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 8.6分

关于“耻”的一点看法——仅根据此书。

Florens
阅读库切的这本书是在一个月前。当时我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因为他写了一些我刚刚认清的局限。但这部作品的情节却在这段时间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再现,伴随着那个中心词——耻。现在写下的这篇文章,是为了释放虬结在脑壳里的思想。如果幸运,还可以将它们梳理通顺,变成比较确定的东西。
(很抱歉的是书现在在乔姐处。根据记忆整理,如有疏漏,自我谢罪。)

本书采用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处理结构,将C先生视角,安雅视角的叙述和C先生的著作置于三栏中,每一栏都可以看作独立小说。这种手法在我看来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笨拙感——似乎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不屑于选用的。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偏见,因为叙述也在自己的格子里变得富有条理。从C先生(带有作者本人的一些特性)评论时事的《危言》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哲学、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形而上的问题他不给予过多笔墨,点到为止,不给出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解释,只是提出现实生活中令人不满的方方面面。——作者的思维相对理性严谨,通过冷峻的分割线,将C先生和女秘书的视角以及《危言》分离,必定会节约篇幅,少些无用的转折介词。之前接触的这类涉及多视角的作品,不同人物的叙述权力往往是通由章节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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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库切的这本书是在一个月前。当时我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因为他写了一些我刚刚认清的局限。但这部作品的情节却在这段时间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再现,伴随着那个中心词——耻。现在写下的这篇文章,是为了释放虬结在脑壳里的思想。如果幸运,还可以将它们梳理通顺,变成比较确定的东西。
(很抱歉的是书现在在乔姐处。根据记忆整理,如有疏漏,自我谢罪。)

