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康德拉季耶夫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粮食市场

潇湘雨未斜
2017-07-26 00:43:53
本书作者尼·德·康德拉季耶夫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俄国农业的发展进程,探讨了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的若干问题。

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具有普遍性。同时,俄国在战争和革命时期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正常的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受到冲击,市场秩序混乱条件下,俄国保障粮食供给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

从理论价值看,作者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从现实角度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府开始关注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谋求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生产潜力强化其大国地位。研究帝俄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手段,对于分析当代俄罗斯的粮食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康德拉季耶夫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3月4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省基涅什马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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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尼·德·康德拉季耶夫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俄国农业的发展进程,探讨了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的若干问题。

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具有普遍性。同时,俄国在战争和革命时期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正常的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受到冲击,市场秩序混乱条件下,俄国保障粮食供给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

从理论价值看,作者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从现实角度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府开始关注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谋求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生产潜力强化其大国地位。研究帝俄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手段,对于分析当代俄罗斯的粮食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康德拉季耶夫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3月4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省基涅什马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00~1903年在教会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年考入赫列诺沃师范学校,但1906年因宣传社会革命党思想被开除。1907年,康氏到乌曼中等农业学校求学,1908~1910年在圣彼得堡普通教育学校学习,1911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5年大学毕业后,经И.И.奇斯佳科夫推荐,康德拉季耶夫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研室教师。其时,М.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经济史)、Л.И.彼得拉日茨基(哲学和法律)和В.В.斯捷潘诺夫(统计学)等俄国著名学者云集圣彼得堡大学,令康氏受益匪浅,对经济发展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在А.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院士的影响下,他开始涉足民族学。康德拉季耶夫还积极参与科学活动。他曾担任М.М.科瓦列夫斯基院士的私人秘书,多次参加Л.И.彼得拉日茨基、М.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学术小组的活动,是《欧洲通报》《大众生活》等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空前活跃起来,地方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相继成立,而且这些社会组织迅速从慈善机构发展成可以显著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特殊时期的非常环境唤醒了俄国民众的社会意识。基于拯救国家命运的朴素愿望,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与当时大名鼎鼎的А.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И.П.巴甫洛夫、П.Б.斯特鲁韦、Е.В.塔尔列等人一起成为社会学协会成员。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仍是社会革命党的活跃分子,因此受到秘密监视,1913年甚至短期被捕入狱。二月革命后,康氏的政治活动更加活跃,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关系密切,并担任А.Ф.克伦斯基的农业秘书。同时,他开始参加农业改革联盟的活动,该联盟吸收了从右翼政党代表到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政治信仰的经济学家和土地问题专家。1917年4月,康德拉季耶夫参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筹备工作。7月担任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并当选为全国粮食委员会副主席。

在19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康德拉季耶夫从理论上对土地社会化问题做出阐述。他认为,克服大资产阶级经济和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出路在于合作化。他指出,合作社能够而且应当将小农经济和大资产阶级经济经营方式的优势结合到一起,实现国家土地所有制、合作社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有机融合是制定土地制度的基础。合作社的组建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合作社类型的交替必须合乎一定的逻辑:生产型合作社是合作经济最发达的形式,流通型合作社的发展应先于生产型合作社。康德拉季耶夫强调,通过土地社会化和合作化,强化农民经济,消除阶层对立,实现经济商品化,凡此因素应成为城乡互动、扩大劳动力市场、工业品销售和工业原材料市场的基础,从而确立工农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实现平衡。康德拉季耶夫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担忧。他认为,成功解决粮食问题可能使社会稳定下来,临时政府便可以长期存在,反之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拉季耶夫全身心致力于建立国家粮食供应调节制度。他认为,战争时期市场失调,国家垄断粮食的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但康氏强调,国家只有同时垄断农村需求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粮食垄断政策才能取得积极效果,农民才能愿意完成摊派的粮食任务。此外,还需要整顿财政,稳定物价,总而言之,“必须着手全面组织国民经济”。他同时指出,“此类措施必然遭到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高政权必须坚决消除这种阶级矛盾”。

摊派粮食任务的设想以失败告终。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但征收的粮食仅相当于计划数量的20%左右,饥饿依然威胁着人们。无论是在土地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专门的农业改革方案),还是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康德拉季耶夫一直呼吁政府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率,坚持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社会化思想,并突出强调劳动经济的作用。他在1917年中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准确地指出,“所有分歧彻底从纯政治领域转向纯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在于,哪个政党能够使国家避免经济崩溃并保证将来国民经济的合理运行。

