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雾 伦敦雾 8.7分

伦敦雾的起源

见识城邦

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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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另一方面来自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船运至伦敦的海煤(sea coal),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最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彼得·布林布尔科姆2指出,早在1228年,伦敦就有一条“海煤巷”(Sacoles Lane)。他写道:“这表明伦敦的煤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在有关煤的抱怨中,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最有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恼火万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1623年,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抱怨仍在继续。1676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20英里长;而在更早之前,1652年,荷兰人洛德韦克·惠更斯(Lodewijk Huygens)从相似的观测点[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或者高门山(Highgate Hill)]瞭望这座首都,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烟雾深锁”,已经无法看清。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而撰写过《健康之道》(The Way to Health)——这本书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的商人托马斯·特赖恩(Thomas Tryon)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肮脏的、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然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最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而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伊夫林就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科学家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1603—1665)用原子理论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她[指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驱走邪气。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进谏:“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鲍尔爵士(Sir Peter Ball)关于烟尘污染的提案,但没有对此谈论太多。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他说伦敦“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卓越之地’上”。他辩解说:“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fumes),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他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mist),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vapour)。”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他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最坏的是石灰窑,它“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了空气”。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他发现,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他继续阐述,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1748年,瑞典旅行家佩尔·卡尔姆(Pehr Kalm,1716—1779)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18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Jean Grosley,1718—1785)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不过,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即使在雾天——的仰慕,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4月26日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格罗斯里承认“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令人欣赏的对象”。可见,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

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发现自己“借着烛火写作(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普鲁士牧师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2年写道:“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就住在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1791年11月5日,他写道:“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点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20在59岁的海顿看来,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21

几年后的1809年,瑞典历史学家、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c Gustaf Geijer,1783—1847)也来到英格兰,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他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22他说伦敦的天空是“煤烟做成的”——“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23次年,法国人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1767—1831)抱怨道:“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24西蒙德在1810—1811年游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以及“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25在19世纪早期,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 It Is Hourly Impregnated? 1819)——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与此同时,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1822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26文章对比了“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文章还建议调查“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污染之恶到底有多少可能被减轻,甚至消除”。27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因为“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此时也又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28作者悲观地总结道,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29实际上,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1819年以来,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30

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一环境问题依然被称作“烟”而不是“雾”。实际上,伦敦长期以来就以“烟”或“浓烟”而闻名,特别是在乡下人看来。修订版的《俚语词典》(Slang Dictionary)首次正式解释了这种说法,它由伦敦书商和藏书家约翰·霍顿(John Hotten,1832—1873)策划,在他过世一年后才出版。之前版本的《俚语词典》并没有收录“烟”的词条,而霍顿提出了这个早就存在、随处可见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里去;而伦敦人(LONDONERS)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31约翰·伊夫林过于关注烟尘及其对伦敦空气的影响。他的著作里却没提到被污染的空气的另一特征,即黄颜色。所以,他所描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真正的“伦敦雾”。然而,他的文献为后来几个世纪有关烟尘问题的争论打下了基础。32正反方都在激烈辩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伊夫林责难工业的论点受到了后人强力的挑战。182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于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着制造污染。”33这种争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然而实际行动却依然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双方都拒绝用新的立法改变现状,而是宁可呼吁法律机关去制裁对方。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就尝试过禁止燃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英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用来支持海军以及作为燃料,此外替代性能源十分匮乏。立法的尝试首先拿工厂和汽轮船开刀了,它们都是通过燃煤来产生能量的。19世纪20年代早期,达勒姆(Durham)的国会议员迈克尔·安杰洛·泰勒(Michael Angelo Taylor,1757—1834)推动了一项法案,要求蒸汽机的锅炉自行处理它产生的煤烟。34这项法案基于对锅炉的改良设计,这也证明了减少煤烟是有可能做到的。但该法案缺乏罚款或其他惩罚性措施,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也没有带来太多改变。显然,工业从业者很不情愿地背起了烟尘污染的黑锅。他们也指责家庭的烟囱同样是污染源,但是很难干预普通居民用煤取暖和做饭的权利,也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能源。这次改革也与之前一样,又一次不了了之。

