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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宗鲁《校勘学》发微

若农
在现代学术史上,《校雠学》是一部长期遭受冷遇的校勘学著作,作者向宗鲁(1895—1941)为近代蜀中朴学名家,名承周,原名永年,以字行,巴县(今属重庆)人。1915年,向宗鲁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受到当时蜀中名家廖平的赏识。1922年游武汉,结识黄侃、徐恕。1931年还重庆,先后执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41年病逝。 向氏专治校勘学,曾致力于《史记》、 《淮南子》、《管子》、《说苑》、《文选》、《史通》等典籍的研究,但除《说苑校证》外,皆无成书。幸得其及门弟子王利器、屈守元的整理,向氏《校雠学》、《淮南鸿烈简端记》等著作始得流传。
      《校雠学》本是向宗鲁在四川大学教授校勘学的讲稿,殁后由屈守元整理成书并在1944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向氏标持的“校雠学”实即校勘学,与当时通行的“校雠学”意义迥异。其书凡十二篇,是为《正名》、《原始》、《宗郑》、《评杜》、《明颜》、《申陆》、《议孔》、《择本上》、《择本中》、《择本下》、《取材》、《杂述》,其中《评杜》、《议孔》、《择本下》、《取材》、《杂述》五篇阙佚,只存其目。《校雠学》虽非完璧,但通过王利器、屈守元的评介,仍不妨我们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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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术史上,《校雠学》是一部长期遭受冷遇的校勘学著作,作者向宗鲁(1895—1941)为近代蜀中朴学名家,名承周,原名永年,以字行,巴县(今属重庆)人。1915年,向宗鲁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受到当时蜀中名家廖平的赏识。1922年游武汉,结识黄侃、徐恕。1931年还重庆,先后执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41年病逝。 向氏专治校勘学,曾致力于《史记》、 《淮南子》、《管子》、《说苑》、《文选》、《史通》等典籍的研究,但除《说苑校证》外,皆无成书。幸得其及门弟子王利器、屈守元的整理,向氏《校雠学》、《淮南鸿烈简端记》等著作始得流传。
      《校雠学》本是向宗鲁在四川大学教授校勘学的讲稿,殁后由屈守元整理成书并在1944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向氏标持的“校雠学”实即校勘学,与当时通行的“校雠学”意义迥异。其书凡十二篇,是为《正名》、《原始》、《宗郑》、《评杜》、《明颜》、《申陆》、《议孔》、《择本上》、《择本中》、《择本下》、《取材》、《杂述》,其中《评杜》、《议孔》、《择本下》、《取材》、《杂述》五篇阙佚,只存其目。《校雠学》虽非完璧,但通过王利器、屈守元的评介,仍不妨我们对全书主旨、结构的理解与把握。笔者不揣浅陋,以为向著《校雠学》在现代校勘学史上是成书较早、自成系统且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佳作。兹就其书,考述向宗鲁之校勘学,以表现向氏校勘学之主张及其为校勘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努力。 为了便于行文及避免误会,文中在述及向氏“校雠学”时,除非特殊的语言环境,则一律以今日通行的“校勘学”表出,希读者察之。

                                               一、离合之间:为“校雠学”正名

