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辑录

梦野千秋

1. 然而到了明代,戏剧语言大众化趋向事实上倒退了:作为一种由文人学者培植起来的文学类型,南曲(明传奇)远比北曲(元杂剧)典雅工丽。P11

2. 陈套的优雅: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语言已经装载着许许多多采自名家的诗、词、赋、骈文的陈套语句,以致于他们(元、明、清的说书人亦然)用起现成的文言文套语来,远比自己创造一种能精确描写风景、人物面貌的白话散文得心应手。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在“三言”那些故事里的数十位佳人和美少年中,难得有一张面孔可以清楚地摹想出来,因为它的描写通常是由一连串陈陈相因的比喻构成的。当然,在以各种诗词或韵文描写人物、风景时,明代的小说家们在技巧和抱负方面颇具不同:有的,如《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尽力避免雕琢描写;而其他作家,如《西游记》的作者则以大肆铺陈渲染异域风光为乐事,但总的来说,他们写人状物的较长段落中都通常可以见到隐喻性的古文词汇和使人联想到诗词或骈文的整齐的行文结构。如果说这六部小说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小说演进的明晰概念,那么,仅在乾隆年间(1736-1795)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我们才可见到可观的白话描写散文,而两者中,《红楼梦》里这一类描写文字的分量又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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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到了明代,戏剧语言大众化趋向事实上倒退了:作为一种由文人学者培植起来的文学类型,南曲(明传奇)远比北曲(元杂剧)典雅工丽。P11

2. 陈套的优雅: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语言已经装载着许许多多采自名家的诗、词、赋、骈文的陈套语句,以致于他们(元、明、清的说书人亦然)用起现成的文言文套语来,远比自己创造一种能精确描写风景、人物面貌的白话散文得心应手。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在“三言”那些故事里的数十位佳人和美少年中,难得有一张面孔可以清楚地摹想出来,因为它的描写通常是由一连串陈陈相因的比喻构成的。当然,在以各种诗词或韵文描写人物、风景时,明代的小说家们在技巧和抱负方面颇具不同:有的,如《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尽力避免雕琢描写;而其他作家,如《西游记》的作者则以大肆铺陈渲染异域风光为乐事,但总的来说,他们写人状物的较长段落中都通常可以见到隐喻性的古文词汇和使人联想到诗词或骈文的整齐的行文结构。如果说这六部小说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小说演进的明晰概念,那么,仅在乾隆年间(1736-1795)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我们才可见到可观的白话描写散文,而两者中,《红楼梦》里这一类描写文字的分量又不及《儒林外史》。P11

3. 《金瓶梅》的主要女角潘金莲平时说话的语言极为活泼本色,又夹杂着俚言亵语;但当作者描写她的心理状态时,却又总是使用流行散曲的语言,硬叫她穿上慵悃、娇嗔、憔悴等借来的衣裳,显得矫揉造作。P12

4. 就写世态的现实主义水平和写心理的深刻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堪与西方传统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的作品,但作者也免不了自讨苦吃地刻意维护故事堆积性的传统,附带叙述了许多次要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其实可以全部删除,以便把篇幅用在更充分地经营主要情节上面。P15 (失之武断,《红楼》无闲笔)

5. 但中国小说家一旦离开了历史记述,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去提供一个在人类兴趣上能与历史事件竞争的真实感。《水浒传》与《西游记》的作者仍然是诉诸于事实的权威,但此时,他们在没有可靠的史料或不愿利用史料的情况下,必须设法制造事实。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要使我们对他的故事感兴趣,还要使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对人类的重要性。以这双重的标准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游记》的喜剧幻想捕捉到了一种复杂的真实感;而《水浒传》虽以有力的写实开始,但终于为其难以置信的情节所累,使人看不出它是在叙述重大的史实。像一篇好的历史叙述一样,一篇好的幻想故事总告诉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些重要事情。P16

