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 →《或问》 2017年,总第31期

https://www.academia.edu/33447840/2017_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_1922-1966_A_Study_of_R._O._Hall_in_China_social_activist_and_theologian_評介

《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評介

近些年來,中國基督宗教歷史研究的著力點轉向“本土”“本色”“華人”等,而來華傳教士的角色仍不容忽視。在美國哈佛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費正清看來,1920年代起中國基督徒成為中國基督教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從1920年代及其後的中國歷史中,基督宗教研究學者仍然可以找到似乎被邊緣化的外國傳教士活躍著的身影。吳青博士選取了從香港基督教會宣教史料中披沙揀金,聚焦於跨越中西文化的近代宗教人物,著成《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該書並不是一部純粹的傳記書作,但為便於行文,以下簡稱《何明華研究》。

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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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cademia.edu/33447840/2017_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_1922-1966_A_Study_of_R._O._Hall_in_China_social_activist_and_theologian_評介

《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評介

近些年來,中國基督宗教歷史研究的著力點轉向“本土”“本色”“華人”等,而來華傳教士的角色仍不容忽視。在美國哈佛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費正清看來,1920年代起中國基督徒成為中國基督教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從1920年代及其後的中國歷史中,基督宗教研究學者仍然可以找到似乎被邊緣化的外國傳教士活躍著的身影。吳青博士選取了從香港基督教會宣教史料中披沙揀金,聚焦於跨越中西文化的近代宗教人物,著成《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該書並不是一部純粹的傳記書作,但為便於行文,以下簡稱《何明華研究》。

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是近代著名社會活動家和神學家。作者剖析其在華活動,又關照彼時中國的社會政治和宗教文化,頗具藝術手法。在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作者近年仍密切關注學界相關研究動向,對內容增補後修訂成書。

一、《何明華研究》梗概

除緒論和結語外,全書共五章。第一、二、三、四章以何明華在華經歷為主線。首章“學運先鋒”中,作者指出,作為一名來華傳教士,何明華的特點就是從華人的角度和處境審視問題,並且樂於主動融入中國社會。對何氏此一人物特性的闡揚亦貫串全書。何明華青年時期參與了英國的基督教學生運動。他敢於以基督教的政治立場發聲,籲求公正對待飽受西方淩虐的東方大眾。何氏投身社會,在學運中增長才幹,成為青年領袖。何氏與中國的直接關係始於1922年到北京出席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同年還參加了上海的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

民國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其中與基督教青年會相競爭乃至衝突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代的“非基運動”成為青年會發展的外部阻力。何氏參與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未獲成功。在此過程中,何氏體察到中國學生運動牽涉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因素,他沒有排斥、畏難,反將人生使命確定為推動中國的宣教事業。何氏對西方殖民擴張不滿,對中國民眾遭受苦難深表同情,對中國的復興抱持信心,務實地踐行其使命。

第二章“戰火中的社會活動家”,主要論述何明華抗日戰爭時期參與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廣東中山和增城兩地農村地區的社會救濟和創建昆明文林堂。在香港領導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極大地提高了對中國共產黨控制的陝甘寧邊區工合的經濟援助。中共領導人將援助的款項用於紓緩財政困難、發展生產、壯大實力。何明華借由電臺為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建設和八路軍抗日活動作積極正面的宣傳,與中共高層領導人周恩來等有密切關係,成為中共與國際社會的一座橋樑,被稱之為“紅色會督”。日寇南侵至廣東前,何明華在中山接辦石岐僑立醫院、開辦翠亨難民營、銀坑難民營。抗戰過後,何氏向銀行和在華的國際賑濟組織爭取到借款,增城農民因之獲得資金購買恢復耕作的農資。何氏擔任各種社會組織領導人的職務,戰時和戰後均不斷從事救護難民的事務。國民政府兩度向其頒賜勳章。戰時大量高校西遷,昆明成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聚集地。何明華在雲南大學附近的文林街創辦文林堂,面向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傳教,不時用作舉辦文化活動。

