偿”的做法,获得了很大成功,而对北方的社会经济现象却少有认识。支持新法者大都为南方人,甚至反对变法甚力的苏轼,根据蜀地的实际情况,对免疫法也表示支持,都与这种出身地域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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