6. 然而,即便是最聪明的小说家,他对现实的描写,总不免要受到文化传统的道德、宗教条件的限制。他有从传统中选择各种不同因素来构成自己的世界观的自由,但却不能完全扬弃那个传统。P17

7. 在思想上,明代小说没有一部像《天路历程》这部纯粹的基督教作品那么纯粹。但是这种诸如混合主义,在有见解的作家手里却大为有用。明清最好的小说中,有几部极启人深思,正因为它们将各种不同的态度集中在一种无法协调的紧张情势中。P18

8. 说书人和小说家固然有许多可以标明为儒家、佛家或道家的共同信仰和态度,但我们可先注意两个指导他们描写现实不大与三教相吻合的大前提:一是他们完全接受壮丽与丑恶兼容的人生;二是他们对实现自我的要求寄予极大的同情,并在同情中掺杂着一种其自我毁灭倾向的恐怖感。这种对生命和自我的双重肯定,反映出市井——说话最初兴起的地方——粗野充沛的活力,尽管市井本身未见得不受到某些偏爱浪漫与英雄式自我的古典文学所影响。不可避免地,说书人和小说家也就分外强调三教中与他们大前提一致的那几个方面,结果儒教在某些类型的小说中,便主要以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形式出现。P18

9. 就这方面而言,中国说书人和小说家不分青红皂白地醉心于生活,可视为对于一种“整体真实”的一种不自觉的关注。至少没有一部中国小说有意地首尾一贯地是悲剧或是喜剧的;甚至以诗意的敏感著称的《红楼梦》也不逃避生活的生理方面,并且极自然地从低级喜剧突转到摧肝折胆的悲怆。但是这部小说毕竟还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看到的人生,将一切卑劣和崇高、兽性与神圣的东西往往包含在里面。P19

10. 因为醉心于生命,中国小说家似乎无法注意到现代西方文学常常描写的厌倦状态。极端英雄主义和极端歹毒的角色充斥在中国小说中,但这两种人都活得有声有色。当然在家庭小说中,我们常常遇到被剥夺应有的性幸福的女主人公。这些失意人的破坏性可能的确惊人,但却没有一位终于下结论说生活毫无意义,于是以玩世的心情无聊的活下去。她们会为幸福而奋斗,即使是最后遁入空门,她们也至少希望最后能在西天的极乐世界再生。P19

11. 如果说中国说书人由于忽视儒教对某些心理方面的注意,没有抱负去探求内在意识的世界的话,那么他们笔下那些行为超乎常情、显得有些荒唐的儒家英雄,则又暗示出与现代小说的另一种共通之处。白话小说中颂扬得最多的儒家德行是忠孝节义。理想地说,这些德行的培养,应当是一件双方互惠的事,诸如臣忠是因为君主贤明,妇贞是因为丈夫忠诚体贴。但在这些故事里,那些有德行的人物偏偏在无人欣赏时表现他的毅力;为臣的对昏君鞠躬尽瘁,并常以身谏,望他悔悟;做妻子的,即使丈夫有虐待狂,也始终不渝,并在他死后为他守寡,以便抚孤传宗接代。这种行为,今天虽常被当作盲从“封建主义”去惋惜,它实际上说明,荒唐的英雄乃是一位为某种理想可以奋不顾身以维持其个人尊严的人。P21

12. 尽管小说家同情个人追求幸福,但他只能以揭发昏君的罪恶、谴责其他残暴来附和传统的道德。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中国小说家看作是既支持个人自由又维护社会正义的人。P22

13. 一切讲史小说关心是秩序的重建,一切武侠小说注意的是公道的重振。P26

14. 在我们要讨论的六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纵情声色,有的古道侠肠,有的风流倜傥,有的落拓不羁,有的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反抗权威,有的骄傲自负,都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气质,这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P28

15. 事实上,明朝几位出版《三国》和其他演义小说的出版商也声称,这些著作是从司马光的编年体历史改编的,。并将“按鉴”(根据《资治通鉴》)一词加进书名中。P41(“按鉴”一词,初为本义,乃“按资治通鉴”。而此后便不单指通鉴,而是演化成“按各类史书”之义,如明末诸演义小说,岂独按通鉴乎)

