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反思与重构

Lyndon
这是一篇早期的书评文章,由于最近在重读书中的几个章节,因此将书评发表在豆瓣上。

反思与重构是学术史研究得以螺旋发展的莫比乌斯环,刘海龙在著作中对传播研究的元叙事展开剖析,通过考察灰色地带中的典型事件与代表人物对传播学术史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本评论首先从认知角度解读传播学术史中的误读缘由,将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研究的偏狭认知归咎于种族假象;将存在结构性缺失的中国内地传播理论演绎归因于洞穴假象,其中的经验养成又主要受制于政治权力及功利主义;其次,从学术史重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出发,强调方法的继承与重访的精髓;最后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思考,提出的建议包括:对新学术史话语保持谨慎的态度,并积极创造合理的学术史考察方法。

自古迄今,人们通常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因此,辉格史观、现代主义叙事的出现便具备浅层次上的合理性,鲜有学者对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宏大叙事之后的痼疾予以反思。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以下简称为“《灰色地带》”)延伸自知识社会学视角,关注断裂叙事中的绵延和既有叙事中的缝隙,致力于解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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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早期的书评文章,由于最近在重读书中的几个章节,因此将书评发表在豆瓣上。

反思与重构是学术史研究得以螺旋发展的莫比乌斯环,刘海龙在著作中对传播研究的元叙事展开剖析,通过考察灰色地带中的典型事件与代表人物对传播学术史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本评论首先从认知角度解读传播学术史中的误读缘由,将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研究的偏狭认知归咎于种族假象;将存在结构性缺失的中国内地传播理论演绎归因于洞穴假象,其中的经验养成又主要受制于政治权力及功利主义;其次,从学术史重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出发,强调方法的继承与重访的精髓;最后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思考,提出的建议包括:对新学术史话语保持谨慎的态度,并积极创造合理的学术史考察方法。

自古迄今,人们通常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因此,辉格史观、现代主义叙事的出现便具备浅层次上的合理性,鲜有学者对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宏大叙事之后的痼疾予以反思。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以下简称为“《灰色地带》”)延伸自知识社会学视角,关注断裂叙事中的绵延和既有叙事中的缝隙,致力于解构现存的不合理元叙事,发掘意识形态遮蔽下的问题,进而推及整个学术史话语系统,并结合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困境提出建议。

福柯在考察“性话语实践”的过程中曾提出:“我力图绕道压抑假说及其引发的禁忌事实或排斥事实的背后,从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实出发,让这些运动系统地呈现出来”。刘海龙同样使用类似的知识考古法,聚焦学术史中的灰色地带,这些暧昧且晦涩的灰色地带就是学术史上“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中的连续之处”,对于这些地带的陌生化考察与持续性注视往往能够回归传播思想流变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为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所造成的思想板结带来一丝滋润,这种新的想象空间是基于对灰色地带中标志性事件、被忽略人物的细致解读才得以开辟的。若以传播学的想象力关照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庶几能摆脱“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知识体系还原到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的窘境。愿景来临之前,令人警醒的现实仍是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刘海龙引介的视角对传播学术史现状进行多向度反思,并从特定的切入点论证重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 反思的焦点:认知局限与理论演绎

正确的认知基于对经验事实的科学考察,且无法离开批判思考的辅助。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提出四种阻碍我们清晰思考的假象:种族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以及剧场的假象。尽管培根的论断以个体认知作为出发点,但依然对于本文的分析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结合时代变迁的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可以大致将中国传播研究者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认知视为受“种族的假象”所影响的不全面建构,而中国传播学术研究本身的理论演绎则囿于“洞穴的假象”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缺失。

(一) 种族假象的诱导与迷思

种族的假象意指过分依赖根植于思维深处的直觉或者所谓的常识。传播学作为与意识形态贴近的舶来学科,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是面貌残缺的,学者的常识与直觉的形成根植于这种非平衡的环境中。1982年施拉姆访华“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施拉姆在反复宣扬自己建构的传播学起源神话同时,通过四大奠基人、与新闻学接轨、统摄性学科等理念孜孜不倦地证明传播学科本身的合法性,且施拉姆与其高足余也鲁合作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也成为“中国早期研究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