      “校雠”一词本作“雠校”,语出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 “校”的本字当作“搉”,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敲击”的意思,引申为勘核之意,而“校雠”的本义即指文本的校勘, 这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在民国学术史上,以“校雠学”一词指代古籍整理的“治书之学”,曾经长期流行。范希曾最早为“校雠学”作了如下定义:“细辨乎一字之微,广极夫古今内外载籍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类终,明其体用,得其䚡理,斯称‘校雠学’。”(《校雠述林》)胡朴安、胡道静合作的名著《校雠学》继承了这一说法:“校雠学者,治书之学也。自其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异同而求其正,谓之雠校。此刘向《别录》之义也。自其广义言之,则蒐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釐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 这实际上是将校勘、版本、目录等所有有关古籍整理的学科统统涵纳到了“校雠学”之中,与今天的文献学相比,其差异几乎仅在于名目的不同。大约与之同时的以“校雠”为名的著作,如杜定友《校雠新义》(1930)、蒋元卿《校雠学史》(1935)、张舜徽《广校雠略》(1945) 等对“校雠学”的定义并无二致。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程千帆、徐有富仍以之为著作之名。 足见这一观念流行之深远。
      现代“校雠”的观念导源于郑樵的《通志•校雠略》,积重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到了近代,如上文提及的范希曾、胡朴安、蒋元卿等“校雠学”家秉持郑、章二氏的遗说,努力将本已独立存在的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重新纳于“校雠学”的名目之下,使之成为一种“新学”,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于“校雠”一词的本义已被无视而隐然变作约定俗成的名词为学者所用。 当时如陈垣、胡适等学者皆提倡“校勘学”而不取“校雠”一词命名,除了承袭清人的用语习惯外,是否有意避开与“校雠”一词的纠缠,我们暂置不论。但向宗鲁则一反此说,明确表达了对误用“校雠”一词的反对,他认为:
      “昔人校雠之名,本以是正文字为主。而郑樵、章学诚之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雠之名,翩其反矣。……辨章学术者,校雠之余事;是正文字者,校雠之本务也。……彼踵武郑、章者,乃欲以蹈虚之业,易征实之功,显与《别录》之言相背,未尝一顾,而曰:子政之校雠固如是也。不亦悖哉!”(《正名第一》)
      在向氏看来,“校雠学”(实即我们今日所讲的校勘学)的“本务”就是“是正文字”,“辨章学术”是“校雠之余事”,前者“征实”,后者“蹈虚”,郑樵、章学诚“冒尸校雠之名”,与刘向《别录》的本义是相违背的。那么通行的“校雠学”名实不符,自然也就不能成立。如此严格地循名责实,其目的固在为“校雠学”“正名”,而“正名”的意图,盖尤欲使校勘学完全脱离“治书之学”而独立,不复为当时流行意见所左右。因而他罗列了稠叠的证据,意在证实“洛诵讹编,率由误简。寻文考义,理难遍通;空语辨章,何由质定?”的论断,借以提高校勘学的身价,反驳“辨章学术为难,是正文字为易”的“昧者”之见。 为此,他甚至在《正名》篇末附录了清人段玉裁的那篇《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的名文为其说增重。我们承认他的举证足以支持他的论点,但对于他汲汲创辟的“校雠学”的学科范式的划定则嫌语焉未详,恐是其短。
      向宗鲁的主张以现代学术发展论,符合学科划分日益精密而渐趋各自成学的发展规律。应当承认的是,在校勘学与目录学、版本学本已各自独立成学的当时,仍然主张以“校雠学”指代“治书之学”的学者,其综合诸学科并使之共成一体系的用心,与现代文献学建立者“不尽同而可相通”。至于诸门学科彼此之间是否真的不可或缺而必须共系于“校雠学”抑或“文献学”的范畴之内方可存在,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向氏对此的态度显然是否定的。
向氏在篇中引及清人李兆洛《顾千里墓志》的一段话:“郑渔仲辑《艺文略》,始附以校雠之名,然其所言校雠之事,惟编纂类例,搜求亡书,不啻灌灌,则尚是目录家也,不与校雠事。” 表示了他的观点渊源有自。实则这一主张在当时也并非为向氏独持,如余嘉锡即曾指出:“案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 余先生旨在为目录学正名而点到即止,尚未及向氏批判成说的深刻。但二者在反对学科综合、期望自身研治的学问保持独立的主张上是相当一致的。
然则向宗鲁所欲建立的“校雠学”亦即校勘学体系是怎样的?