16. 拿最为人所误解的人物关羽为例。对于任何一位不抱偏见的读者来说,很容易看出,罗贯中不是出于无心或草率而是有意采用了陈寿的观点,把英雄看成是一位缺乏指挥才干的刚愎自用的武夫,罗贯中写作时,关羽已成为民间崇拜的偶像(到清代他还将成为神),所以他赋予关羽作为圣人应享受的一切尊敬。他合乎时宜的特别提到他的堂堂仪表、尚武身材、修髯长须以及青龙偃月刀,而只要认为合乎情理,便要设法加深我们对他的大勇大忠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一件又一件事例表明他对策略的全然无知、孩子气的虚荣和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加上总的说来又很轻信,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他作为一个破碎了的偶像而死去,有几分值得可惜,因为他本人对自己的远见和勇猛非常自信。关羽的形象远不是像胡适所暗示的那样,给人的是一个不协调的印象。实际上,作者是将传说和历史中的关羽的性格之各个组成部分,在作品中协调地交织在一起,以塑造出一个有机整体形象。作者非常明确地表明,关羽的力量和弱点,都起源于他的过分骄傲和自信。P43

17. 三位首领——袁绍、袁术、曹操——之间的对话,起初可能并不令人在意,但细看终使人意识到每个人的说话都符合他们的性格。也正是因为这些小场景中的对话,逐渐加深了读者对书中主要人物真实性的印象。自负的贵族袁术,每每表现出对平民暴发户十足的轻蔑;袁绍则不像乃弟那么无礼,实际上,他一直注意培养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因而直到多年后惨败于曹操之手时,他始终享有手下杰出军师和大将如云的伟大首领的名声。在这一场景中,他的性格上的弱点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表现了出来:即他自己既愿意用关羽一试,但又怕华雄笑话。曹操最后终于击败了袁氏兄弟。就在这一事件中,他的高超的见识已可从他对一个人——不管其出身如何——能力的确信中明显的看出来了。P45

18. 罗贯中至少在他编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并没有以一个小说家自居。他偶尔也起来接受小说的挑战,但他惯常的优势却在于充当一个通俗历史学家,对于那种没有史料、全靠编造人物情节的规模庞大的虚构小说,他很少表现出才华。而当他的史料引他误入歧途——如赤壁之战中的几个片断——他对这些史料的进一步加工则仅仅加重了它们的幼稚性。P68

19.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展了中国的小说艺术,其一,它大量采用现代读者仍喜闻乐道的白话文体。其二,它塑造人物、铺陈故事时,能不为史实所囿。《水浒》的白话文体受益于说书艺人处甚多,但随之出现的两种倾向却削弱了小说不容置辩的成就。一种倾向是,书中毫无选择的引入说书人的套语行话。例如,在叙述和描写时插入无数的诗词骈文。另一种倾向是,在缺乏信史的情况下,便依据朝野轶事来编造历史。前一种倾向是明代白话小说的通病,甚而可视为古典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后一种倾向则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虽善于写历史题材,但是拙于创作其他模式所需的广泛的艺术想象力,《水浒》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写了不少江湖豪杰的故事,比《三国演义》的确具有更生动的现实主义特色。此外,《水浒》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中阴暗面的见解也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心理研究。然而《水浒》的结构是综合型的,虽然同普遍的看法相背,我还是认为它的艺术性比直叙史实的《三国演义》要略逊一筹。P77

20. 说书人当年讲这些故事,惟以取悦听众为务,未必会注意到个人英雄与结伙行凶的区别。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然而,正是因为小说对暴虐行为的颂扬主要是出于不自觉的,今天的读者不妨把七十回标准本(一百零八将受招安后仅仅成了官府的鹰犬,已失去其整体性),作为一个支持某种奇谈怪论的政治寓言来读。这个怪论就是,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七十回本《水浒》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P95