伊夫林、弗伦德、泰勒等人的文字的再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伦敦有害的烟尘开始与另一种新现象混合起来——伦敦雾。当然,有些作者指出:伦敦坐落在群山之中,它们包围着泰晤士河流域,从北部和东部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高门山、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碎石滩,到南部唐斯丘陵(Downs)和西部的奇尔特恩(Chilterns),所以众所周知,在冬季出现温度逆转的气象状况时,伦敦就特别容易出现水汽;当暖空气的锋面遭遇低层的冷空气时,被阻挡了的污染物就无法从地面升上高空,甚至用几小时、几天都无法从烟囱口升到再高一点儿的空气层里。35在19世纪早期,的确有些作家认为是自然条件造成了污染,这种判断造成了一种悲观的论调:“也许只有等待气候的改善了,即便没有外加的毒气,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总是使城市雾气腾腾。”36但没过多久,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难以服众。

早在17世纪初,首都偶尔会迎来“奇臭大雾”(Great Stinking Fogs),而到了19世纪初,伦敦雾愈发频繁,并且出现了新的特征:浓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据史料记载,1805年11月5日有一场“超级大雾”,并在次年同一天再次爆发。37《泰晤士报》记载,在1812年1月10日的雾天,“白天大多数时间,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窗边阅读或写作”。38气象专家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1772—1864)——他命名了不同类型的云并划分系统,并以此闻名——指出,正午时分的伦敦陷入黑暗,商铺也要点起灯火。他总结道:“要不是因为空气的可流动性,这如同千百个火山口一样的城市,冬季根本无法居住。”39雾持续得越来越长,有一次从1813年12月27或28日,持续到1814年1月3日。40这长久的阴郁,蔓延10多英里直达城市的最东边,为职业小偷提供了大把的发财机会。有资料记载了外交大臣要乘车离开伦敦的场面:“当卡斯尔雷(Castlereagh)爵爷夫妇和随从在周一晚上到‘白教堂’区(Whitechapel)时,不得不把箱子捆在车上,又让人坐在行李上,用尽各种办法阻止盗窃。他们本来打算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休息一晚,但由于大雾,他们在火炬的支持下勉强赶到拉姆福德(Rumford)。”

正如德意志律师和旅行家约翰·乔治·科尔(Johann Georg Kohl,1808—1878)评论的:“这对于扒手和流氓来说可是个好天气,他们不容易被发现。”42伦敦雾制造了混乱和恐惧。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 Cruikshank)1819年的一幅画揭示了这种影响。雾天的街道上,手推车、马车和人撞成一团。“灯倌”原本是雇来帮助行人穿过街道的,却因为他们挥舞火把碰到人造成更多危险。画面中间,小偷趁机扒窃一个小商贩的口袋,而商贩正忙着应对他手推车撞倒的妇女。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踩在了妇女的脖子上。灯倌往往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主题甚至延伸到20世纪。忙着自己生意的男人,却扛着一架闯祸的梯子。克鲁克香克的画是对伦敦街道大雾影响的喜剧性阐释,然而随着雾越来越厚重和频繁,人们无法再保持幽默了,更多是对于这种混乱的忧虑和恐惧。还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从肯萨尔绿野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的一块墓碑可见,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雾会要人命。碑文这样写道:“L.R./死于伦敦大雾引发的窒息/1814。”43

