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三造共和”的“六不总理”

张小九
2017-07-26 17:56:19

段祺瑞其人非常富有戏剧性,在官方与民间的口碑存在着极端的两极分化,也伴随时间的发展出现了形象的反转:从匪气十足的军阀头子,到清正耿介的标杆。似乎离那个年代越远,就会越发张贴不同的标签在他身上。

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段祺瑞的名字,应该是中学时学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头一句便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段祺瑞执政府是制造“三·一八”惨案(详见注释1)的恶方,刘和珍与杨德群是受害者,泾渭分明、高下立现。

小时候不懂这段历史,未曾想过在这个段祺瑞执政府里,段祺瑞本人也许是最没话语权的那个。


三造共和

段祺瑞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三造共和”。

一造共和,他秉承袁世凯意旨,联名四十六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并做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最终逼迫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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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其人非常富有戏剧性,在官方与民间的口碑存在着极端的两极分化,也伴随时间的发展出现了形象的反转:从匪气十足的军阀头子,到清正耿介的标杆。似乎离那个年代越远,就会越发张贴不同的标签在他身上。

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段祺瑞的名字,应该是中学时学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头一句便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段祺瑞执政府是制造“三·一八”惨案(详见注释1)的恶方,刘和珍与杨德群是受害者,泾渭分明、高下立现。

小时候不懂这段历史,未曾想过在这个段祺瑞执政府里,段祺瑞本人也许是最没话语权的那个。


三造共和

段祺瑞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三造共和”。

一造共和,他秉承袁世凯意旨,联名四十六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并做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最终逼迫清帝退位;

二造共和,他在协助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以及强迫黎元洪离鄂赴京之后,站在袁世凯“心腹”的立场上,强硬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称病辞职、拒绝授爵(袁世凯称帝时大封爵位);

三造共和,他在“张勋复辟”后,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讨伐张勋,仅用7天时间便平定闹剧。

可以说在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点上,段祺瑞都选择得相当明智而精准。他具备中国传统“枭雄”的一切素质:锋芒毕露又审时度势、铁血手腕却权术老到、善于铺排又当机立断……这些对于中国和历史来说充满了象征意义与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段祺瑞,却更像是登上历史舞台的长袖善舞的踏板。至于对“共和”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当历史人物成为书本上的一个符号,他复杂的思考与抉择总是会被简化,再与“胜者为王”进行匹配,匹配上了便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义,匹配不上便是逆时代而行的邪恶。当简单的历史教科书无法去定义一个历史人物,不是因为这个人复杂多变,而是因为个人的行为逻辑与历史的脉络不一致。

例如在《参战的风波-艰难的选择》一节中,我们看到一件从大历史角度看来“正义的事业”,其实包含了更多本国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因素:

“相比黎元洪的迟缓和犹豫,精明而果敢的段祺瑞显然从美国即将参战中感觉到了某种信息,觉得中国完全可以“渔翁得利”。在此期间,梁启超也积极向段祺瑞表达了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建议。梁启超在大战的最初阶段,是看好同盟国的,不过当好友张君劢从欧洲归来,向他传递战局的走势后,梁启超开始改变主意,考虑如何审时度势,让中国从欧战中获得更大利益。美国加入协约国作战之后,梁启超明白同盟国大势已去,便向段祺瑞强烈建议中国参战。”

“在段祺瑞看来,中国参战有诸多好处:一是可以使自己控制的政权摆脱国内政治斗争所受的掣肘;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参战中国将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当然,参战对于段祺瑞来说,还有个个人的好处,就是能借参战之机壮大和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说不参战是一种保守的行为的话,那么,参战,更像是对时局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无关正义、无关人道,对外是否能让中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利益,对内是否能巩固自己的势力,这才是段祺瑞所在意的。

在政治生涯的多次起伏中,段祺瑞曾与不同的势力与人物合作又分裂,既可以与昨日的仇敌把酒言欢,又可以与从前的朋友兵戎相见,都无关是非、只为利益——春秋无义战,段祺瑞要做的从来都是“枭雄”,不是“英雄”。


