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前的李安

孙正达
李安,我们或许已经耳熟能详,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少年派,到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现在已被视为华人的骄傲之一。然而,当年他曾二度高考落榜,硕士毕业后失业六年在家做家庭主夫,甚至一度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理想的日子却不那么为人所知。那么成名前的他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困难的那六年他在做什么?是什么一直支撑着他坚持自己的导演梦?这几个问题曾经萦绕着我。然而今天在读了他口述的成名前的经历后,这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

       如果将他成名前的经历浓缩成一句现实启示会是:就算你高中数学成绩不好没考上一个好大学,不要紧;就算你毕业后暂时没找到工作,也不要紧;但重要的是,你发现了自己所热爱并擅长的,并坚持耕耘。

       更多的,可在下文中找到答案。如觉长,亦可直接跳入“后语”。


---------- 以下文字摘自:搜狐读书《十年一觉电影梦 - 李安传》。原书作者张靓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高考二度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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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我们或许已经耳熟能详,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少年派,到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现在已被视为华人的骄傲之一。然而,当年他曾二度高考落榜,硕士毕业后失业六年在家做家庭主夫,甚至一度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理想的日子却不那么为人所知。那么成名前的他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困难的那六年他在做什么?是什么一直支撑着他坚持自己的导演梦?这几个问题曾经萦绕着我。然而今天在读了他口述的成名前的经历后,这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

       如果将他成名前的经历浓缩成一句现实启示会是:就算你高中数学成绩不好没考上一个好大学,不要紧;就算你毕业后暂时没找到工作,也不要紧;但重要的是,你发现了自己所热爱并擅长的,并坚持耕耘。

       更多的,可在下文中找到答案。如觉长,亦可直接跳入“后语”。


---------- 以下文字摘自:搜狐读书《十年一觉电影梦 - 李安传》。原书作者张靓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高考二度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安平海边,果然看见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了,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那阵子我蛮喜欢和朋友去安平的海边游泳,岸边有树林,风景很好。其实出海口很危险,常淹死人,我也不晓得。
       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我数学考零分,觉得没脸见他。放榜两天后,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没想到我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摔到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黄老师安慰我:“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专科反而考得不错,数学第二天考,没那么紧张,考了六十八分,进了艺专影剧科。


老爸在饭桌上开训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
       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到工厂、军中演出舞台剧,音乐、舞蹈科也随行表演歌舞、民族乐等,我们演员也会支援歌舞表演充个场面,大伙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里老犯嘀咕地气自己,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倍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 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想来有趣,返家、离家,压抑、发展之间的拉扯,都和父亲有关。留学是他和我之间的约定,离家千万里即是他的促成。
       因为要留学,我就做了些准备。本来想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电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刚开始我去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但法文里的阴性阳性、时式,搞得人头昏脑涨,加上也要通过语文考试,于是改变初衷,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补英文,总算托福勉强过关,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


文化冲击:“性”与禁书

       在伊大第一年,我经历了两个天地翻转的文化冲击:一是来自戏剧,一是我开始看左派书籍。

       第一个文化冲击跟“性”有关。因为当时伊大戏剧系老师所选读的近代经典剧本,包括从易卜生(Henrik Ibsen)、荀伯格(Harold c. Schonberg)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与“性”有所关联,而且都很强烈。我因而对戏剧原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观点。

       在西方,蛇在梦中引诱女人(夏娃)而使人类犯下原罪,受到“性”的处罚;在东方就好比七情六欲。西方戏剧喜用“冲突”来做手段,求取净化与升华,这似乎跟我们的教养很不同。

       记得在艺专时,中西通达、学问最好的邓绥宁老师教授“中国戏剧史”时,曾讲过一段话,我当时以为是个笑话,在伊大接触西方戏剧后,才领略个中道理。邓老师说:“和尚和尼姑的戏没什么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戏看。”王生善老师教我们“戏剧概论”时,也曾提及电视剧里演“爸爸打儿子”的情节,一个耳光下去,儿子马上说:“爸,我错了!”王老师说:“戏,就不能认错,就是要跟爸爸吵,再冲出去,这才叫戏,一认错就没戏了。”虽没有明讲,其实就是冲突。“不顺”才造成戏剧性,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是相反的。

       另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我离开那时的台湾,才有机会开始看“禁书”——共产党的文艺及宣传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诺(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头一回,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对我来说,有如天地倒置。