可惜之处在于,有一批中国研究者往往“想当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譬如直接给拉斯韦尔的思想贴上“5W”的标签,误把拉斯韦尔模式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划等号,而《社会传播》中的宏观要义与核心论点却长久地处于沉睡状态。研究者往往在管窥蠡测间自以为已获要义,却只是抓住皮毛,在“被误解的口号式的概念片段”中难以自拔,略过前人鲜活的思想与真正值得批判的失误。这一谬误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一种粗糙的学术风气,这往往带来空洞的能指游戏和一系列畸形后果:概念脱离文本,文本抽离语境,而对概念的运用又难以表达出创始人的原意。

对于丰富的哥伦比亚学派丰富学说的简化与抨击同样体现一种非常依赖直觉的高度形式化特征。黄宗智认为:现代化进程中,伴随思想的世俗化,“理性和科学被建构为绝对的、普适的、超历史的”,科学实践无法脱离演绎逻辑和经验归纳的支持,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自始便具有强烈的偏向演绎逻辑的倾向,也就是后来在各知识领域中被称为‘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理论传统”。首先,哥伦比亚学派的自身建构表现为高度的形式化,其传承血脉的断代亦已被证明为学术历史记忆中的“伪叙事”;其次,批判领域学者思虑巩固自身地位,为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流派通约纷纷把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和实证信仰视作攻击对象。国内传播学教科书中以“派系之争”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与其说再现学术史上的难断公案,不如说是双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及其本体论分野的现代呈现。《灰色地带》充分论述哥伦比亚学派的多元面向,将哥伦比亚学派思想简单归结为几个单纯的概念或者理论教条不啻为一种天真的思考逻辑。

书中将哥伦比亚学派学术成果进行全面呈现是超越有限效果论的有力之举,其中又特别侧重对帕克的思想进行重新发掘。詹姆斯·凯瑞在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时对于帕克的“屏蔽”处理源自于他自己的精心意图。遵照知识社会学的路径,知识社会学不仅必须处理人类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经验“知识”,而且必须处理所有“知识”被社会地建构为一种“现实”的各种过程。凯瑞坚定反驳的传递观里难以容忍帕克的功能主义思维与贴近于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方法论,致使他在建构美国文化研究“现实”的道路上必须将其模糊化。在知识社会学传统谱系中,尼采提出“人类的思想是求取生存与争夺权力斗争的工具”,凯瑞的努力正是建立与标准历史相对冲的叙事结构,其目的是为美国的文化研究争取生存空间。近年来,关于芝加哥学派神话已有不少质疑声音,体现出治学的严谨精神与一定的理论自觉性。可国内尚有不少传播研究者禁锢在这一学术史黑洞中,仿佛芝加哥学派就是铁板一块,难以割裂,因此在对芝加哥学派缤纷多元的研究探讨上依旧犯下常识性错误。

同样因为学科既定规则的常识,使伯内斯及其著作《宣传》一直处于传播学者关注视角的边缘。华勒斯坦认为:学科创立的信念是“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而学科发展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建构并合法化这样的划分”。鉴于思想史、学术史、学科史之间的分野,重新检视伯内斯的宣传观念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贡献意义是思想史研究的必要选择,而传播学科对《宣传》这一代表进步主义逻辑崩溃的宣言书进行审视有助于反思宣传在本土语境下的正当性,且能将思想史的生命力汇聚进学术史中进而延展学术史的关注视域。