六不总理

如果说段祺瑞在硬素质上足以成为一个“枭雄”,那么最后没有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性格使然。在《从头再来-段祺瑞的心思》一节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现段祺瑞的性格与爱好:

“虽然年轻时候留过洋,不过人们眼中的段祺瑞,从来不是一个有着翩翩风度的场面人物,他的随意和散漫,以及他呈现的朴实与不拘小节,更像是老家合肥乡村随处可见的农民。……(段祺瑞)拘谨和执拗更像一个实心眼的老农……平时喜欢随意裹个便装,在家时经常穿一件长衫,头上顶着个没有纥缝的瓜皮帽……对于饮食也不讲究,有个一荤两素就对付过去了。……(段祺瑞)既不喜欢听京剧,对于鸦片也没有兴趣,更厌恶别人抽大烟。段祺瑞的爱好就是打牌下围棋,有时候也写诗作文。至于性格,段祺瑞似乎一直带有某种军人的坚硬和古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对待手下要求严格,爱较真。”

自小随祖父在军营长大的段祺瑞,天生带了一股江湖草莽的领袖气质,工作勤勉,才智出众,敢于担当,有主见,讲义气,有威信,不贪财,不贪色——这些传统将才所需的素质,让他极易在军队里脱颖而出,也容易笼络下属形成自己的势力。

据说段祺瑞坚持“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因此被称为“六不总理”。虽然缺乏证据支持,但这六点都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军人的基本素质:不抽不喝,保持身体康健;不嫖不赌,不易被人控制;不贪不占,方能无欲则刚。而段祺瑞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无疑。

典型的“军人性格”,让段祺瑞不可能像黎元洪那样依赖共和体制,他不需要也不屑要。在他看来议会实在太多人、太多流程了,要是什么事都要所有人都同意才能执行,效率得多低啊!还是军队模式好,领袖运筹帷幄,军士无条件执行,像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才是国家之福——走上军人政治的道路,于段祺瑞几乎是必然的。

但军人政治也是最不稳妥的,因为它只崇尚绝对的力量,缺乏行之有效的体制架构进行制衡、约束与管理。段祺瑞用权术手腕游走在晚清-民初的军阀之间,无异于独自行走在狼群中的猛虎,看似风光凛凛,实则危机四伏。


跌落云端

在成功用张勋复辟扳倒黎元洪,成功对德宣战之后,中国北方迎来了少见的平稳局势,段祺瑞也迎来了人生的巅峰,不禁有些得意起来,不懂得收敛锋芒。

比如明明意识到了自己的某些任命伤害到了直系军阀(详见注释2)的利益,却非常倔强地不服软,让吴佩孚通电全国成功鼓噪起舆论导向,自己吃了个哑巴亏,连用副总统位置来笼络直系领袖曹锟都无济于事;

比如利用各种手段操作,让安福系(详见注释3)在新国会的选举中大胜,却引起了包括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详见注释4)在内的诸人的怨恨。

再加上段祺瑞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习惯,如果是单单作为一个将才,似乎还不是那么严重,但要做一国领袖,这样的性格却是致命的。

“如此独断专行,正是段祺瑞的一贯风格。合作一年后,梁启超算是看清了段祺瑞的面目,这哪里是个致力民主宪政之人呢?分明是个喜欢独裁与专制的旧军阀。如此当政,中国绝难走向民主和宪政。这个时候,梁启超已决意跟皖系决裂 。”

这样的性格让段祺瑞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甚至完全无视了社会主流舆论的趋势,任性地坚持着个人感情:

“为了消解民众愤怒,缓和社会压力,徐世昌总统下令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职务,明确示意中国代表团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对于徐世昌的决定,倔强的段祺瑞表示不满,认为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谁也不理会段祺瑞的情绪…… ”

段祺瑞似乎并不在意学生们的一场示威,也意识不到这场运动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其他军阀却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西南势力首先发声谴责北京政府,广东军政府紧随其后,而直系吴佩孚同样把握了机会,一次振臂高呼直接树立了自己“当代岳飞”的形象,让远在东北的奉系军阀(详见注释)张作霖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当然张本身也与段祺瑞有矛盾)……

