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童 渔童 评分人数不足

在孩子心中种下历史的种子

倔强的小野猪

毕飞宇在《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中探讨了中国作家在离开“历史这个脚手架”之后还能不能写作的问题。如果说他的质疑是对成人文学写作沉溺于历史的反思,那么中国的儿童文学写作实际上还处于一种疏离历史的状态中。这种疏离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历史被太多沉重、痛苦的记忆所纠缠,一旦成人向孩子打开那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开始向孩子言说历史,尤其是那些创伤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就如同牵着他们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掉入历史的冰窟中,很难再爬上来。所以,我们一方面既希望向孩子坦诚过去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遮蔽掉一些超出他们承受范围的细节。这种即展现又遮蔽的言说方式无疑挑战着当代儿童文学偏重现实与幻想的写作常态。而《渔童》正是这样一部极具勇气的挑战之作。

《渔童》主要展现了“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发生的故事。小说以童家与韩家两个家庭竭力保护一件珍贵的明代德化瓷雕“渔童”的故事为线索,将那个复杂动荡的时代的内在肌理通过一个极小的剖面展现给儿童读者看。作家用真正的长篇小说的技法,而不是葫芦串式的故事的缀连,更为完整地讲述了普通家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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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在《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中探讨了中国作家在离开“历史这个脚手架”之后还能不能写作的问题。如果说他的质疑是对成人文学写作沉溺于历史的反思,那么中国的儿童文学写作实际上还处于一种疏离历史的状态中。这种疏离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历史被太多沉重、痛苦的记忆所纠缠,一旦成人向孩子打开那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开始向孩子言说历史,尤其是那些创伤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就如同牵着他们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掉入历史的冰窟中,很难再爬上来。所以,我们一方面既希望向孩子坦诚过去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遮蔽掉一些超出他们承受范围的细节。这种即展现又遮蔽的言说方式无疑挑战着当代儿童文学偏重现实与幻想的写作常态。而《渔童》正是这样一部极具勇气的挑战之作。

《渔童》主要展现了“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发生的故事。小说以童家与韩家两个家庭竭力保护一件珍贵的明代德化瓷雕“渔童”的故事为线索,将那个复杂动荡的时代的内在肌理通过一个极小的剖面展现给儿童读者看。作家用真正的长篇小说的技法,而不是葫芦串式的故事的缀连,更为完整地讲述了普通家庭在“文革”年代的命运与遭遇。环环相扣的情节将儿童读者与书中的人物一起推到滚动的历史车轮面前,不停地奔跑在时间之路上,以此获得一种极强的历史纵深感与连续性。同时,作家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现场。大字报、标语、造反队、红袖章……它们营造了一个当代儿童读者十分陌生的环境。但作者并不希望读者只对这些可以触摸的物质标识感到好奇,而是可以随着自己去反思背后隐藏的那个时代荒谬的逻辑与野蛮的行径。为什么中国人要烧自己的书?为什么中国人要砸自己的国宝?这些问题不仅是韩教授、童大路、韩娉婷等人质问自己的,更是作者希望儿童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之后来思考的。更为难得的是,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保持了情绪的克制与语言的节制,没有将自己作为亲历者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愤怒与恐惧投射到作品中。群体暴力迫害个人时的残忍以及受害者的苦难都没有进行过度的渲染,而是以一种平淡、内敛的语气将一切娓娓道来。作家波澜不惊的叙述其实也更加凸显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整部《渔童》,读者都是跟随一个十二岁孩子童大路的眼睛去见证书中的人物在那个年代的命运。这种对儿童视角的使用体现了作者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中触及创伤性历史事件时的谨慎与用心。首先,由于儿童处于个体生命发展的早期,较少受到成人世界经验的侵染,所以在他们的世界中,往往以更加直接、简单的思维方式来代替成人基于经验的理性判断。在书中,作者塑造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更加靠近E·M·福斯特所说的“平面人物”。清晰、明确的善恶的对立就是儿童依照自己本能的是非标准去衡量的真实体现。童大路之所以认为韩先生是个好人,是因为他原谅了打碎大理石桌面的自己。后来,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没有改变。这就是孩子的逻辑,虽然看起来轻率,但不容易动摇,尤其是在那个许多成人都为了苟活而首鼠两端的时代里更显得无比珍贵。其次,每当创伤性事件来临,原先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最先遭到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儿童则是对这些最为敏感的群体。因此,通读《渔童》,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好人多、坏人少。童大路一家人、韩教授一家人以及刘老师等都能在那个时代守住自己的良心。但这不是因为“文革”期间做坏事的人很少,而是因为孩子虽然无法理解大背景,却最能体会到那些仍然留存的人情人性。正是这些支撑着人们挺过了“十年浩劫”,也让人珍惜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一切。最后,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他们常常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使用儿童视角就可以将许多超过孩子承受能力的事情遮蔽掉,使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文革”中发生了许多“非人”的事件,但《渔童》并没有将那些血腥、残忍赤裸裸地展示给孩子看。这不是对历史真实性的亵渎,而是为了保护儿童以及防止对“文革”的展示流于感官刺激,使人丧失反思的力量。因此,儿童文学对于创伤性事件的言说就是让孩子乘坐着语言之舟行驶在沉默之海中。语言过多挤压沉默的空间必然会造成水浅舟大的困境。《渔童》虽然有意识地遮蔽掉一些,但仍留有明显的说教痕迹。作家既想要借助儿童视角的保护作用,又不想完全将言说的角度交给儿童。为了防止孩子误入歧途,他在小说中通过刘老师与韩教授的发言反复强调着:无论何时,都应做个有良心的好人。而大团圆式的结尾确认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尽管这可能会让读者对“文革”的反思只停留在这是“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只要消灭坏人,灾难就会结束”的层面。由此可见,作家一定要掌控着这艘船的舵,不能使它偏离航道。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向孩子言说“文革”这种创伤性历史事件时的谨慎与自己对孩子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焦虑。

哲学家马各利特曾经说过:“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苟活是为了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使所有人的苟活有了意义。”作为文革亲历者的赵丽宏便是这样的“少数人”。他带着见证的意识活下来并向孩子讲述那段历史,激起的不仅是孩子的兴趣,还会逼迫那些被追问的家长们一起思考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言说的问题。当然,儿童读者不可能通过《渔童》这一本书就完全了解“文革”历史,但它却可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历史的种子。这颗种子会在日后慢慢发芽、长大、最后变成一颗参天大树。而到那时,现在的孩子又会在树下给他们的孩子继续讲述自己知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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