                                                 二、校勘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校勘学本不是“口耳之学”,治此学者自以实践训练为宜,所以陈垣讲授校勘学,索性选择一部适合校勘学训练的沈刻《元典章》作为教材,在实践的过程中归纳校勘的“义例”, 这与其后来讲授“史源学”的方法是一以贯之的。但纯理论的构建并非陈氏所擅长,这也是陈先生有《元典章校勘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丰硕的校勘学成果,却无系统的校勘学理论著作的原因所在。向宗鲁的做法则不同于是。他把《史记》、《淮南子》、《管子》、《文选》等研究有素的典籍作为讲授对象教授诸生,根据现存的资料(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史记讲义》、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八代文讲义》)和他的学生们的回忆,他的讲授是很偏重于校勘学的,这与陈垣的选择专书讲授校勘学的方法大致相当。而他撰著《校雠学》,则旨在于校勘实践之外,创辟一独立的校勘学理论体系。可惜的是,由于书稿的残缺,使这部在校勘学史上拥有非凡意义的开创性著作终不能以完璧传世,而向氏所要建立的校勘学理论体系自也无法以全部面貌示以后人。
      王利器先生的《赞辞》与屈守元先生的《附记》同时完整地记录下了由向宗鲁手定的《校雠学》目录。作为全书的纲领,这节文字极为重要,我们不惮词繁,引录于下:
      一曰正名,释校雠之名义;二曰原始,述斯学之起原,及二刘之梗概;三曰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雠者,以为校雠规例;四曰评杜,取杜氏《春秋集解》之涉及校雠者,论其得失;五曰明颜,黄门家训,多涉校雠,今表出之,而以颜籀《汉书注》、《匡谬正俗》之涉及校雠者附焉;六曰申陆,取《经典释文》之论众本得失者,为广申其义;七曰议孔,取《五经正义》之涉及校雠者,议其得失,贾公彥诸人之说附焉;八曰择本上,论石经;九曰择本中,论古抄本;十曰择本下,论刻本;十一曰取材,论类书古注所引须谨慎,以药近人窜易古书之失;十二曰杂述,古人及清人之从事校雠者,前目所不能该,于此杂陈之。
      根据这十二篇(实存七篇)的主旨,大致可将全书分作三部分:第一,《正名》篇,意在为校勘学“正名”,已如上述;第二,从《原始》至《议孔》凡六篇,以人为纲目,先后选择了在校勘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刘向、歆父子、郑玄、杜预、颜之推(附颜师古)、陆德明、孔颖达等学者进行论述,评骘其校勘学得失,当然,应当还包括已经佚失的《杂述》篇所涉及的“古人及清人之从事校雠者”,实则是向氏归纳的校勘学史;第三,《择本》三篇及《取材》,分论石经、古抄本和刻本,则涉及到校勘学的方法论层面。
      一门学科的阐述,必当追溯其源流。先于向著成书的“校雠学”著作,几乎无一不涉及到“校雠学”史的梳理,自然也涵纳了校勘学史。这些既存的学术成绩,本来为向氏的归纳梳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堪供借鉴取材,但向宗鲁的兴趣侧重似乎不在于此。第一,向氏择取了在校勘学史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数学者分别进行专篇讲述,在体裁上类似“学案”体,但仅就这几位学者讨论,显然尚不能将校勘学史表述完整;第二,对这几位学者的校勘学成就,向氏侧重于“评”而不止于“述”,其评判则完全依据自己治学玩索的心得,不轻易依附成说,也因此他的举证具有极高的校勘学价值;第三,通过对诸人校勘学成绩的评述,向氏表达了其自身的学术态度和观点,他推崇的是二刘、郑玄,奉之为校勘学的圭臬;对颜之推、陆德明,也表示了相当的肯定;而根据向氏的手订目录,其对享有盛名的杜预、孔颖达等则似颇有保留。褒贬议论之间,实际上已寄寓了向氏的一家之言,表达出其自身的学术态度,如选择校勘底本之严格、采证须旁征博引、勤于校勘、谨慎改字,等等。对于唐代之后的校勘学家们的具体看法,因为《杂述》篇的佚失,我们尚无从判断。