这时的形势已经不是段祺瑞可以控制得住的了,从诸军阀都拥戴的北洋领袖,到四处树敌的专权总理,内外部舆论一起碾压,远远超出了他对一场简单的学生运动的认知。

“在段祺瑞看来,五四运动更像是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或者就是一场莫名其妙不可控的行动。这个行动明显针对自己,然后,推倒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深层次影响浸透社会各个阶层。……中国社会由对段祺瑞皖系的支持和首肯,转向了不信任和怀疑,并且对支持段祺瑞及皖系的日本表现出了憎恶。社会情绪的急转直下,让段祺瑞和皖系措手不及,却给皖系对立面以极大的信心。”

“反皖联盟”的出现是必然的,绝对扛把子的皖系坐镇中央,谁又不想来分一杯羹呢?更何况皖系领袖的段祺瑞四面树敌,正是合纵攻之的好对象,这本来就是一场再现的“春秋战国”。

“这时候的军阀混战,已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战争极具有戏剧色彩,雷声大雨点小,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只是走过场。那些参战的官兵们,既不知为什么打仗,也不管战胜或者战败的后果。一切都是舞台,连战争也一样。”

仅仅7天,直皖战争(详见注释5)便以段祺瑞的溃败告终,与当年七天平定张勋复辟竟有着戏剧性的相似。

“平心而论,段祺瑞此次下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兵戎相见的灰心,对自己苦心孤诣不被认同的失望。以段祺瑞及皖系的实力,即使是溃败,也不可能到达无力支撑的地步。直系胜利来得如此轻而易举,也是高调宣战的吴佩孚所没有想到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吴佩孚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更是当时社会人心所向。”


狂澜何挽

在直皖战争失败下野后,段祺瑞表面上退出政坛,在天津安心的吃斋念佛,但骨子里的军人血液却让他像勾践一样蛰伏着,等待新的时机。

机会很快到来,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了段祺瑞布下的大棋局,策反冯玉祥、联合张作霖与孙中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意气风发、一路顺畅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终于尝到了惨败的滋味。

而成功再出山的段祺瑞,虽然看似风光,甚至还成功做到了总统与总理一肩挑的“临时执政”,却遭遇了当年的政敌黎元洪一样的尴尬局面:夹在实力强大的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只是一个平衡双方势力的傀儡而已。

可是段祺瑞还在挣扎,颁布条例、任命官员、筹备规则……正如书里说,“段祺瑞就像一个孱弱的车夫,努力推送巨大无朋的车辆颤颤巍巍向前”。但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得太远,如果你不是被历史选中的力量,那么就会有别的力量来代替你完成历史的轨迹。

“金佛朗事件”与徐树铮被杀事件后(详见注释6、7),一生强势的段祺瑞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这个时事,他不再是运筹帷幄的棋手,而只是一颗注定被碾压的棋子。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三·一八”惨案,是压死段祺瑞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他是否知晓这件事,身为“临时执政”都难辞其咎。段祺瑞明白,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这个异常自负,一直试图以自己的强硬和权谋转轨中国的淮军后代,在度过了踌躇满志以及忍辱负重的日子之后,终于迎来悲凉的结局。”

段祺瑞退居上海租界,不问政治,1936年去世。遗训段家子孙,不可从政、不可从军、不可从商。

身为乱世人,欲为枭雄业,无力挽狂澜,常伴青灯侧。


注释:
1.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2日, 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

2.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政治上亲英美。主要代表人物有 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主要割据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

3.安福系
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由段祺瑞与徐树铮策划建立,因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徐树铮、王揖唐是核心人物。

4.研究系
从民国初年的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

5.直皖战争
发生于1920年7月14日,是直系曹锟与皖系段祺瑞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的对抗;从法律上来说,直皖战争是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1920年7月19日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辞职。

6.金佛朗事件
因为一战法国物价膨胀、佛郎贬值,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但所有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按此要求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

7.徐树铮被杀事件
徐树铮是段祺瑞亲信,皖系名将。1925年12月11日徐考察结束回到上海,12月29日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张之江劫持,于12月30日凌晨被杀,时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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