“举凡思想史不能烛照之处,便是各种神话与偏见的肆虐之地”,在基本围绕神话进行证伪时,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迷思”(Myth)。迷思来自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之后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将迷思移植到信息传播中,将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文森特·莫斯可[14]将迷思定义为:不仅是“与人类价值等同的人类学范畴,也是一个通过意识形态扭曲人类价值的政治范畴,通过否认政治完整性,迷思将它的叙事自然化,并将之提升为一种凡夫俗子无法挑战的近乎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术史中的迷思作为神话的胚胎,通过收编与遮掩,将叙事自然化的同时赋予自我以神圣地位。关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研究认知迷思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内传播学科启蒙时期形成的惯性思维,这种直觉或常识限制了其他话语的进入可能,而刘海龙的角色恰如率先跳出牢笼的人。

(二) 洞穴假象之后的政治与功利

如果将传播学在内地的发展比作是外来学科的缓释过程,那么传播学科中有些思想很好地在本土环境中溶解,而其余思想或多或少地水土不服。洞穴的假象描述的是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文化习俗的影响后果,简言之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决定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独特的环境培植出独特的经验已毋庸置疑,但对中国内地的学术史分析远不可止于此,应该深入讨论其后的基于功利主义的逻辑演绎以及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构关系。

20世纪西方传播研究进入中国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与新闻学,曾于50年代之后出现停滞。这两种学术传统的断裂可以归因于美国传播研究范式转变、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学术建制、政治干预之故,而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又是典型的方向性与合理性关系,因此关键论点要化约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如接受一种前设:政治涉及到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即通过任何的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那么政治权力的确无微弗至,无远弗届。在严格区别政治路数的威权主义国家体制内,社会科学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大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强烈倾向普适主义和纯粹的客观主义,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意识形态,赵鼎新曾经细致对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这些对比能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受的意识形态影响进行合理的回答。首先,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人为主体,人本身就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述自己的行为正确性,换言之,结构与功能的联系是羸弱的,人们在认知心理意义上容易出现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使得学科史建构能选择性遗忘一些非线性事件,最后导致集体失忆。尽管如此,这些合理或不合理的存在都拥有它的维系势力,使既有的解读被特定的价值观、企图和潜意识所支撑;其次,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都是正反馈机制,对于权力的强烈追求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这一特点在政治体制较为封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譬如书中提及的建国后学科整改过程中,社会学被视为“提倡孔德的改良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而遭受取缔;1978年作为分界线的时间意识弥散至历史书写中[19],此处不妨进行一次合理推测:权力的合法化形成于各方支持的舆论建构,权力的延续更依赖于集体意识形态的稳固。在双方的博弈中,思想作为权力安定的动力,其断代与政治分期间的逻辑关系不言自明。

以上论述突显学术史的内在逻辑性与天然非线性受到被动干扰的一面,实际上缺乏主体性反思的书写和甘愿沦为政治附庸的抱憾也有其主动的缘由。关于第一层面的主动刘海龙已给予详述,早期在图绘传播学科之际,新进入学术场域者面临着双重选择:标新立异,抑或采取模仿策略,知识分子结合过去的际遇与如今的形势,往往会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如果这一层面侧重于生物性,那么第二个层面则携带鲜明的经济色彩,而经济又与政治紧密勾连,马克思主义者在较深层次上认为“政治权力源于阶级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汪晖也早已提出:在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国虽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尽管这一判断包含作者所受学科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当“文化产业”悄然替代“文化工业”概念并在学术场内受追捧后,羞愧的自治性与经济权力对符号资本的改造功效的确显露无疑。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媒介“双轨制”进一步解放市场的力量,在一场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权力精英掌控多数资本的格局并未被消解,资本独立的格局反而日渐缥缈。经济改革使中国传媒的权力性质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业界作为学界知识的应用场域,其生态变化引发的只能是连锁效应,业界的经济资本游戏带动学界符号资本的竞相角逐,因此“行动者围绕何为关键资本、何为场域行动规则等问题进行斗争,争夺的焦点是符号的正当性问题”,当然更为精辟的论述是刘海龙的另一句总结,可以借用来印证学术史研究正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需要将自己的政策正当化,媒介文化的研究者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或兑换更多的经济资本,这种不适当性使得学术史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困局。