最初,康德拉季耶夫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他甚至反对1917年10月20日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康氏不认为俄国社会民众工党(布)会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并尝试通过游说临时政府、递交呈文等传统的合法方式为广大农民争取利益,尽管临时政府未必能够解决国家的农业问题。

康德拉季耶夫没有马上接受十月革命。1917年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成立工农临时政府,以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国家,任命И.А.特奥多罗维奇为粮食事务人民委员。此时康德拉季耶夫名义上仍担任粮食部副部长,并以此身份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反对关闭计划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1918年1月6日,俄国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解散,俄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别几代人的梦想就此结束。立宪会议的解散标志着俄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布尔什维克作为实际掌权者登上历史舞台。康氏思想受到极大震动。

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移居莫斯科,担任中部亚麻种植者合作社经济处主任,同时在沙尼亚夫斯基大学任教。合作社和莫斯科国民银行(1918年春康氏成为该银行经济部职员)的工作再次拉近了康德拉季耶夫与莫斯科主流经济学家的关系,其中Л.Н.利托申克、Л.Б.卡芬豪斯、Н.П.马卡罗夫和А.В.恰亚诺夫等人他在圣彼得堡时就很熟悉。

从临时政府国务活动家到苏维埃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怎样找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成为十月革命后康德拉季耶夫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学术界的立场不明确,社会革命党的态度更加含糊,广大知识分子也评价不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内战丝毫没有缓和俄国民众对社会取向问题的争论。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文章《饥荒之路》,此后,他正式脱离俄国社会革命党,彻底告别政治,开始专心从事科研活动。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国内政治气氛空前紧张。1920年,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В.М.切尔诺夫迁居国外,另一名领导人С.Л.马斯洛夫则放弃了政治活动。1922年,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部长的俄国合作社运动知名人士С.Н.普罗科波维奇因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被驱逐出境。同年,社会革命党喉舌报《人民的事业》主编之一П.А.索罗金被迫离开圣彼得堡,前往柏林,开始流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康德拉季耶夫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康德拉季耶夫深受市场经济和市场关系影响。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非常混乱,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物资分配的组织问题,而且首先涉及实际上与国家财产无关的农业领域。虽然经济政策甚至经济理论的巨变与内战有关,但粮食摊派制、“红色恐怖”、征用粮食、强制农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经济实物化等违背市场规律的措施仍令其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接受。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持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执政党纪律的约束,常常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

第十次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济影响,强调指出,“商品流通程度下降到最低点,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中断,消费者开始寻找生产者,食品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价格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时人们随意虚构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了”。

同1917年相比,截至1920年部分省份的播种面积大幅减少。到1920年,消费省份的谷物产量相当于战前水平的95%,而粮食主产区的谷物产量不足战前水平的40%,政府承担起为农民供应种子的责任,但供应计划明显超过实际能力。国家粮食供应形势十分紧张。税收大幅提高。按最低水平计算,1920年农民的税负至少比战前高2倍。受战争和国家流通政策的影响,经济开始实物化,结果导致某些地区重新出现对分制或分成制等苛刻的地租形式。中农的差别缩小,但中农的经济潜力下降。大型农户和中等农户的数量减少,而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则由1917年的59.1%提高到1920年的74%。

居民摄取的食物热量下降。1913年俄国中部省份农村一名成年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3760卡路里,1920年初这个数字降至3387卡路里;1919年末一名工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2840卡路里,1920年5月该数字降至2786卡路里。同战前相比,居民的肉类、鱼和油脂消费量减少70%~80%,马铃薯消费量大幅增加。这些情况表明,俄国民众的营养状况恶化。

摊派制没能为恢复工业生产征收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建立粮食储备的任务流产。同时,实践表明,这一政策致使农民失去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愿望。以突击方式在最短时间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尝试失败,因为它严重背离了小农国家的特点,因此,不仅行不通,反而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导致了1921年初国家政治、经济的总危机。

现实要求必须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必要性。社会各界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反响不一。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向自由贸易过渡将意味着粮食政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因为国家将失去实际控制粮食和调节粮食分配的能力。

然而,国内和党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俄共(布)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夺取政权转为管理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其头等大事。在这种条件下,康德拉季耶夫和大批革命前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同新政权进行合作。他认为,一个诚实和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在任何制度下都能为国家服务,“1919年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十月革命,因为对现实因素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表明,1917~1918年我关于十月革命的最初认识是不正确的……我同苏维埃政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此,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发表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探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1921年,康德拉季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经济与计划工作管理局局长、农业人民委员部驻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司代表、驻中央统计局实物税委员会代表。1923年,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委员会着手制定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1923~1928年),康德拉季耶夫积极参与了计划的起草和制定工作,该计划最终以“康德拉季耶夫五年农业发展计划”载入史册。

