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与启示 ——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廷巴克图

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与启示 ——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如何看待所谓大国崛起背后的曲折历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对整个世界的绝对控制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何以成为可能?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态激荡和智识辩论?王立新老师的著作《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则为我们思考以上所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供参照的路径。 该书是王立新教授历时八年撰写的“沥心”和“立新”之作,本书是其中的第三卷,主要内容为一战前至二战后,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本书入选了 2014 年度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提炼了本书主要观点的论文也在《美国研究》的“美国霸权与民主制度再探讨”的专题研讨中发表并激发了讨论。[1] 所谓题好一半文,王老师此书的题目就很好地体现了全书的主旨——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时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 美国曾不顾其他大国的“推举”,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踌躇、 甚至不情愿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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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与启示 ——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如何看待所谓大国崛起背后的曲折历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对整个世界的绝对控制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何以成为可能?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态激荡和智识辩论?王立新老师的著作《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则为我们思考以上所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供参照的路径。 该书是王立新教授历时八年撰写的“沥心”和“立新”之作,本书是其中的第三卷,主要内容为一战前至二战后,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本书入选了 2014 年度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提炼了本书主要观点的论文也在《美国研究》的“美国霸权与民主制度再探讨”的专题研讨中发表并激发了讨论。[1] 所谓题好一半文,王老师此书的题目就很好地体现了全书的主旨——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时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 美国曾不顾其他大国的“推举”,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踌躇、 甚至不情愿的霸霸权。[2] 这种“踌躇”与“不情愿”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分权决策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对霸权(领导世界)代价的担心以及独特的自我形象。《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知名政论家马立诚认为,《踌躇的霸权》 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在目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传媒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曲解的情况下,王立新教授写作本书体现了其学术勇气和追求,特别是“踌躇”两个字特别传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崛起后参与国际政治的心态以及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复杂纠葛。[3] 一、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自2015年4月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2015年12月5日,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重审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史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了该书的研讨会。来自京、沪两地从事美国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以及媒体编辑和记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美国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美国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该书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学界普遍认可。笔者通读此书,不揣浅陋,认为此书之所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独辟蹊径,打破外交史固有叙述模式。相较于以往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简单铺陈和冰冷分析,此书在清晰明畅的线索中更加注重决策者和决策群体本身的心态考量,对于个人意识和群体心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重视无疑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方向,也使得以往偏向于档案钩和宏大叙事的外交史研究更具合理性,客观上也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正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所指出——该书与王晓德、王玮等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起,共同代表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转向:突破了原有的外交政策史模式,将外交史融入到美国史之中加以研究;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过去的外交政策史研究倾向于将政府视作是一个理性机器,忽略了人的信念、担忧、恐惧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而这部著作使得国内的外交史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同时,该书在精彩地讲述故事的同时,又通过富有新意的解释框架使这些故事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叙事,达到通论性历史写作的理想境界。[4] 其二,逻辑清晰,凸显问题意识。《霸权》一书的“新叙事”首先体现在作者的问题意识上。在既往的研究中,少有学者将1913-1945 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纳入一个叙事框架中来阐述,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有贯穿始终的主题”[5] 而一些对这一时期有所研究的学者,往往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的原因,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历史阐释和批评。如乔治·凯南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主要取向是“道德——法治主义”并对此提出了批评;比米斯和铂金斯则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对此持肯定态度;“新左派史学”代表人物威廉·威廉斯则从海外经济扩张的角度来阐释这一段历史;迈克尔·霍根则提出了“合作主义”的新范式;入江昭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放置于“全球化进程”的视角下来考察,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叙事”;弗兰克·宁科维奇则着重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段历史,提出了“威尔逊世纪”的论点。 由上可以看出,在成果丰富的美国外交史领域,在不同学派诸多学者的交错叙述中,想要提出新的叙事框架和论点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情。而王著则尝试从“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出发”,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主题是崛起后的美国如何追求新的国家身份与国际秩序”。[6] 王立新认为,一个国家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和一个人类似,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身份困惑和对现存社会规范的认同危机”,国家亦如此。在这本书中,作者“把1913—1945年的美国对外关系视为解决国家身份困惑与追求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即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如何思考和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如何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推行美国版的国际秩序,以此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7] 其三,观点客观,借鉴与批判并存。