关于学术史理论演绎瑕疵的进一步阐释将从功利主义展开。与经验证据归纳不同,理论演绎试图将西方传播学理论镶嵌于本土,并基于逻辑恒等原则追求普世化与绝对化。黄宗智举出舒尔茨的案例说明将所谓“公理”放在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的人类社会中的荒谬与不切实际,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底只是一种修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这一点在批判学派引介过程中非常明显,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主导地位,一切的问题似乎都可以用一种单一的思想来解释,批判学派的观点被看作“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老一套”情有可原,实证研究也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理论未发挥应有之义。无论是对客观经验主义还是批判主义的吸收上,新闻学术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栖息地,都秉持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功利主义是“基于主体的目的性实践,满足主体功利的需求是认知和实践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所关注的往往都是特定条件下的功利性目标实现,而不去反思其双向或反向的结果。”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以实然逻辑部分置换传统新闻理论中的应然逻辑,适应经济改革潮流,能够为解决权力机构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策略,给学界带来一丝新意,因此国内学界对其青眼有加。不仅如此,中国传播学者往往对批判理论也抱有“实用理性态度”,因此某些话语的生命力只有被召唤出来,却难以拥有恒常性。

回到书中的导言部分,传播理论教材中的学术史建构是一种“被中介的经验”,如今依然存在“传播学 = 传播理论 = 大众传播理论 = 传播实证研究”的不成立等式。虽然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近年来一直在追求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但所有社会思想都无法脱离现实生活境况,在理想追求与无奈现实的双重困顿下学术史正深陷于曼海姆悖论中,只能通过收编吸纳与建立霸权来维护叙事自洽。

二、 学术史的重构:何以可能?何以为能?

检查辉格史的叙事弊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知识生产并没有严格轴心,多个学派在运用多元视角对社会现实予以分析或阐述,“较之中心化,离散性是其(知识生产)更具经常性的特征。”面对学术史的重构,应当如布尔迪厄所述: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笔者认为,刘海龙的“连续与断裂辩证法”和“内部反思”为重构学术史提供可能性,此外中国传播研究者提供的许多有价值工作揭橥了学术史重构的可行性。

(一) 可能性的预示:两种思索方法

齐格蒙特·鲍曼在利用后现代性来定义现代性的尝试中,提出: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是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因此等级严明的系统、大写的存在都是虚无的。连续与断裂的史学考证方式之所以较传统的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而言更具效力,正是因为它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阵痛与遗留。库恩在总结自然科学研究史的基础上提炼出范式革命概念,传播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一脉分支,难以断定绝对的主导范式,反而是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得到了社会研究者们的重视。《灰色地带》特意强调此类相对性,注意到连续与断裂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缠绕的,因此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在肯定思想史发展内在连贯性的同时也关照了跌宕起伏之处。其次是如何正确认识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刘海龙将哈贝马斯的意义合法化问题与福柯的微观权力问题整合进自我研究中,对既有学术史的准确性进行科学的研判,得以在学术主体性的凝视下,独立于政治、市场的影响,跳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原野,超越某个流派或某种思想的话语体系。这样的好处是:既不臣服于连续的叙事,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基,致使注意力没有被偶然性事件全部带走。学术史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书中的考证是相对纯粹的,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富有活力的娓娓道来。

如果说“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侧重描绘知识形态,那么“内在反思”的思考策略就是重访知识形态的考察工具。一系列已有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案例通常是从外向内看,其缺陷是浅尝辄止,没有学术逻辑的思辨实践;而从内向外看注重反思习以为常的惯例与潜意识,折射出更明显的进步色彩。在日积月累的学术熏陶中,潜意识被掩盖在重重关卡内,学术史通过反复强调、内在协同、排他性等方式不断堆砌出虚拟环境,使得研究者难以察觉繁荣景象下究竟有何不妥。一旦平心静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开始切入并保持深思,那么攻破一个常识观点就有可能揭露背后一连串的“别有用心”。学者潘忠党曾提出:“(我)反对将理论——或者某种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无论是传播学中的哪一类流派,对防范意识形态对其的收编或防止坠入按照权力意志进行循环论证的陷阱而言,内在反思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可行性的证明:观点与成果