21. 宋江的性格一直使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明代伟大的评论家李贽认为他是“忠义”的化身,但是更有影响的评点家金圣叹却认为他只是一个伪君子,并将小说略作改动,使宋的虚伪更加明显。宋江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首领,但他口口声声忠孝仁义,确实有点令人费解。不过若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上联系李逵来看,宋江这个角色就不那么含糊了。两个人事实上构成一对互补形象,酷似西方文学中著名的几对人物: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梅恩津王子和洛果琴,伯劳斯佩罗和加利班。除了在山寨事务中积极发挥各自作用外,宋江和李逵这两个互补人物保证了小说主题的完整性,尽管书中常爱东拉西扯一些一成不变的情节。P104

22. 总而言之,宋江、李逵应当被视作是众人的艺术想象力的产物。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他们各有其传奇存在,但面对邪恶势力这一客观现实却无从着手。说书人并非仅仅是太拘泥于史实,因而没有让梁山好汉们最后得胜;他们或许确实为孔孟教义和豪侠心肠终不能战胜邪恶而感到迷惘。除了前几回对高俅的描写外,在作品中,四位奸臣都是老套子式的恶棍,不过,随着梁山英雄对争取皇上赏识和有所作为的计划越来越灰心失望,四贼对英雄们的恶意与仇恨也被刻画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真实。小说以豪放、刚猛的调子开头,却以幻想破灭、听天由命的悲怆调子结尾。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为了避祸而穿上袈裟的武松、鲁智深最后会真的潜心皈依佛门。可是鲁智深死时是一个大彻大悟的和尚,而断了一只手臂的武松则在佛寺中消磨余生。梦幻和神秘经历这时成了对壮志未酬的一种补偿。李逵除了在书中最后一梦里威吓过皇帝外,在九十三回,还写到他梦见杀死了四个奸臣。这个体现英雄夙愿的长梦纯属空想,但却是小说最后部分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尤其辛辣痛切的是,梦中的成功遂愿和醒后的无可奈何形成了如此尖锐的对比!即便是代表凶煞力量的黑旋风李逵,也只能在梦中取得他最大的成功。P108

23. 《西游记》中的唐僧至少是由三个不同的人组成的。首先,他是流行传说中的圣僧,一个使人联想到摩西和俄狄浦斯的神话英雄。……第二便是有可能上西天成为旃檀功德佛的唐僧,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中心。……因而吴承恩主要展示了他的第三个形象:一个进行一次危险的旅行,哪怕是一点点不便也容易使他不安的普通的凡人。P127

24. 除了扮演着别的神话角色,孙悟空同时还是一位禁果园的入侵者。P152

25. 虽然作者非常幽默地任八戒耽于食欲——在中国人看来,贪吃远比放纵情欲要少很多道德上的非难,又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材料(我们看到《水浒》中的英雄们都远避女色,尽管他们都是大肚汉)——却从没有让他放纵过一次情欲,相反,倒常因其易被挑起色欲而折磨他。P154

26. 韩南的《金瓶梅的原材料》提供的显著成果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作者对各种资料的大量借鉴和采用以及他的叙述的拼凑性质。韩南列举了八种来源:(1)长篇小说《水浒传》;(2)白话短篇小说;(3)公案小说;(4)文言色情小说;(5)宋代历史;(6)戏曲;(7)俗曲;(8)间有诗词的讲唱文学,特别是“宝卷”。在这八种来源中,俗曲用的最多,并且,根据韩南的看法,也是用得最为成功的部分。P173

27. 《儒林》是第一部有意识的从儒家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但是,与那种宣扬儒家英雄主义的历史小说不同,出于对统治者的行为和社会改革的失望,它的儒家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色彩。P217