另一次漫长的雾是在1817年,从12月22日持续至次年1月2日。《泰晤士报》同样描述雾的浓厚以至于“室内不得不点灯读书”。44在19世纪20年代,雾越来越频繁,1820年、1821年、1822年、1826年、1828年和1829年均有记载,尽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45文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1822年,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1788—1824)被伦敦雾所吸引,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无尽的塔楼/跷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还有一个庞大的、暗褐色圆顶/如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46这里出现了一个被污染的自然的意象:伦敦布满黑烟的空气就像森林成片的树盖,尖塔则是更高些的、刺破天际线的大树;但森林的颜色却不是自然的绿,而是脏兮兮的褐。“海煤”造成了这一切。空气又像是一座圆塔或拱屋顶,由立柱支撑着,覆盖于墓碑之上,而伦敦人就长埋在这大雾底下。有些作家则认为雾是黑色,是死亡的颜色。1824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苏格兰来到伦敦时,给他的兄弟写信:“啊,父亲说可以从雾中看到霍尔本(Holborn)!它被黑色的雾气围绕着,就像一片墨水……浓烟覆盖了30平方英里。”

卢克·霍华德和其他人一样都发现了19世纪20年代日益频繁的雾天,他记录下了1826年1月浓雾带来的阴沉压抑:“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整天亮着灯火。”在其1833年的著作《伦敦的气候》(The Climate of London)修订版中,霍华德记录了1828年11月11日到12日的雾:“天气令人抑郁得不行,不得不擦亮眼睛,人走在街上倍感窒息,特别是哮喘患者。” 20年代末,雾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率。1829年11月,《泰晤士报》评论道:在正午时分,“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周围几乎是午夜的黑暗”,有些不用出门的人干脆当它是夜晚,这样倒可以接受失去白天的事实。不到一个月,报纸上又报道了另一次伦敦雾:“白天的商店如同夜晚一样灯火通明。

19世纪30年代,雾气还在持续增长。单就1830年12月一个月来说,8日、15日、25—26日都出现了浓雾;除了1831—1832年和1836年(也许是资料散佚),30年代每一年的雾天都有记载。伦敦的乐器制造商威廉·卡里(William Cary)为《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提供了一份天气记录表,显示了19世纪前几十年雾天的逐步增长。美国作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1806—1867)在1834年造访伦敦,他描述了从射手山(Shooter’s Hill)顶瞭望圣保罗大教堂的样子:“教堂有一半都被包裹在幽暗骇人的浓烟中。”夏尔·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1817—1878)的画作《从萨里看圣保罗教堂》(St.Paul’s from the Surrey Side,1873)描绘的也与威利斯的文字相似,尽管时间要稍晚一些。画面再现了被烟雾深锁的圣保罗教堂——这成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也支持了这样的观念:雾中的伦敦,乃是一座无神的、不虔诚的城市。多比尼在普法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并在这里遇到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多比尼对伦敦空气的态度当然也代表了许多伦敦人的看法。他在1870年10月写道:“现在是上午11点。这要命的雾!视野都超不出两步。”他的画反映了伦敦空气问题的原因——画面下方是杂乱停泊的运煤船,左边可以看到烟囱林立。烟囱中飘出的浓烟升上天空,把天空染成黄灰色。圣保罗教堂在烟尘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天上的云彩也显得污黄而凝重。这些现代性的标志物,譬如轮船、正穿过大桥的蒸汽机火车、前景中喷烟的烟囱,也都昭示着伦敦雾的根源。左边黄绿色的空气已经让我们感到,这就是豌豆汤雾的雏形。右边衰败的码头为这幅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的阴郁图景加上了一个更黑暗的边框。到了19世纪40年代,伦敦不可避免地更多和雾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烟,这成了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

《泰晤士报》记录了1840年11月底的浓雾;1841年,报纸开始发布事故清单——昏暗中的船只总是互相碰撞;1842年的年初和年末分别有四次大雾;1843年又多了两次,据说是“看得见的黑暗”,交通也为之彻底瘫痪;在下一年的11月和12月又多了三次,“一种埃及式的黑暗遮蔽了全城”。报纸记者开始搜寻各种隐喻来丰富对此现象的描述,不管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专门描写地狱的“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还是《圣经》中对埃及瘟疫的描写。1840年,诗人彼得·斯泰尔斯(Peter Styles)把伦敦雾表述成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他写道,乡村的雾是“优雅之物”,但“伦敦雾都是由/陌生和怪异之物所造,/这些大自然所不屑接收的/又掷还给城市的怪物”。在此后的若干年,蒸汽混合着煤烟的雾每年都要爆发几次,这已然成为城市冬季的惯常特征。

