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
《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
程毓凝(复旦大学)
一年一度的龚古尔奖可谓是法国文坛最受瞩目的文学盛宴,经过层层角逐和十人评委会的投票表决,法国摩洛哥裔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凭借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温柔的歌》突破重围,成为了该奖项自1903年成立以来第十二位女性获奖者。
和往年龚古尔奖钟爱冷门作品大相径庭的是,《温柔的歌》在进入第一轮投票选举前就已经登上了热销小说榜的前十名了。蕾拉·斯利马尼在2014年首次出版作品《食人魔的花园》,以其中性成瘾的女性形象为人所知。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2012年纽约市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弑婴案,高级住宅区的一名保姆杀死了自己照管的两名婴儿。《温柔的歌》以干净利落、精确有力的笔调和冷静得让人颤栗的叙述把这个故事从纽约搬到了巴黎。全文开篇就揭开了小说的结局:“孩子死了”。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保姆的路易斯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
路易斯认真负责,细心照顾孩子,也懂得料理家务,烹饪缝补样样精通,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两个成年人,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公寓摇身变为“完美的小资家庭”。保姆因而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不仅把自己的“巢”建在了这间公寓里,还介入到了夫妻二人的生活中,成为了维持这个家庭运转的机器,所有人都只想着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把她视为“家庭幸福的源泉”。渐渐,路易斯身上开始流露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古怪习性,她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不打招呼就一连消失好几天。保罗和米利亚姆这对上流社会的夫妻却对如何处理不同阶级的关系完全不在行,他们为保姆反常的行为寻找借口,转眼就投身于每日的应酬和工作之中,对身边的隐患视而不见。久而久之,这种隶属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自信的母亲在这个瘦弱的保姆面前也只能垂下目光。
作者抽丝剥茧,巧妙地把人类难以捉摸的脆弱情感尽呈纸上:仇恨、嫉妒、向往,这些一触即发的细节将保姆和雇主联系在一起。全文通过两条故事线展开,一条是雇主、即孩子的母亲米丽娅姆,另一条则是保姆路易斯,它们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却在叙述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仅呈现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也将妇女边缘化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无遗。如何兼顾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孩子?如何在雇主和员工这一固然充斥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中不昧良心?“不要非法移民,这可是我们说好的?如果只是招个清洁工或油漆匠,我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只要他们肯干活就行了。但是要让他们照顾宝宝,这就太危险了。”米利亚姆和保罗的和蔼礼貌全都停留于表面,路易斯一度天真地以为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可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这种友善的关系全是对与生俱来的厌恶、同情和容忍不加掩盖的粉饰。
文中斯利马尼细致刻画了自己所属的小资阶层,不是单纯地想要批判它,而是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小时候也由保姆照顾的她如是回忆道:“我对保姆们在家中的地位非常敏感:她们既像是母亲,又是陌生人。就算家里关系和睦融洽,也会发生一些让人顿觉悲痛的事。”保姆这个形象在她眼里富有戏剧性,在得知弑婴案的新闻后,久久难以忘怀的斯利马尼决定结合自身经历,把这个触及道德底线的题材带入公众的视野。
如果说对路易斯的塑造是在其性格的扭曲和破碎中完成的,米利亚姆的故事线则着重于工作与家庭之间老生常谈的矛盾。女性在生活中难免会穿梭于母亲、妻子、职员几种不同的角色之间,就算到了女权运动蒸蒸日上的当代,女性的社会身份还是会被定义为母亲、妻子或者女儿,而不是以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为他人所知。作家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因为丈夫是成功的银行家,家境殷实的她投身写作在他人眼里只不过是一种不劳而获,是不外出工作、依赖他人的另一种措辞罢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女性就算只为自身理想和意愿而生活,依旧逃避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弱势群体。在处女作《食人魔的花园》中,斯利马尼则尝试讲一个女性追求完全独立却无济于事的故事。两部作品中的核心都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性,人物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只能做出绝望的挣扎。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们渴望自由,却不能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会使人头疼。”
荣获龚古尔,从文坛新人一跃成为知名作家,无论是谁都会一时难以消化。回顾其成长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种子早已扎根在她的心里。蕾拉·斯利马尼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富裕,父亲是银行家,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摩洛哥国务秘书一职;母亲则来自一个摩洛哥-法国混血家庭,是这个国家首批女性医生中的一员,父母的正确引导和自由开明的家庭环境让年幼的蕾拉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祖母对她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视。外祖母来自阿尔萨斯,是位笔耕不辍的作家,获得过国王颁发的荣誉勋章,擅长写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其中一本讲述了自己在摩洛哥时的亲身经历。书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久久萦绕在蕾拉脑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视这位可敬的老人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从小就牢记其尊尊教导:多读书、勤写作;心怀梦想,追求自由,敢于说出所思所想。