在《灰色地带》精彩的文字界面之后贯穿的是学者从自发到自觉的知识消化逻辑,但《灰色地带》的重构学术史是一则个案?还是可供借鉴的样本?如果时间倒推至10年前,这似乎是无定论问题,但如今学者的理论自觉修养和学科的独特发展模式业已证明了可行性,且有不少优秀的工作成果为这一观点增添了注脚。

20世纪的哲学大师德勒兹提出“虚拟”的概念,认为虚拟比现实更加真实。恰如人眼感知光速时形成视觉上的当下现实,但真实的光束本身却指向当下现实之外的无穷可能,新(the New)出现的时刻,就是一个作品克服并越出关于它的各种既有的历史性理解的时刻。虚拟前方有着无穷的契机,即使是再熟悉不过的文本,如果忠实于文本写作发生时的语境进行解读,对同一时期的平行思想予以关注,也会从旧意中升华出新知,因此学术史的建立不必完全仰赖于推陈出新,转向温故而知新或许会柳暗花明。

笔者在书评写作过程中曾与同好交流阅读心得,一位阅读者提出:“《灰色地带》笔法极好,但论述的都是些边角料。”需要辩驳的是,正是所谓的“边角料”被不断去伪存真、层层剥笋,才使得传播学术史具有更多“正史”的意味。史学研究强调在范式和想象之间建立起关联,杨念群建议采用经验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中层理论,即“通过经验的方式提出一些相对的概念丛,不断地积累一些中层的概念,来回避大的叙事对历史进程的干预,同时又避免那种绝对的琐碎方式或状态。”中国的传播学术研究场中,已有类似表现的踪迹,譬如胡翼青针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中西二元框架”的认识论悖论作出分析,号召多元化的学术自觉与中西对话里培养的批判意识;孙玮紧扣“新技术”与“旧范式”对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精彩的论述。此类研究日益呈现繁荣之势,一系列学者踊跃地发乎内而游于外,为学术史的真实面貌贡献智慧。

可行性的论证不过是吹响集结号角,如果承认知识社会学的相对观点,那么传播研究者们的探索视角都离不开对应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即便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形成真诚而关切的论争,对于实力尚弱的中国传播学而言已经是善莫大焉。更重要的是,史实不会发言,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只要把习以为常或者难辨雌雄的知识作为问题,那么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轨迹就可以作为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对象,经过若干次的知识考古与文本细读,就一定可以对史实做出公正合理的解释,使学术史具备良好的信度。

三、 余论:否定之否定的思考

相较于其他社会学科而言,传播学科面临理论匮乏、历史积累有限等诸多挑战,长久以来深受学科正当性赤字的困扰。其原因很可能是威力强大的元叙事隔绝其他可能性,令学术思想处在凝滞迷津之中难寻新途。当致力于反思现状的努力开始萌芽时,会走向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向度,一系列事实与概念将被还原并锚定在合理的位置上。但是这种尝试得出的结论一定正确吗?已有学者表达出冷静的思考。纵然修正过后的学术史如何看似准确,如何阐幽发微,尚需要其他研究予以证实。刘海龙的努力是一种“证伪”,通过论证一个反例来推翻已有定论是较为容易的,《灰色地带》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曲径通幽,研究者必须遵循光亮深入内里,对推翻定论后的结论予以证实,尽管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但能有效防止被新的学术史神话所裹挟。

第二点思考是:书中使用的方法是否是重构学术史的最优解,是否存在超越“连续与断裂辩证法”或与之并驾齐驱的新思索方式?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能止步于口头论争,唯有尝试、笃行、互议才能启迪新知,浇铸出更好状态的传播学术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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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载《新闻记者》第50-58页,2014年第12期。
[40]刘利刚:《温故而知新——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载《全球传媒学刊》第146页,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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