伦敦雾增加的原因主要不在气候的变化,而在于快速增长的污染源数量——总的来说都是煤火;污染物结合了气温变化时自然生成的水汽,就变成了伦敦雾,黄颜色来自被冷空气封闭在城市上空、散不出去的硫化物。空气中的烟尘颗粒越多,雾就越容易形成,持续的时间也越长。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煤火释放的烟尘颗粒一步步地侵蚀着天空,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一步步扩展着自己的版图。1800年,伦敦人口大约有100万,20年后就增长到150万,到30年代已超过200万。58交通工具也在配套增长——运河、碎石马路,到30年代铁路也出现了——伦敦变成了经济中心,拥有现代都市应有的典型工业——造纸、印刷出版、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皮革、奢侈品,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行政管理、法律、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这座城市变得越发重要。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城市,谋生或冒险,城郊住宅区的边界在不断刷新,房屋向四面八方延展;每幢房子都有一个煤炉,在冬日里向空气中排放大量含硫的煤烟。

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展很快,其他的工业中心也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的“黑乡”(Black Country)就是以它当时被烟熏火燎的样子而得名;爱丁堡(Edinburgh)有许多年都被冠以“老烟城”(Auld Reekid)的绰号。但是,这些都不像伦敦雾。真正的伦敦雾是浓厚的、持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黄颜色的。作家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1867—1940)在小说集《沙上图景》(Image in the Sand,1905)中写道,在纯正的伦敦雾中,“橘色水汽的旋涡瞬间与黑暗混合”并且“从最深的橘色到黎明的灰白,一层层暗影彼此相继”。随后,科学家为了探索雾的根源,也研究过它的颜色。不同的烟尘颗粒状况可以使雾一小片一小片地表现为从黄色到褐色。1853年,伦敦雾被描述为“灰—黄色、深橘色,甚至黑色”。一家报纸在1901年评论道,在乡村本应是白色的薄雾“变成了一种褐色的、有时黑色的大都市变种”:“我们大量的烟囱在排放浓烟——或者说是无数的未燃烧的碳颗粒——又在水汽中形成了这种污浊的效果。”约瑟夫·阿什比–斯特里(Joseph Ashby-Sterry,1838—1917)在他的诗歌《11月》(November)中简洁明了地写道:“时而黄,时而褐,这就是伦敦雾!”

雾中高含量的硫化物导致了黄颜色。1896年,一项有关城市的雾的科学研究表明:“城市的雾是一种水汽,大自然赋予它原本的纯白,而人类又为它染上从黄到黑的色彩;它本是含有纯净透明小水滴的空气,但被人们用各种可以想到的丑恶污染了。这就是城市的雾。”对于伦敦人来说,典型的11月的雾首先是黄的,源于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家庭用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1850年的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中写道:“当市长回到伦敦——及时赶上11月的雾,仆人正为他准备伦敦雾般深黄的礼服。”在有些区域,雾可能呈黑色,特别是烟尘颗粒含量非常高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真正的伦敦雾主要是黄色,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观察者都如此记载。1853年,有这样一则关于伦敦雾的对话:

“今天的雾多可怕啊!”

“太太,您说这话可不对。今天有点儿云,有点儿潮湿,也许还有点儿水蒸气;但是雾——不,太太,今天这个情况可不叫雾。雾是黄色和黑色的;在雾中,车辆和行人互相碰撞。雾会伤害您的眼睛,剥夺您的呼吸;它把人困在室内。但今天的天气并不是伦敦人所说的雾。”67

伦敦雾产生了;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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