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面相

可能是因为之前看过桑兵和罗志田等人对相关问题的论述，王汎森先生的提法对我并不引为惊奇，这的确是对当前历史思考方式的非常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但是的确很难在具体的研究中贯彻落实——用王汎森自己的话说就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我们习惯于使用现有的、成型的、合乎规范的、与自己立身相切的视野和词语去看待或者表达某种思想，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地去做事实厘清的工作。因此又引发了在“事实的厘清”和“价值的宣扬”二者之间的变奏，并以时代潮流中翻腾游移而又砥柱中流的几个大史学家——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陈垣——做了辨析的对象（或者也有胡适、傅斯年这样以求真为归宿的另一类学者），提示我们无时不在“循环对流、辨证、互动、周流的状态中”的史学家的不同面相，但王先生自己对这个问题貌似并未表示一个坚定的立场，所谓“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更接近一种学术追求而非研究态度。关于执拗的低音，也让我联想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表述何以家国兴衰之际，他以为的根本原因通常是某种精神上的甚至是情绪上的因素（这些是我们所认为的“表象”），而非我们今日习用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水平等等，可见近代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体系有着何种的变化。说到刘咸炘的“风”，我也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学界对陶渊明是否受到佛教影响争论不休，如果以刘式的提法，那么我觉得与其把佛教作为宗教的因素，还不如把佛教作为文化因素（也就是“风”）。佛教是东晋士族生活特别是庐山地区陶渊明知交圈子里的人士的生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东晋思想文化氛围的重要成分，一个人哪怕不相信佛教，也还是不能生活于真空当中。从这种角度看，桃花源和佛教净土、道教洞天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