28. 一个隐者的特殊荣誉是,当他为一个有德行的君主所寻访时他守志不阿,拒绝出仕,以全其道。他的才能实际上并未受到检验,但是他的忠告,哪怕是平庸陈腐之言,也总是被视若珍宝。他比朝廷的显宦重臣更为荣光,因为后者不过是皇帝的仆从,而隐士,只要他不出仕朝廷,就仍然是皇帝的良师益友。P221

29. 脱离上下文看,这个故事是一幅守财奴的绝妙的漫画,但是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在写这个精彩的篇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它是否合适?当严致和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钱、俭省、而又胆子小的人,但很快我们就看到,为了他哥哥的诉讼案子,他也花了十几两银子。他的第一个妻子王氏死时,王氏的两个哥哥支持他将他的妾赵氏立为正室,为了酬谢他们的帮助,严致和再三给了他们几大笔钱。在他妻子的葬礼上以及在居丧期间,他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一个真正的吝啬鬼不可能在他已死的妻子身上花费如此多的钱,也不至于在妻子死时那样不经心以致让两个舅奶奶将衣服、金银、首饰厚颜无耻的偷了去。在读这些关于严致和的有趣的故事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作者意在让他担任一个富有的守财奴的角色以便同他无赖似的哥哥作一个鲜明的对照。严贡生尽管为了捞钱机关算尽,结果仍是身无分文。但作者很快在严致和身上看到更大的喜剧可能性,即受贪得无厌的王氏兄弟愚弄的可能性,因而将他描写成一个软弱、轻信、郁闷乖僻,同时也不无铺张的人。然而,吴敬梓却又为严致和安排了一个两根灯芯的故事(这或许是作者虚构,或许是在一本笑话书中读到的),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难以割爱,这样,严致和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尽管这与前面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P229

30. 世界文学中几乎所有严肃的讽刺作家都是保守主义者。如果说一本关于冒牌文人的小说中强调正统的儒学和儒家伦理的重要性与小说的讽刺有着重大关联的话,那么,这正表明了作者的书生气和泥古倾向。作者鼓吹和提倡恢复古礼古乐,而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是“礼崩乐坏”了。P245

31. 小说的第三部分只是断断续续的讽刺。……此外,在一部分的讽刺篇章中,作者将他个人的好恶带进了对文人和一些乡野人士的评论之中。有关安徽五河的一些故事(第四十四至四十七回)尤其如此。其原因可以理解,五河代表者作者的故乡。在先前的关于儒林的故事里,吴敬梓旨在普遍的讽刺,但在这些故事里,吴敬梓屡屡告诉我们在五河所暴露出来的罪恶是那个地区所特有的,在别处却不尽如此。他显然已失去了讽刺时应有的自制。他已不再用他那温文尔雅、堂皇公正的惯常风格巧妙地赢得我们的信任,而代之以对那些不能认识他的价值的全椒的居民进行激烈的嘲笑和奚落,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们的庸俗和唯利是图。……在这些五河的故事里,作者的讽刺艺术变得带有太多的个人情感色彩而叫人不舒服,对此我们只能感到难堪。P246

32. 但是在最后一回里,还包含着一种顽强的希望,这就是,无论文人阶级会变得如何衰落,生活在更卑下的社会环境中的微民百姓终将推进发扬文化和道德的事业。……在如此简短的文字里,表现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尊严,这在中国小说里是少见的。P248

33. 在中国,琴棋书画历来是文人高雅的消遣和娱乐,但是对这四个新角色来说,这每一门艺术与其说是一种消遣娱乐,毋宁说是自我表现的形式,而吴敬梓似乎是赞同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观的,亦即,一个作家要真正表现自己,必然同时表现出善善恶恶的纯洁的道德感,否则是不可能的。P249