第三章“傳教士藝術家”首先介紹了何氏經典著作《傳教的藝術》(The Art of the Missionary: Fellow-workers with the Church in China)。何氏給傳教士的角色定位是“腳手架”的功用,乃臨時所需;助人的目的是使他們“成為你自己”。何氏認為要抱具崇敬中國的態度,平等對待中國及其民眾,即便是“徒然和過眼雲煙”的中國異教、偶像崇拜乃至迷信,亦應保持“隱忍”,而不必心生煩惱。何氏作為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主教,其時教區包括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栽培華籍牧者莫壽增、朱友漁、趙紫宸、蔡詠春等。追隨其來華的英國籍青年教士亦獲其精心培育,分工開展鄉村建設、向學生傳道。過往教會增派教士注重文教和醫療傳教佈道,經費容易不敷應用。何明華著力培養華籍牧者,並通過他們長久地與中國民眾相處,而非一味倚賴不敷應用的資金。1944年1月,何氏違背教制傳統,“滿足當時現實處境的緊迫需要”——抗戰時期澳門信徒的“靈性需要”,於肇慶按立1940年起在澳門聖公會聖馬可堂(Saint Mark’s Church)從事救護難民和青年傳道事工的李添嬡(Florence Li Tim-Oi,1907-1992)為牧師,創聖公會之先河。“越軌之舉”發生后,與湯普·威廉(William Temple,1881-1944)大主教產生嚴重分歧,且拒絕按照繼任的費沙(Geoffrey Francis Fisher,1887-1972,1945 至1961年間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意旨糾正,直至李添嬡自動辭職,事件才未有進一步激化。此乃其會督生涯中最具爭議的事件,各方褒貶不一。作者對何明華按立女牧予以頌揚,不畏權威的勇氣和擔當為現今教會應向何氏學習的地方。

第四章“社會重建的先驅”記述戰爭結束後何明華在香港建設鄉村、創辦社會福利機構、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及研究機構,1956年受邀訪問中國內地的經過單列一節。何明華為戰後香港社會重建提出了宗派合作、開辦學校、開展福利事工等建議方案,為人稱道。何氏宣導教會與政府合作,革新社會福利事業面貌,眾多居民受益。興辦教育機構為何氏會督生涯後期濃墨重彩的一筆,崇基學院的創辦凝聚了其大量的心力。中共及其軍隊掌控中國大陸地區後,何明華受邀進入內地北上旁聽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與周恩來、趙紫宸等會談。英國外交部、港英當局、輿論媒體、社會團體予以關注。何氏內地之行中有機會到廣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等地參觀訪問,考察中共政權治下的社會和教會。訪問結束後在英國發表文章肯定中共政權及中國教會,乃至視共產主義為基督的牧者。不過,何氏尋求把共產主義當做與基督教相競爭的對手,始終關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制度的方向。作者認定此亦為了培植中國本土教會。

第五章“實踐神學家”透過文本分析解讀何明華的神學思想。作者認為何氏的思想服膺於英國聖公會神學家莫裏斯(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的《基督的國度》(The Kingdom of Christ)和《獻祭的教義》(The Doctrine of Sacrifice),又續指何氏所受神學教育甚為短暫,亦並未撰寫系統的神學著作。在該章節中,作者反復強調的是何明華以“實踐上帝在中國的旨意”為其個人使命,借鑒了中國處境神學的理論方法來剖析何氏神學思想觀念。此一部分又與前文論述相互關照,於學生運動的經驗、與共產黨人的交往與合作、社會福利事業等均有體現。

一部人物研究專著,往往引來傳記著述中常見的“高大全”形象。作者在結語部分摘引了幾則對何明華的負面評論。作者評述何氏時借用了英國聖經學者Michael Douglas Goulder (1927-2010)之語,即何明華“對中國沒有偏見,從不認為中國的一切是次於西方的”。

二、近代中國基督宗教歷史研究方法論的貢獻及意義

作者的選題和探討獨具匠心。應對此一選題,需要掌握充足完備的資料。既須細緻挖掘和解讀何明華本人撰寫的著作,亦得廣泛搜羅原始歷史檔案資料,結合當時社會政治背景,就何明華社會活動進行實證考察。

作為教會領袖,何明華人物特色鮮明,領導了中華聖公會各項事業的推演。對於人物事跡,作者不作細枝末節的描摹,但仍力求窮盡一切有關歷史檔案資料。輾轉英國、新加坡、美國、香港和中國內地廣州、中山、南京、上海,將散落的資料集結起來,再透過訪談搜求口述史料,與紙本文獻互為參佐。該書不但為學界近些年來鮮見的西方傳教士研究專著,還極大地拓展了近代中國基督宗教歷史研究的取向,諸如男女青年會、工業合作、勞工關懷、學生運動、社會福音、紅色基督宗教人物及其歷史背景和社會政治層面的理解、詮釋等,可以引為學界相關研究的新典範。