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

       在伊大,学科 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戏剧史及剧本研读,术科方面除了学习表演、导演、剧场运作外,每学期还要打卡做满一百二至三百六十小时的剧场工作。除了做剧场工外,我还参加过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导过一次小剧场。伊大两年,艺专三年,五年的戏剧养成教育,成为我日后电影创作的底子。
       当时一眼看过去,我以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组,我就有个概念,如果把戏剧剥到最后,用削减法衡量每个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么最后最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过去在艺专,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练习的演讲经验,让我可以口齿清楚,在台上我是有两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语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剧、小配角,埋头在一边学习导演功课,比较没意思。
       那时我开始兴起念头,当导演就要当电影导演。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将转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本来希望我继续念戏剧,拿博士,将来好教书,最后还是同意我念电影,学费及拍片花销家里会帮我。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NYU:电影人的开始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科层里,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好间大学。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
       我最愉快 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一拍片就很快乐,会想很多点子实验。学校经常放犹太假,有时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个人都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放假心里不高兴就是在NYU。以前上学放假是最高兴的,现在不想放假是因为心里想学,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课,我觉得损失了一天,心里头真的很在意。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Line)。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分界线》的头四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窝在家里写剧本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es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 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就这样耗了6年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 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 自怨自艾地过日子。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谷底翻红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化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 《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拍。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him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 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推手》: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以前拍学生片,单纯地只想把手上的剧本给拍出来。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主景是纽约北Riverdale(河谷)区一栋灰木两层洋房,这是栋法拍屋,家徒四壁。美术设计远从曼哈顿的救世军搬来家具,布置之后,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样,除了情商画家好友贡献两三幅作品充充场面外,再和制片商量补救,追加预算仍不够,只得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婚时的对联、锅碗瓢盆什么的,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制时徐立功来纽约看毛片,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拍《推手》时,我第一次领会到,职业演员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王莱阿姨让我开窍的。
       刚开始拍时,我不太敢要求郎叔、王莱阿姨,因为他们是老前辈,就随他们发挥。结果拍了几天,发现王莱好像不太高兴。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王莱阿姨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和表情,发现她反而高兴,觉得我有管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演员是这样的,以后就懂得多跟她要求一些。
       剧中杰米一角很难找,既要长得像混血儿,又要能讲中、英文,拍片时又得妈妈跟班,还得花一个月来演。没办法,只好央求大儿子李涵(阿猫)上场。那时候阿猫才六岁,眼睛很大,皮肤白,头发化妆上发油后黄黄的,可以冒充混血儿。
       儿子煞有介事地说:“我考虑一下!”
       我跟儿子说:“你帮帮爸爸的忙,要不然爸爸垮了,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他就怕了,说:“好啦,我帮你。”结果省了一个童星的麻烦。


《喜宴》:赵文瑄毛遂自荐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记得金素梅正在屋内练习时,郎叔到纽约,进门只看了一眼就说:“飘啊!?”老经验就是不同。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本来找过汤志伟,但他的档期有问题。
       我先回纽约开始前置作业,同时选角,也没什么中意的人选。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还好他留了电话,于是联络他来拍了卷录影带寄来。我也没有把握,就把录影带给“好机器”的人看了看,他们觉得:“好啊,很cute,英文说得可以。”
       但只凭录影带我还是没法做决定,就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梢,我宁可训练新人。因为当时跟略有名气的演员洽谈,他们对演同性恋都心存顾虑。我心想,那就训练新人吧!借了朋友的住处,约莫一个床垫大小的地方,筹备训练期间,他就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那间地下室里。
       除了赵文瑄之外,到了拍摄时,其他演员也都从台湾来到纽约。亚蕾姐与金素梅住女生宿舍,赵文瑄搬出皇后区,与郎叔等人一起住进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有间大客厅,我们经常就在那里排戏。两个月相处下来,大家就像一家人。戏里戏外赵文瑄都管郎叔叫爸爸,喊亚蕾姐是妈。亚蕾姐真的就像他妈一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譬如有人搞不定赵文瑄,请亚蕾姐帮忙,只要她出面,一定让这个儿子服服帖帖,这种情分也只有《喜宴》有。


---------------------------------- 以上文字摘自:搜狐读书《十年一觉电影梦 - 李安传》 -------------------------------------


后语:

       除却求学阶段的电影作品,《推手》算是李安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在91-92年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评审团特别奖和亚太影展最佳影片,让李安在导演圈崭露头角。而紧接着他导演的第二部影片《喜宴》则在93-94年间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这两部片子拉开了李安导演事业腾飞的序幕。

       此后,李安拍摄了多部电影,代表性作品有94年的饮食男女、95年的理智与情感、00年的卧虎藏龙、05年的断背山、07年的色戒和12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国际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包括世界影坛罕见的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从而有了这个现在为我们熟知的李安。


       从他早年成名前的经历里,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坚持。

       他说:“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那种“死皮赖脸也要待下去”的坚持,让他成为了今天的大导演李安,而不是厨师李安或一事无成的李安。

 

       但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认定了导演就是他想做而且擅长做的事。

       他说:“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在失业的6年间,他尝试了当剧务、看器材,但都不太成功,最终意识到:“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做导演这件事,他认定了,坚持了,之后才慢慢获得了今日今日我们看到的成功。坚持固然重要,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坚持。

 

       最后,他能在最低落的日子里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他妻子林惠嘉给他的自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他说道:“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其实,一个合适的伴侣,在人生中弥足珍贵,也常是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虽然由于领域不同,我应该不太可能像李安一样失业六年,但我也很感激现在的女友在我硕士毕业后到处晃荡的这几个月里不嫌弃也不干预我。让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回报她给的自由。)



       这就是我看到的成名前的李安,他的故事鼓舞了我去坚持自己所爱的事和人,也希望能鼓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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