34. 曹雪芹和脂砚斋两个人都倾心于重温往事。但他们之间基本的区别还是应当强调的:一个怀着勇气和激情将自己的过去诉诸笔端,另一个则颇有些伤感地对作品加以评论。尽管脂砚斋偶尔表现出批评家的敏锐,但他惯于追忆那些引发出小说某些章节的人物和事件,而且似乎因此而产生出共鸣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可是,如果说脂砚斋内心深处实际上是要一个往事的忠实的记录而不是要一部小说的话,曹雪芹则一定感觉到那么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情不自禁地要去表现他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他首先是忠实于他自己的想象的冲动,这种冲动也并不一定等同于他坦白和忏悔的冲动。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尽量改写他的个人经历:他没有义务去详细的描述关于他个人和家庭的事实真相。如果没有脂砚斋,曹雪芹也许会更加孤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就不会如此经常地轻易乱改他的想象。P266

35. 读者先前或许以为宝玉即便不是一个大情种也是一个沾花惹草的男人,然而这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则有力的否定了所有这方面的联想。他不仅在一个放肆的挑逗他的女人面前全然手足无措,而且在晴雯的床边也显得颇为被动。他悲不能禁,不能自已。而恰恰是病入膏肓的晴雯主动地表示出她是多么需要他,表示她对他的一腔如火的爱情——她要茶喝;为过去没能表白自己的爱情,空使青春岁月蹉跎荒废而悔恨不已;猛地咬断自己的指甲,挣扎着脱下自己贴身的袄子赠给情人,以作为自己以身相许的象征,而以前的她由于过于坦直和骄傲而未能把爱情献给她的情人。正是这些言辞举动使得她的永别令人荡气回肠,弥久难忘。比之黛玉、宝钗、袭人来,关于晴雯的描写所占的篇幅极少,但凡在有她出场的情节中,她都是高度个性化了的,因此晴雯可以被认为是作者创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最令人叫绝,最为成功的一个。P296

36. 所以,表面上看,他写了一个具有佛道色彩的喜剧,展示出为欲望和痛苦所纠缠的人类的无望,以及主人公和另外几个出色的人的获得解救。但这些也仅仅是表面上的而已。因为读者必然会感到小说中描写的苦难的现实比之道家的学问远为深刻地触及到他的灵魂,他必然会对作者深沉博大的同情——无论是对年老的还是年少的,无论是天真纯洁的还是巧于心计的,无论是自我克制的还是放浪不羁的——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没有充分的同情心,人们就不能够估量到主人公最后的决定中所包含的痛苦;如果不是毫不留情的否定那世界,人们对于人类活动中那稍纵即逝的美与丑就无法理解。尽管主人公曾经一度想自我安慰,幻想在贪婪和仇恨的荒漠中维持一块美的绿洲,但最后他却不可避免的以悲剧而告终,而这个悲剧恰恰存在于爱和自我拯救这两个对立要求的激烈冲突之中。宝玉经受的磨难所包含的悲剧意味确实太浓重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宝玉在选择抛弃红尘这条道路的时候,也同时抱有一个幻想,这个幻想与人类之爱和同情相比实际上更加空泛和不切实际,尽管他最后的那种辛酸和漠然应该使我们相信他做出这种决定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当然,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绝不会完全就是作者自己。一个人觉悟之时,对他过去的历史是并不介意的,因为对于一个信奉佛教 遁世者来说,怀旧是不可能的,就像基督圣徒不会沉湎于过去一样。然而曹雪芹在倾其一生心血,描写宝玉和贾氏家族历史的时候,却既决心从人世红尘中寻求解脱,同时又留恋过去的繁华岁月,因此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深受其困扰、折磨的悲剧艺术家。P306

37.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与许多在明代才有印行刊本的爱情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使我们震动的是其对爱情和对道德的态度两下分离。P315

38. 西方人的想象力有个特点:如果某个人物想做的事与想象者本人的理想相符,就偏袒这个人物。所以如果韩夫人确实值得同情的话,那么她的拯救者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不体面,凭这一理由也就足堪赞赏了。P316