三、幾點商榷之處

作者仔細校閱了書稿,語句暢達凝練。筆者所見,書中僅一處別字,“個人素量”應為“個人素養”。本書仍存在一些表述上的問題有待商榷。1930年代,日軍侵華戰事逐漸擴大,難民不斷湧入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後,為減輕社會管制壓力,強迫南逃的難民歸鄉,或自願回返內地,亦有大量民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饑荒、疾病、被屠殺或被強姦等),原有居民或到澳門等地避難,人口數量由1941年佔領之初的160萬銳減至1945年的60萬。而作者的敘說會令讀者誤以為日軍在中國大陸的軍事侵略致使難民進入香港,包括其後日據時期在內,香港人口持續增加而未有回落的情形。戰後民人回流,或躲避內地金融秩序紊亂、通貨膨脹卷款來港,或因國共內戰、中共建政後社會巨變而南逃等情,香港人口重又劇增,社會服務資源不堪承受壓力,危機重重。另外,作者認為參與戰後香港社會重建的基督教團體以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為首,又提及何明華對於戰後香港社會殘破表現之判斷,但都缺乏必要的佐證資料。

按立女牧李添嬡的討論當中,何明華通過信件向遠在英國的主教为自己辯護,港粵教區亦聲援維護主教。辯護集中在教規和屬靈問題上,未見有其他不得已的實情相告。牧師潘乃昭對何氏按立李添嬡曾有分析:時值中日交戰,西方來華傳教士撤離中國,教務人員緊缺;日軍對粵港澳地區人流往來檢查嚴密,女性身份會有相當之便利;婦女地位逐步提高。

作者注意到李添嬡於1964年8月28日發表的一份“供述材料”——《何明華主教》,指出該文乃李因其與英國教會之關係而被迫寫就的一篇與何明華劃清界限的政治宣言。此一回憶材料富含歷史訊息,尚可進一步探討。該文不可遽信,讀者仍能從中了解到何明華的一些事跡。李添嬡在文中提到何明華參與調停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英國方面對其很是讚賞,與其獲委任為主教關係重大。何氏曾經選派醫生和護士前往中共延安根據地。國共內戰期間,何明華設法庇護過中共的一支軍隊。何在自己的別墅招待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1950年,原聖公會雲南教區主教黃奎元經過何向周恩來請求赦免獲釋後叛逃出境。面對香港歸還中國問題上,何明華避而不談。1956年北京之行返回香港后閉門不出。如此種種,可見何明華的諸多政治立場真貌較為複雜,仍須審慎評析再作定論。李添嬡回憶稱,何明華組織的農村信貸等社會救濟事業多面向基督教信徒或以教友優先的原則而開展。此亦有必要在書中作出說明,使得讀者不會誤解為所有貧苦農民都直接受惠。

文末,作者編列了一張歷史年表,何氏生平事蹟與同一時期聖公會在華情形以及中國、世界大事並列。此表有助於讀者作一番比較,從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脈絡中審視何明華的作為。又按逐一列舉了何明華的著述。需要指出的是,何明華對表格中的某些事件有否了解和相關的認識?比如,中共在1942年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共建政後,大陸地區發生多次社會運動,中國教會並未如何明華期望的得到政府的關照下的保護。在擔任會督後期,何明華對此又有怎樣的見解呢?

《何明華研究》向學界展示了處境神學實證研究的一個面向。1950年代,港粵教區與廣東教區分離而獨立,與中華聖公會脫離組織上之關係,互不統屬。何明華留給聖公會的精神遺產亦值得關注。聖公會港澳教區在1971年按立了兩位女牧師獲得普世聖公宗之確認,李添嬡的牧師職務才獲得正式認可。港澳教區還透過前中華聖公會浙江教區主教、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基督教協會名譽會長丁光訓(Ting Kuang-hsun,1915-2012)等的努力,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推動成立香港聖公會教省,不再是從屬於坎特伯雷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區”(extra-territorial diocese of Canterbury),與中國內地當局恢復友好關係。

綜上所述,本書從傳教主旨,尤其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社會政治處境的角度,對近代中國宣教史的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若作者能同時關注何明華在中國的社會境遇對於其神學實踐發展過程之影響,或會有更大的貢獻。對於一名實踐神學家,能用更多篇幅說明歷史事件的發生、情勢發展,更能印證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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