本书采用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处理结构,将C先生视角,安雅视角的叙述和C先生的著作置于三栏中,每一栏都可以看作独立小说。这种手法在我看来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笨拙感——似乎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不屑于选用的。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偏见,因为叙述也在自己的格子里变得富有条理。从C先生(带有作者本人的一些特性)评论时事的《危言》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哲学、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形而上的问题他不给予过多笔墨,点到为止,不给出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解释,只是提出现实生活中令人不满的方方面面。——作者的思维相对理性严谨,通过冷峻的分割线,将C先生和女秘书的视角以及《危言》分离,必定会节约篇幅,少些无用的转折介词。之前接触的这类涉及多视角的作品,不同人物的叙述权力往往是通由章节交接的,如《枯枝败叶》,《宠儿》等。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简简单单的三个栏目赋予象征意义——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无法重叠。作家本人和在他作品中的风范截然不同,文字和人互相异化,泾渭分明。
我倾向于将《危言》看作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不负责任地说,C先生的姓氏可以是Christ。上文提到,C先生是作者自己有意的形象映射,而作者正是书中的上帝。如果将除《危言》之外的部分删去,《危言》将独享权力,蜕变为一部更有说服力的警世随笔集。但库切将其设定为“C先生”的“小说家言”,自行贬斥了这种绝对的权威。这么说也有将本作与现实世界割裂开的不是之处。卡尔维诺将文学比作“镜中美杜莎”(可以满足好奇心而不会被石化),而库切却颇有打碎镜子之意。但这种抗争是节制的。首先这是一本不错的小说,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义为了一个观察者,注意和自己的叙述保持距离,而不是将自己摆在真理的战线。世界乃是“Imcompatible observables”。
《列维坦》的作者托马斯·霍布斯说过:“在没有强制性法律的地方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可言。”库切设置的C先生和艾伦构成了显见的二元对立结构。艾伦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比C先生年轻,强壮,富有商业头脑,随之而来的是淡漠的道德观和对自己实用至上主义的毫不掩饰。他利用安雅对C先生的账户进行操作,获取利润,并对安雅隐瞒此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把人用作“mere a tool”。而且在晚宴上对C先生口出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语。毫无疑问,艾伦在权力机构中占有优势,他控制着更多社会资本并懂得如何利用它,有着安雅这个性感的伴侣,性生活美满。而C先生则保守,老派,为世间的不义感到痛苦。对安雅有着克制的爱和欲望,却因年老而无法实现如此诉求。虽工于写作(墙上挂着疑似诺奖证书的玻璃画框),却无劣势一方。这影射了“现代性”的工具主义对“老派情怀”的摧残和严肃作家们的真正处境。表面上,宣扬道德与正义,尊重“无用的”知识依旧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但艾伦的价值观似乎才是真正的“无可动摇的帝国大厦”。文学也曾经高高在上,闪耀着贵族和精英式的流光,但在现在许多“作家”和观众的努力之下终于承认了自己“某种娱乐方式”的地位。艾伦对C先生的侮辱并没有触犯法律,C先生也无心无力对其进行反击。这种违背了道德原则的行为在艾伦的价值体系中无疑是可行的,即艾伦有权力这么做。好似社会契约下的自然状态。作者并没有直言批评这种行为,也没有让C先生与之正面硬肛,而是“保持距离”。因为他明白两者思想都有局限性,都没有正当性。自然默许一切。所以他当好一面镜子,直到疲软和衰朽不受控制地逸散为止。
而安雅是让我感到有一定介入性的角色。她有着新一代女性不屈的精神和充沛的活力,浑身散发着性能量。她不完全同意C先生的思想,却又为此吸引,也对艾伦功利主义色彩的演说表现了一定兴趣。她吃过苦,生活动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认为是普通人的象征。她包容了正常秩序下恶心的、不道德的老年人的性欲,在C先生受辱的时候“难以忍受”,并且之后与艾伦一刀两断。安雅的行为实在是十分温柔啊,大有减少世间痛苦之意。逻辑上,我们无法反驳艾伦的行为。但是作为有感性色彩的人,他的行为令我不快。这种不快多少出于本能,多少出于社会、性别对我的塑造,不得而知。但我将这种同情能力定义为具有生物和审美意义的。虽然失去了理论支撑,我彻底变成了虚无主义者,感到无力又悲哀。可叹气息未绝,尚有斡旋余地。
除了晚宴这个高潮情节的设置,C先生和安雅的观念冲突也非常精彩。作者着重描写了两人对穆斯林问题和强暴事件的不同看法,并通过这两个话题刷新了我对“耻辱”和它的对立面——“荣耀”的认知。前者中库切的用意比较容易理解,他通过C先生之口表达了对西方中心宣传的怀疑,并且提出在西方倚强凌弱,经济利益至上的不义战争的侵犯下,被侵略的一方只能通过恐怖活动来找回自己的尊严。暂且不讨论这种观点的争议性,在安雅眼里,极端分子是“野蛮人”,不受社会契约的约束,在大火中屠戮了无辜的人。对这个话题我没有进行过事实考察,仅阐述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我认为,C先生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挑动了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安雅却是阁楼之下的人,把自身经验奉为圭臬。两者的意见都是不全面的。可以互补。对一个群体的歧视更容易从后者开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辅相成,却又互相对立。
然后是强暴事件,这事儿怎么被引出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此事的争议十分耐人寻味,我写作的目的也是想重新思索此事。它是安雅的个人经历。安雅和几个朋友外出游玩,上了美国人的船,不幸遭到强暴。她们找到警察,讨回公道。C先生表示“你应该为此事感到羞耻”,安雅反驳道“不是我们的错”,故而没有必要感到羞耻,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实施强暴的美国人。C先生言及的羞耻是身为人类之耻。在对其他人类恶行的不停见证之后,C先生深感自己种族的不义,并认为自己助长了这种不义。这种“耻”是否也由于他对自身可能为之之事的痛苦与恐惧,不得而知。如果将一个种族的发展类比为一个人的成长,那么为了减少今后世间的苦难,铭记自己的历史是正确的。但人类只是一种动物,不是必须在世界上生存下去,不是必须要减少弱者的苦难。我怀有与C先生同样的情感,是俗世对策,并非践行真理。心中的高贵并非当然无存。尽管世上本无高贵与卑下可言。
安雅的说法合情合理,尤其是当她身为受害者的时候。穿着番茄红色裙子,身材姣好的她是一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C先生。
读这本书,我没有得到什么教义。不过它让我注意生活中许多微妙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更加理解作者与这个世界,并发现之前写的东西像一滩散发着玫瑰香气的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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