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内涵》:让“冲突的文明”降格以求,和平共处

红警苏红不懂爱

此文发表在《解放日报》2017年7月15日,署名:苏红警

《文明及其内涵》:让“冲突的文明”降格以求,和平共处

冷战结束后,萨缪尔·亨廷顿不失时机地为“后冷战时代”进行了定性,突出标志,就是他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这本书继承并沿袭了冷战思维,把世界的矛盾与胶着热点,归咎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的提出,因为它颇为切合冷战思维的“非白即黑”的惯例,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热词,被心领神会者拿来图解冷战后的世界局势。

仿佛为理论提供实证,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文明的冲突》陈述的论点所言不虚。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称“9·11”事件“是一件袭击‘文明’”的事件”。由此可见,布什总统从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且在他的表述中将自己的站位定性在“文明”的角度。

而值得玩味的是,在另一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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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在《解放日报》2017年7月15日,署名:苏红警

《文明及其内涵》:让“冲突的文明”降格以求,和平共处

冷战结束后,萨缪尔·亨廷顿不失时机地为“后冷战时代”进行了定性,突出标志,就是他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这本书继承并沿袭了冷战思维,把世界的矛盾与胶着热点,归咎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的提出,因为它颇为切合冷战思维的“非白即黑”的惯例,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热词,被心领神会者拿来图解冷战后的世界局势。

仿佛为理论提供实证,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文明的冲突》陈述的论点所言不虚。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称“9·11”事件“是一件袭击‘文明’”的事件”。由此可见,布什总统从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且在他的表述中将自己的站位定性在“文明”的角度。

而值得玩味的是,在另一种语境下,一位加沙的哈马斯战士也近乎是以同样的口吻宣称:“我们不仅是在为土地而战,也为文明而战。”

显然,不同立场的政治身份,都在使用“文明”这个词,而且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定性在“文明”这个词所设定的美好的一面,将对方置于“文明”的对立面,即“野蛮、暴力、凶残”的维度上。

这里,我们不得不生出一种困惑,当今世界上的热点胶着的事件,是否是“文明的冲突”?为什么同一个“文明”的语词,会被不同站位的势力用作掷向对方的标枪,视着克敌制胜的理论工具?

显然,在这一系列的逻辑窘境中,肯定出现了某个环节的错位与误读。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期待作深层次的对“文明”及其内涵的思考。

正是在这个全球背景下关于“文明”一词的混乱使用导致的各使各的矛、各用各的盾的现象的出现,促使了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追根溯源,从“文明”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去探讨“文明”在哪一个环节中错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马兹利什的思考,形成了这本并不算

太厚的著作《文明及其内涵》。

“文明”诞生于各个“文明”的碰撞之中

从《文明及其内涵》的书名来看,似乎是一本纯粹的理论性著作,但是,作者在书中始终有一个面向,就是关注着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冲突锋面来解读“文明”的真实意蕴,从中可以看出,书中每一点思考的方向,都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既然在现代的语境下,“文明”一词丢失了它的严谨的内涵,那么,作者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深入到历史深处,探讨“文明”一词的诞生与演变始末,来考察“文明”一词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诉求。这一点,颇为暗合我们孔夫子的价值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语境里,一个词语带来了“不顺”的龃龉现状,那么,深入到这个词语出现及后期增删的本真氛围中去正“名”,便是一个最合乎常理的逻辑起点了。

布鲁斯·马兹利什在书中首先将他的关注焦点,聚焦到“文明”这个词汇何时出现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追根溯源,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虽然“文明”一词,在今天的现实中,可以用来指代人类自出现以来的“各个社会”,但文明这个词“civilization”首次出现在离今天并不算太遥远的1765年。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米拉波,在他所著的一本名为《人类之友》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第一次使用该词”。当然,在这之前,“civilization”已经作为一个语词出现过,但是,它仅仅被定义为一个“法学术语”,指代一种由民法取代军法的社会。这就像“civilization”一词的中文译名“文明”一样,这个词,在中国古籍中时常见到它的身影,如《易传》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中的“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但这些用法的指向,与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意思却相距甚远。米拉波写作《人类之友》仅用时六个月,全书文笔单调乏味,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名为“论人口”,在这一主题下,这本书涉及面颇广,探讨了当时作者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这本书里,米拉波为世界带来了“文明”这样一个概念,与之前人们对这个词义的局狭性使用不同的是,他对“文明”一词进行了扩充,用这个词汇来指代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在他创造这一名词之后的不到十年时间里,“文明”一词风靡欧洲,成了启蒙思想中的常用词。

