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与结束

之于式

无论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抑或写作的方式,宇文所安的这本书都不能说是好读的;这不是一本文学史,而是对于文学史的不同棱面所作的透视。宇文所安毫无疑问是个自信的人,他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同中国作品之间就有一种离间的、异己的关系;也不认为他的分析不如中国人自己来的深刻。中唐文人的作品对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常常是个意外,其中到处是闲暇的、戏谑的、特立独行的、甚至狂肆放诞的声调,我曾为此迷惑不解;他们是竹林七贤之后的另一批强烈意识到“我”的存在的士人。宇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侧面,并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唐文人的特征保证了他们对于事物的诗意的占有,这是一种溢出的、多余的、游戏的然而持久的价值,也是日常伦理的一次反拨,在这之前它们还从未得到过如此细致的注意(这让我想到了宇文所安的妻子宇文秋水,也就是田晓菲女士在她的《尘几录》中对于“得”字的分析,他们都试图表明,这种“得”的方式的转换代表了某种文化视野的移位)。我认为这与中唐的士人生活方式以及皇权不振也有相当的关系,譬如对樱桃花的描写,盛唐时期的诗人只写到它的“开”与“落”便已满足,而中唐文人则还要把开花的过程及其之后的颜色味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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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抑或写作的方式,宇文所安的这本书都不能说是好读的;这不是一本文学史,而是对于文学史的不同棱面所作的透视。宇文所安毫无疑问是个自信的人,他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同中国作品之间就有一种离间的、异己的关系;也不认为他的分析不如中国人自己来的深刻。中唐文人的作品对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常常是个意外,其中到处是闲暇的、戏谑的、特立独行的、甚至狂肆放诞的声调,我曾为此迷惑不解;他们是竹林七贤之后的另一批强烈意识到“我”的存在的士人。宇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侧面,并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唐文人的特征保证了他们对于事物的诗意的占有,这是一种溢出的、多余的、游戏的然而持久的价值,也是日常伦理的一次反拨,在这之前它们还从未得到过如此细致的注意(这让我想到了宇文所安的妻子宇文秋水,也就是田晓菲女士在她的《尘几录》中对于“得”字的分析,他们都试图表明,这种“得”的方式的转换代表了某种文化视野的移位)。我认为这与中唐的士人生活方式以及皇权不振也有相当的关系,譬如对樱桃花的描写,盛唐时期的诗人只写到它的“开”与“落”便已满足,而中唐文人则还要把开花的过程及其之后的颜色味道表现出来;比起某种特定的氛围他们更关注具象的事物(川合康三在《中国文学的转型:从盛唐到中唐》中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在盛唐的超越个体的文化框架解体之后中唐文人“除了用自己的五官感觉来把握对象以外别无他法”)。《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是一篇宏文,审视了诗人与诗以及诗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创作的诗的发生学的问题,我想这可以与宇文的学生王宇根的《万卷》一并参看,那是这个问题延续到宋代之后的表现。最后的两篇关于唐传奇的辨析,让我惊叹他何以能窥伺到如此之多的信息,好像那些信息隐藏起来就是为了等待他的出现一样,这与他在《追忆》中展现的特殊本领一脉相承(特别是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分析)。不过,我怀疑他是否读过陈寅恪先生的大作《读〈莺莺传〉》 ,因为他还认为莺莺是名门贵女,这让后面的推论不甚连贯(忽然想到,也许《莺莺传》可以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读,因为它们都是悲剧爱情故事,也都涉及到了叙事主导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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