良好的文化氛围让蕾拉得以广泛涉猎各国文学作品。青年时她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因为这位文豪“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从不带着有色眼镜去“随意批判指责他们”,其文风质朴柔和,充满人文关怀,引人深思。她视为楷模的另一位作家是茨威格。出于崇拜之情,二十岁时蕾拉踏上了茨威格文化巡礼之路,追随着大师的足迹,横跨东欧,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至布达佩斯。法国文学则陪伴她度过了少女时期的柔情岁月,巴尔扎克、左拉和雨果的文字让她看到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使她沉溺其中。如今每逢走过一个街区,其背后发生过的故事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她眼前。文学在她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通过阅读,蕾拉与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作者进行精神的交流、与其感同身受并产生共鸣,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除此之外,作家坦言,长期有效的训练才能催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写第一部小说时,蕾拉就报名参加了伽利玛出版社组织的创意写作工坊,期间她有幸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图书编辑约翰·拉克拉夫汀(Jean-Marie Laclavetine),后者建议她“永远不要关注自己的人物在想些什么,而是做了些什么”。对于获奖一事,这位伯乐表现得十分慎重。聊到对斯利马尼作品的看法时,他表示:“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激动人心的。我记得初读她的文字时,大段的对话不免让人瞠目结舌,作为作家,她的成长更令人难以置信。她在成为伟大作家的路上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和今年同样非法国裔的获奖者盖尔·法耶不同的是,蕾拉·斯利马尼对人物的身份标签并不感兴趣,作品里也鲜有对角色血统的讨论和铺展。“我试着在小说里证明出身并不重要。”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她如此说道,“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其所作所为才是定义他的根本要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亲身经历。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我们从未被所谓的’身份’所困扰。”同时,她也尖锐地指出,社会阶级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钱的阿拉伯人自然比他们贫困的同胞更受人待见,而近年来为了迎合“政治正确”,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个简单却致命的问题,狭隘地将“身份”等同于种族和血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温柔的歌》中的主要矛盾是一种阶级的矛盾,是人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异化,暴力和疯狂则是这种异化下的不幸产物。
在龚古尔之后,我们的“桂冠作家”已经野心勃勃地计划起了自己的下一本小说。在新作《性与谎言——情迷摩洛哥》中,作者将着重探讨摩洛哥年轻人在社会、法律和自身欲望之间的内心冲突与矛盾,力图展现年轻一代对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诉求以及对打破禁忌和社会约束的渴望。龚古尔奖不是她作家生涯的巅峰,更不是终点,蕾拉·斯利马尼的创作才华不过初露锋芒,等待她的,是任重道远的前程。
参考文章:
《费加罗报》(Le Figaro)2016.11.6
《时代报》(Le Temps) 2017.1.6 Lisbeth Koutchoumoff 采访
BibliOBS:10 choses à savoir sur Leïla Slimani, prix Goncourt 2016,2016.11.3
程毓凝(复旦大学)
一年一度的龚古尔奖可谓是法国文坛最受瞩目的文学盛宴,经过层层角逐和十人评委会的投票表决,法国摩洛哥裔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凭借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温柔的歌》突破重围,成为了该奖项自1903年成立以来第十二位女性获奖者。
和往年龚古尔奖钟爱冷门作品大相径庭的是,《温柔的歌》在进入第一轮投票选举前就已经登上了热销小说榜的前十名了。蕾拉·斯利马尼在2014年首次出版作品《食人魔的花园》,以其中性成瘾的女性形象为人所知。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2012年纽约市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弑婴案,高级住宅区的一名保姆杀死了自己照管的两名婴儿。《温柔的歌》以干净利落、精确有力的笔调和冷静得让人颤栗的叙述把这个故事从纽约搬到了巴黎。全文开篇就揭开了小说的结局:“孩子死了”。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保姆的路易斯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
路易斯认真负责,细心照顾孩子,也懂得料理家务,烹饪缝补样样精通,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两个成年人,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公寓摇身变为“完美的小资家庭”。保姆因而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不仅把自己的“巢”建在了这间公寓里,还介入到了夫妻二人的生活中,成为了维持这个家庭运转的机器,所有人都只想着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把她视为“家庭幸福的源泉”。渐渐,路易斯身上开始流露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古怪习性,她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不打招呼就一连消失好几天。保罗和米利亚姆这对上流社会的夫妻却对如何处理不同阶级的关系完全不在行,他们为保姆反常的行为寻找借口,转眼就投身于每日的应酬和工作之中,对身边的隐患视而不见。久而久之,这种隶属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自信的母亲在这个瘦弱的保姆面前也只能垂下目光。
作者抽丝剥茧,巧妙地把人类难以捉摸的脆弱情感尽呈纸上:仇恨、嫉妒、向往,这些一触即发的细节将保姆和雇主联系在一起。全文通过两条故事线展开,一条是雇主、即孩子的母亲米丽娅姆,另一条则是保姆路易斯,它们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却在叙述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仅呈现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也将妇女边缘化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无遗。如何兼顾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孩子?如何在雇主和员工这一固然充斥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中不昧良心?“不要非法移民,这可是我们说好的?如果只是招个清洁工或油漆匠,我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只要他们肯干活就行了。但是要让他们照顾宝宝,这就太危险了。”米利亚姆和保罗的和蔼礼貌全都停留于表面,路易斯一度天真地以为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可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这种友善的关系全是对与生俱来的厌恶、同情和容忍不加掩盖的粉饰。