那么,“civilization”这个词,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特定的时段?《文明及其内涵》的作者对此作了深度分析。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欧洲的扩张是这个概念的根源。”马兹利什作出这样的判断,与他的修史观有着密切关联。生于1923年的马兹利什,一直致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视野却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他研究心理学史,后来转变到社会史、科技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他年近七旬的时候,很有一点衰年变法的意味,突然放大了他的研究视野,侧重将全球史作为专攻的对象,写出了《新全球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侧重探讨了“二战”后的新全球化现象。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马兹利什在刨根问底“文明”一词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将其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下,是有其必然的缘由的。欧洲的扩张起始于15世纪,18世纪时,随着在南太平洋地区探险的兴起,欧洲扩张有了新的形态。可以说,欧洲的扩张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根本性逆转。

这里,就必然涉及到西方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这一节点,是我们中国历史中不存在的概念,这就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欧洲的陷落,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步步紧逼下,欧洲人不得不收缩防线,退出了亚洲板块,这意味着欧洲人失去了陆地争雄的机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刺激了地理大发现的开启。很简单,既然陆上这一条路通不到“罗马”,那么,从海洋上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就成了当时欧洲人理所当然的不二选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1453年这个重要的西方历史节点的500年前,也就是公元1000年时,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是乡村——只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作者在书中,对此有着非常精致的论述,“阿拉伯与欧洲文明之争中,阿拉伯一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据有利地位。”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阿拉伯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欧洲人避实就虚,开启新航线,到了17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到了拿破仑时代,阿拉伯文明及其权势走向衰败。在随后的两百年里,“伊斯兰世界开始转为守势,阿拉伯世界的屈辱感与日俱增。”

1453年这个节点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在这之前,欧洲人一直被其它的文明压制,欧洲文明所能采取的只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其中阿拉伯文化对欧洲崛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阿拉伯文化中保留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正是得益于阿拉伯文化的反哺与滋育。可以看出,欧洲文化一旦从其它文化中吸取了足够的营养,并且在步步逼来的压力之下,展开绝地反击,才酿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的篇章。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相比之下,1450年,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未曾掀起任何波澜与惊悚。从1450年,到中国近代史的开启之年1840年,这之间还有着漫长却又很短促的390年,东西方地理上的距离,转化为时间上的近四个世纪的间隔,才能把遥远的西方发起的一场波动纹路以阵痛般的力道,刺痛中国。

从1450年到“文明”一词出现的1756年,西方社会不断展开它扩张的触角,也因此有了与其它文明碰撞的机缘,正是这种不断试探与窥测的碰撞中,欧洲人感受到了各个地域的差异所在,表达这种差异概念的“文明”也就应运而生。

西方文明在碰撞中不断调适对其它文明的态度

西方文明在探测其它文明的过程中,开始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旦在碰撞过程中,摸透了其它文明的底细之后,自大感油然而生。在《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中,作者用三个阶段,概括了欧洲文明在与其它文明撞击过程上的三个状态。早期阶段,作者将其命名为“作为殖民意识形态的文明”,撷取了库克船长在太平洋航海时与土著文明的相互撞击,以及马戛尔尼访华时所遭遇到的文明碰撞,来概述这时候西方文明的特质。当时这些西方海外殖民的先驱,因为对其它文明了解甚少,心存戒备,就像“黔之驴”的故事中,老虎在遇见陌生的庞然大物之时,还无法确定其性质,故而是提心吊胆,尚表现出温文尔雅的态度。我们熟知的是,当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与乾隆皇帝发生的最大纠葛,就是在双膝跪礼的纷争上。这时的马戛尔尼还能对中华文明怀有几分敬畏之心,虽然双方争执不下,但马戛尔尼尚能尊重中国皇帝的脸面。对这个时代,《文明及其内涵》一书认为西方人残存着“良性的殖民意识形态。”随着西方实力的增强,“慢慢地,这被一种更加粗野暴戾的殖民意识形态所取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可以鲜明地看到西方文明的嬗变轨迹。自上一次英国特使访华的20年后,此时已是大清嘉庆朝,英国派出阿美士德特使再次访华,这一次英国特使今非昔比,自恃有着英国日益强大的背景支撑,与中国皇帝不愿在礼节性问题上唯唯诺诺,一语不合,便拂袖而去。“善”的特使,至此露出了“恶”的端倪。当英国人意识到能够把中华帝国踩在脚下的时候,这种暴戾的西方文明很快用枪炮轰开了古老中华的大门。这时候,西方文明打着“文明”的招牌,却行着野蛮之实。

到了西方文明的第三个阶段,《文明及其内涵》列举了穆勒、弗洛伊德和埃利亚斯的文明观,反映出欧洲内部话语的一个重要转向,这就是“欧洲文明与生俱来且潜藏已久的野蛮性”被揭橥出来,成为欧洲文明站在更高层面的对自我的理性化的反思。