作者对于美国霸权崛起历程的勾勒和书写,秉持了历史学科客观的书写原则。对于美国倡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流弊,亦有着深刻的认识。一如作者在书中指出:“自由国际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试图用统一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来整合整个世界,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多样性。自由民主制度固然有普世性,但是一个国家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必须植根于该国的文化”[8] 有学者认为,民主政治可区分为原生型和移植型,北美西欧可谓原生型民主政治,而其他地区则为移植型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中,本土社会和传统中原本不存在民主的因素。”相比于王立新老师的真知灼见,这样的认识显然缺乏历史常识。对于民主与民主化的思考,显然是王老师从美国霸权崛起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其所谓“民主”罔顾不同国家地区历史和现实造成苦果的思考。王老师指出:“自由国际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输出民主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改造,这常常导致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甚至试图以武力输出民主并因此引发战争。而干涉和战争往往导致杀戮和杀戮,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苦痛和灾难,美国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9] 从上述诸点来看,王老师关注现实,且不乏批判性思维,全书的垂训和借鉴价值可见一斑。 二、 除上述几点特色之外,此书个别细节亦有可圈可点、可再探讨之处。其一,窃以为美国在三十多年的“踌躇”进程中之所以两次不愿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而在二战之后却乐于接受作为世界盟主的地位,并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断给予世界其他地区以影响、再到今天公开宣称“美国不能放弃世界领导地位”,一直主导的隐性因素便是其自利主义思想,而主导自利主义思想的观念便是自杜威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美国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源头亦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观念。建国之父们关于美国角色的定位是“自由灯塔”和“共和典范”而不愿卷入国际事务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建立于一片荒原之上的美国尚不具备逐鹿世界的能力,而当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在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之时,其野心亦随之增强,而此时的美国之所以在纠结和抉择中选择拥抱孤立主义,首要考虑的原因也是美国的介入不会使美国获益;随着二战进行到后期,美国在局势的观察中不断进行角色定位,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直接挑战,此时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并在战后主导进行世界秩序的重构,因为美国决策者看到了作为世界霸主所带来的利益和荣耀。从思想的内在逻辑、惯性延续和美国历史的现实轨迹来看,自利主义这一隐性因素的内在影响也是不可忽略亦不该忽略。 其二,作者在述及罗斯福执政时期对外策略时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二战后提出关于战后秩序的构想,或许是作者为了便于区分不同阶段的特征。但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筹划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明确想法和实践,这一线索在书中则比较微弱。此外,罗斯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拒绝采取国际主义路线,主要是因为忙于振兴国内经济,并非仅仅是受舆论和孤立主义思潮的牵制,过于强调外界压力对其影响而忽视罗斯福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如此叙述结论则显得过于单薄,似乎可再商榷补充。 其三,作者将“美国世纪”的起点定点于1945年,意即从彼时起美国真正拥有了足够影响世界的力量。事实上,直到今天支配世界秩序主导意识形态诸如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便已然出现运作。学者汪晖指出:“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进步,其实很多东西还在十九世纪那一套东西里面。[10] 因此世界秩序的建构绝非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替换与轮流,而是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选择与被选择。传统社会是一枝独秀,现代社会是百花齐放。在世界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似乎更应该从秩序建构的多样性去思考当代世界,哪怕当前的时代还遗留着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霸权与殖民的因素,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世界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多样性应该指日可待。 三、 克罗齐以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道出了历史学的真谛,也点明了“非当代史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11] 这一客观事实。若从历史学的垂训借鉴功用来看,王老师此书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亦有十分必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王老师这样在后记中语重心长地说道:“”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对外关系,但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不时浮现的却是中国。崛起后的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追求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中国领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会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会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关系,也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12] 结合美国的霸权崛起之路来看,一个国家能够拥有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力量,除了必要的经济军事实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文化软实力——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王老师在书中断言——正是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促进了世界共同体观念的兴起。整个世界开始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具有世界秩序的意义。[13]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亦不断蔓延,似乎中国已然拥有了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的眼中可能并非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并未成为具有世界秩序意义的国际文化。正如牛军老师指出——国家的成长没有物质力量是不行的, 但没有精神力量是万万不行的,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使命感和方向感。[14] 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无疑是一面镜子。世界秩序在不断重构,世界秩序的形成并未制止人类社会发展的失序。新的时代所面临的这些新问题要想用旧的方式或模式,或许都难以解决。如何探索一个适合人类社会多元共存的新秩序,已然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因为它已不仅仅是一个书本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人类共同命运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美国研究》,2015 年第 1 期。 [2]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44页。 [3] 陈希:《<踌躇的霸权>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世界历史》2016年01期 [4] 陈希:《<踌躇的霸权>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世界历史》2016年01期 [5]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6]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7] 同上。 [8]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49页。 [9] 同上,551页。 [10] 刘禾等:《走出文明的金字塔》,《读书》2016年第10期。 [1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页. [12]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06页。 13[]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43页。 [14] 牛军:《美国世界地位的“领导”之路》,《美国研究》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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