39. 然而,如同欧洲中世纪圣徒传奇、神话、莎士比亚的晚期剧本,甚至是《天方夜谭》一样,与其说中国典范故事往往注重实际生活的真相,毋宁说它更倾心于人的可能性。有时,当它非主要的现实主义达到很高水平时,它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的:人的努力的价值在一个几乎完全可理解的世界里被毫不怀疑的接受。在这个世界里,美德终获报偿,邪恶必被惩罚。典范故事使人头疼的主要是它天真而现成地用僵硬的天意去解释一切。而在我们看来,描写各种欢快的偶然事件中人的行为,同样也是说书人的职责。奇迹一旦变得平常,人类生活本身就没什么神秘性了。……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典范故事主要注意的是自我和超我,而道教故事则是本能的冲动向着玩笑式虚幻世界升华。道仙虽然超脱,但颇显得无聊、枉费心力;儒家英雄仅仅作为正义的工具,亦平庸无奇,其原因,追根究底,是他们自我本能遭到扭曲或压抑,以及他们未能利用性本能的帮助。P324

40. 中国文化的伦理倾向趋于对酒神本能的压抑。剩下的反抗性格,如无忧无虑的放诞、荒谬的自负之类的热烈本能都被赶进了带有超越利比多含义的道家与儒家个人主义形式的狭道。在实际行动的范围内,由于不能驾驭利用那使生活丰富的暗藏着的性本能,出现了一种经过调节的享乐主义的隐隐约约的容忍,形成为谨小慎微的正统派道德;在文学领域里,同样由于不能肯定这一生命力,导致了对悲剧性本能的压制、驯服,从而拒绝思索惊世骇俗的人性内容。作为纯文学主题,中国文学中的性爱倾向于与感伤情调相结合,它狂野的一面则很少涉及。随着通俗文学的兴起,生机勃勃的本能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P325

41. 因此似乎可以说,说书人对男女感情世界的探索只不过进一步肯定了他对于谨慎、中庸传统的尊重。他不能违悖中国传统思想——通常偏爱的是有节制的欢乐而非不受限制的激情,在强烈表现布莱克式的精力和酒神式的狂热面前本能地退缩。他对儒家英雄和道仙所持的全力颂扬的态度,与他对待既寻求自我满足又成为声乐之乐牺牲品的情人所持的矛盾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冲突。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态度才使得许多爱情故事免遭典范故事那样的命运,免于变成与现实很少联系的幻想作品。纵观中国文学,通俗短篇小说在描写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终在于对本能的自我的大胆描绘、对激情有益与破坏的方面所作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在那些最优秀的爱情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真诚的现实主义,它在对人类实际冲突的感情论证中,为我们解释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P329

42. 在《珍珠衫》中,毋须再谈及自我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要求。在这里,这种不可调和性在单个的自我以及所有高度人性化了的人物的冲突中得到了戏剧化的描写,这样有深度的小说实已取得理解上 的奇迹:“二郎神”和癞症病人的虚假的的奇迹在这里肯定格格不入。然而我们对中国小说的终极批评是:通俗小说中虽不乏其他好的故事,却只有一篇《珍珠衫》堪称独步;并且,据我所知,在小说发展史上,它还没有后继者。淫乱和柔情的主题,在两部著名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各得到了颇深的开掘,但两部书都还没有拨动正常人性的温馨而热情的音键,而正是这种人性的温馨和热情,才使短篇小说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在结构方面,几乎所有的中国小说都为并非总能帮助深化主题的过多人物事件所累。相比之下,即使按照中国标准仍算相当长的《珍珠衫》,却堪称严密和笔墨经济的典范。假如中国古典小说能以此为楷模,集中笔墨于主要人物场景,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而不是仅仅着力于纷繁的事件,它们本来是可以达到堪与西方以《克莱弗丝公主》为嚆矢,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最高峰的爱情或奸情小说相媲美的水平的。中国通俗小说中充满了荒诞,而《珍珠衫》则是其中经过变异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如果当时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一定会变得更优秀。P333 (对《珍珠衫》评价过高,且《安》也不见得是最高峰的爱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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