从欧洲文明的源起与发展轨迹来看,是欧洲人发明了“文明”这个词,最初的动机只是赋予“欧洲中心论”一个合理的阐述理由,但是随着欧洲文明的不断深入发展,这种文明观最终也将“欧洲文明”置于反思与剖析之下,从而显现出文明本身过程中的“先制别人,反被制身”的悖论效应。

让“冲突的文明”降格为“文化”和平共处

从“文明”语词概念的确定,到今日“文明”被随意运用的现状,《文明及其内涵》揭示出“文明”概念具有相对性,就是作者所说的“文明”一词常被对立的双方用作攻击对方的“理论武器”;同时,“文明”这一概念又具有历史性,这个词语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进行着完善与增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文明”一词被到处“援用”。而之所以这一词语能够成为一个普适性的词语,正符合语词的反比例法则,这就是“概念的可操作性越低,被援引的频率就越高”。也就是说概念的内涵越模糊,它的外延就越大。“文明”一词流转到今天,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一词语已经越来越让人无从捉摸,难以定性了。作者把问题推向了我们:文明“是否只剩下一具空壳而近乎无用?”

作者给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肯定的是,文明的政治用法不会消失。从历史渊源来看,“文明”一词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区别外在的野蛮人,以此赋予自身社会的特征,这种“文明”的最初用途一时半会还抛弃不了。

但各个文明的对话是否有可能?这是作者写作本书中时的一个主要的探讨目标。作者在写作此书的2004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论点还相当的流行,而作者注意到,催生文明对话的呼吁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这本强调文明之间存在格格不入的对抗性的书。在当时的语境下,文明对话的两个主导方,实际上就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强化了这种对立性,但作者指出,亨廷顿对伊斯兰世界所知甚少,只不过“利用了它”。 亨廷顿从著名的伊斯兰世界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那里借用了“文明冲突”一词,几乎将穆斯林世界及其信仰体系看作一个庞大的整体。

与“文明的冲突”站在截然相反立场上的“文明对话”观,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响应。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主持建立了“文明话语研究所”,倡导文明对话,与此相应的是,联合国宣布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哈塔米所倡导的文明对话的背后,“潜在的用意是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融合在一起。”如果寻找一个恰当的类比性概念的话,完全可以对等于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提出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抱有这种观点的一方,更多的是处于应对位置的弱势一方。对这一方来说,文明的冲撞,更体现在他们自身的内部。就像清末民初,中国人面对的是闭关自守还是学习西方的冲突一样,两种文明的冲突,往往更胶着于受冲击的文明之中。因此,作者指出,“伊朗与文明互渗作斗争的情况,就像我们所遇到的日本、中国和泰国的情况,它们代表了许多社会,我们必须把伊朗看作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近例。”

在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体系中,可以“用”的西学,是其技术性,这里显然是把科学技术与精神传承进行了一次隔断,以求得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互不干扰的和谐共处。而《文明及其内涵》一书的作者提出了近乎是类似的方案,他在书中强调全球文明是由科技作为共同的基础,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则应当视同一种文化,因此,在拥有一个由技术支撑的文明框架之下,可以把21世纪之前的各种早期文明,如中国文明、伊朗文明视为文化,这样,“这些过去的文明便在一个更宏大的共同文明内半自主地存在。”作者设想的文明对话,就是在“科技为基础”之上,让“各文化”展开一场全球对话。

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这种奇特的“技术文明伞翼下的自主文化”构造,再次重现了中国一百多年前就曾经苦苦纠结的面对西方文明冲突的选择性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否彻底过时,在一百年后,这种思维方式,仍然体现在本作者的书中,我们能够由此感受到文明的冲突、碰撞、互渗与对话,仍然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答案的复杂性课题乃至是难题。

马兹利什将“文明”的概念缩小到科学技术的层面,以此作为能够被各个“文化”接受的共性全球文明,体现出作者在面对当今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不容乐观的世界局势面前,意图让“各个文化”在共享科技文明的框架之下,相安无事,各显其能,不能不说是一个带着善意的美好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静态的理论诉求,更是一种急迫的现实期待。作者在写作此书时,欧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到如此巨大的中东难民潮的冲击,这种冲击,背后的指向,仍然可以看到是作者在书中特别点明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击,按照作者的理论框架,可以将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今天称之为文明的冲突各方,降格为“文化”,让各文化以平等的地位,互不干涉,共荣共生,这个理想不可谓不美,但能否实现,还要看这些文明的代表者与执行者能否接受这种分离,接受由这种分离之后和平共处的设定。这一点,现实远比学者的理论探讨要错综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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