文中斯利马尼细致刻画了自己所属的小资阶层,不是单纯地想要批判它,而是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小时候也由保姆照顾的她如是回忆道:“我对保姆们在家中的地位非常敏感:她们既像是母亲,又是陌生人。就算家里关系和睦融洽,也会发生一些让人顿觉悲痛的事。”保姆这个形象在她眼里富有戏剧性,在得知弑婴案的新闻后,久久难以忘怀的斯利马尼决定结合自身经历,把这个触及道德底线的题材带入公众的视野。
如果说对路易斯的塑造是在其性格的扭曲和破碎中完成的,米利亚姆的故事线则着重于工作与家庭之间老生常谈的矛盾。女性在生活中难免会穿梭于母亲、妻子、职员几种不同的角色之间,就算到了女权运动蒸蒸日上的当代,女性的社会身份还是会被定义为母亲、妻子或者女儿,而不是以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为他人所知。作家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因为丈夫是成功的银行家,家境殷实的她投身写作在他人眼里只不过是一种不劳而获,是不外出工作、依赖他人的另一种措辞罢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女性就算只为自身理想和意愿而生活,依旧逃避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弱势群体。在处女作《食人魔的花园》中,斯利马尼则尝试讲一个女性追求完全独立却无济于事的故事。两部作品中的核心都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性,人物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只能做出绝望的挣扎。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们渴望自由,却不能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会使人头疼。”
荣获龚古尔,从文坛新人一跃成为知名作家,无论是谁都会一时难以消化。回顾其成长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种子早已扎根在她的心里。蕾拉·斯利马尼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富裕,父亲是银行家,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摩洛哥国务秘书一职;母亲则来自一个摩洛哥-法国混血家庭,是这个国家首批女性医生中的一员,父母的正确引导和自由开明的家庭环境让年幼的蕾拉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祖母对她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视。外祖母来自阿尔萨斯,是位笔耕不辍的作家,获得过国王颁发的荣誉勋章,擅长写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其中一本讲述了自己在摩洛哥时的亲身经历。书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久久萦绕在蕾拉脑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视这位可敬的老人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从小就牢记其尊尊教导:多读书、勤写作;心怀梦想,追求自由,敢于说出所思所想。
良好的文化氛围让蕾拉得以广泛涉猎各国文学作品。青年时她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因为这位文豪“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从不带着有色眼镜去“随意批判指责他们”,其文风质朴柔和,充满人文关怀,引人深思。她视为楷模的另一位作家是茨威格。出于崇拜之情,二十岁时蕾拉踏上了茨威格文化巡礼之路,追随着大师的足迹,横跨东欧,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至布达佩斯。法国文学则陪伴她度过了少女时期的柔情岁月,巴尔扎克、左拉和雨果的文字让她看到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使她沉溺其中。如今每逢走过一个街区,其背后发生过的故事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她眼前。文学在她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通过阅读,蕾拉与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作者进行精神的交流、与其感同身受并产生共鸣,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除此之外,作家坦言,长期有效的训练才能催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写第一部小说时,蕾拉就报名参加了伽利玛出版社组织的创意写作工坊,期间她有幸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图书编辑约翰·拉克拉夫汀(Jean-Marie Laclavetine),后者建议她“永远不要关注自己的人物在想些什么,而是做了些什么”。对于获奖一事,这位伯乐表现得十分慎重。聊到对斯利马尼作品的看法时,他表示:“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激动人心的。我记得初读她的文字时,大段的对话不免让人瞠目结舌,作为作家,她的成长更令人难以置信。她在成为伟大作家的路上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和今年同样非法国裔的获奖者盖尔·法耶不同的是,蕾拉·斯利马尼对人物的身份标签并不感兴趣,作品里也鲜有对角色血统的讨论和铺展。“我试着在小说里证明出身并不重要。”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她如此说道,“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其所作所为才是定义他的根本要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亲身经历。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我们从未被所谓的’身份’所困扰。”同时,她也尖锐地指出,社会阶级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钱的阿拉伯人自然比他们贫困的同胞更受人待见,而近年来为了迎合“政治正确”,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个简单却致命的问题,狭隘地将“身份”等同于种族和血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温柔的歌》中的主要矛盾是一种阶级的矛盾,是人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异化,暴力和疯狂则是这种异化下的不幸产物。
在龚古尔之后,我们的“桂冠作家”已经野心勃勃地计划起了自己的下一本小说。在新作《性与谎言——情迷摩洛哥》中,作者将着重探讨摩洛哥年轻人在社会、法律和自身欲望之间的内心冲突与矛盾,力图展现年轻一代对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诉求以及对打破禁忌和社会约束的渴望。龚古尔奖不是她作家生涯的巅峰,更不是终点,蕾拉·斯利马尼的创作才华不过初露锋芒,等待她的,是任重道远的前程。
参考文章:
《费加罗报》(Le Figaro)2016.11.6
《时代报》(Le Temps) 2017.1.6 Lisbeth Koutchoumoff 采访
BibliOBS:10 choses à savoir sur Leïla Slimani, prix Goncourt 2016,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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