在制定第一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过程中以及发表系列理论文章中,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的紧密联系及均衡发展,坚决反对挤占农业资金加速发展工业。康氏一贯主张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应符合客观经济条件。他提出,农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工业的强劲发展为前提,同时,繁荣的农业应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工业化进程稳步发展的基础。

康德拉季耶夫强调计划的预测性,反对根据主观愿望任意编造统计数字,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反对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他确信,“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农业”。康氏赞成在农村普及新经济政策,与Н.И.布哈林的思想不谋而合。

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发展和完善新经济政策,而不是否定新经济政策。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惧怕莫须有的富农阶级”“惧怕并不存在的危险”与提高农民经济商品率和集约化水平的迫切任务相矛盾。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严重冲击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支持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的同时,康德拉季耶夫呼吁最低限度地限制农民劳动经济的自由发展,倡导农民加快发展集约型商品经济,扩大再生产,提升自身经济潜力。

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些论点与国家的农业政策一致。当时,党和政府的决议提出使农民有可能“自由适应市场,自由选择种植获利最多的作物”的问题,要求放宽“使用农业雇佣劳动力和短期租赁土地”的条件,全面“由行政施压向经济竞争过渡”。客观地说,苏俄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思想。他反对以行政手段调节市场,反对在国内市场人为地垄断国营及合作社贸易机构,赞成放弃保护主义,支持国营企业、合作社、合营组织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直接联系。

通过分析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4个主要国家近140年(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价、利率、工资、煤炭的开采量和消费量、生铁和铅的产量等主要指数,康德拉季耶夫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3个波长为48~55年的长周期,并且每个长周期都由上升波(也称上升期)和下降波(也称下降期)组成。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周期发展过程反映出一系列经验性规律。

第一,在每个长周期上升波开始前,有时在上升波最开始的时候,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会出现显著变化。例如,出现导致生产技术发生深刻变化的重大发明,贸易方式和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加强等。

第二,通常长周期上升波时段的重大社会动荡和巨变(革命、战争)明显多于下降波时段。

第三,长周期的下降波通常伴随着农业的长期萧条。

第四,与长周期下降波重叠的中周期应当表现出长期极度萧条、上升短暂乏力的特征,与长周期上升波重叠的中周期则应相反。

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下降波的发展逐渐导致新的长时段上升期的先决条件形成。显然,这一上升期不具有必然性,国民经济体系自身的有机变化可以彻底改变经济进程。但如果没有发生此类变化,那么下降波之后,上升波一定随之而来。新周期不会精确地复制前一个周期,因为在周期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新的发展阶段,但新周期的一般性发展机制总体不会有变化。”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当资本积累足以更新生产的技术基础、形成新的生产力时,长周期的上升波开始,其特点是争夺销售市场的行情竞争加剧,社会紧张度上升。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增幅下降,自由资本数量减少,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和行情指数的变化,由此转入长周期的下降波。在这一时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技术的继续完善和工艺的先决条件逐步创造起来,向新一轮长周期上升波过渡的基础日臻确立。他指出,长期性固定资本要素(铁路、运河)的定期更新是经济发展长周期的物质基础。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持续时间不同的波动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的特性。经济波动与3种不同的经济均衡形式有关。康氏把经济发展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3类。中周期持续的时间为7~11年,短周期则3~3.5年重复一次。康德拉季耶夫指出,“经济保持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足以产生新型生产力的资本的集聚和分散机制”。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有其局限性。经济学界至今仍未最终承认康德拉季耶夫波。一些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依据康德拉季耶夫波构建模型,预测经济走势,而大部分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则对康德拉季耶夫波持怀疑态度或干脆否认其存在。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揭示的社会发展周期性规律对于完成预测任务极其重要,但同任何随机模型一样,康氏长波模型只是研究封闭环境下系统的行为反应。这类模型并不总是能够回答与系统本身性质有关的问题。系统的行为反应是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不过,系统的起源、结构、逻辑与其对象之间的互补关系等或许更重要。恰恰这些方面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提出系统做出某种行为反应的原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只是系统对既有外部环境反应的结果。目前,揭示此类反应过程的本质以及影响系统行为反应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许多人依据康德拉季耶夫、А.В.科罗塔耶夫和С.П.卡皮察的研究成果预测社会向持续危机时期过渡的前景的情况下。

长波理论奠定了长期预测经济进步的基础,有助于明确生产方式的基本发展规律,使康德拉季耶夫享誉世界。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持续革命论变成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任何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继续发展的潜力的观点都是反社会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人民的敌人”,长波理论也因此成为“大清洗”时期康德拉季耶夫的罪状之一。

(本文节选自 《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序言,钟建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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