向宗鲁从《七略》、《别录》、《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书中勾稽刘向、歆父子校书事业,并“参验子政诸书叙录,及旧辑《录》、《略》,撮其指要,括以八目”,是为“聚本”、“去复”、“正讹”、“补脱”、“异文”、“别义”、“编次”、“定名”,以为刘向校书“规模既远,衣被无穷。春秋以来,六艺折中于夫子;西京以降,群书删定于子政”, 这是极高的评价了。他在篇末附录了章太炎的《征七略》并以小注的形式对章文进行发挥或者异议,实则阐发了自己对《七略别录》的研究心得。 对于郑玄,他认为是“游、夏以来,盖未有匹”的学者,仅从篇题的一个“宗”字,也足见向氏对郑玄的推崇备至。他肯定郑玄“必聚众本”而后“衡量诸本,采其从违”的方法,尤其表彰其“非好为改字”的谨慎态度;又根据郑玄的三《礼》注,归纳出郑玄校勘学的几则条例,曰“有以记载之实数核之者”、“有以本文之上下推之者”、“有以文章之节次勘之者”、“有以本书正本书者”、“有以他书证本书者”,并指出“后世校雠之规,略具于此矣”。 颜之推被公认为是南北朝后期综合“南北异学”的杰出学者,向宗鲁更根据《颜氏家训》,发掘出若干实证,以明颜之推对当时南北经学的融会综合、各不偏废,尤以颜氏“取材之博”为“校雠之良规”。 著有《匡谬正俗》、《汉书注》的颜师古,也因其“凡厥匡正,咸有据依”,“稽撰群言,辨其同异”,“择本之严,雠校之勤”, 得到向氏的认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更因旁征博引、校勘精审,被作者誉为“经义之邓林,校雠之准的”。
      胡适在为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所作的序言中,曾对“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现象深致不满。 倘若向著《校雠学》没有《择本》三篇与《取材》篇的设置,作者自然也无法避免这类指责。
已佚的《取材》篇旨在“论类书古注所引须谨慎,以药近人窜易古书之失”,实则引书不谨本是古人著述的惯技常态,如清人卢文弨即指出,“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 朱一新也说,“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引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尤其反对清儒“据类书以改本书”的做法。 我们怀疑向宗鲁在该篇中的讨论与卢、朱二说当无异致。
      《择本》上、中、下三篇分别涉及石经、古抄本和刻本,追溯各自的源流,讨论彼此的校勘价值。《择本上》历数自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以至清代石经,各有考述,而对颇存争议的“名儒不窥”的唐石经以及五代时期的蜀石经着墨尤多。他认为,“夫石经著而古本亡,刻本行而石经晦。然则唐石经者,固今本之祖祢,而古本之云礽也”; 蜀石经则“征殊文于往志,综坠绪于残编”,“诚稽古之盛业,学林之大观也”。 自雕版印刷术流行,刻本行世,石经在校勘学上的价值自不能与此前相匹,故作者考述自宋代以降石经的篇幅显得颇为短促。讨论古抄本的《择本中》篇,以大半篇幅讨论了日本所存我国古抄本文献(五经、《文选》、《蒙求》等),这在同类著作中殊属少见,表明作者的学术视野并不局限在禹域之内。屈守元的《附记》推测此篇“未成者当涉及輐近所得敦煌写本也”,作者在评介日藏写本《文选》的自注中言道,“敦煌所出,亦有唐写《文选》残卷,详下。” 则完全证实了屈先生的推测。对敦煌文献的关注,表现出作者注意于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可惜这一节没有完成。

                                                            三、几点待质的推论

      向宗鲁在四川任教时,曾教授《八代文》的课程,致力于对六朝文学的研究,因此本书在行文上运用典雅的骈文,自不必怪焉。每句之下又附识详审的小注。平心而论,这种体裁的采用在客观上对本书的传播是一种制约。既然有志于学术的创辟,何不以通俗易懂的行文抒发己见,以便普及?王利器先生在卷首《赞辞》中称此书“义据宏深,文章尔雅,求之古人,当在《文心》、《史通》之间”,今观其书,无论篇目的拟定,抑或在行文上采用四六骈文,似乎都表现出向氏对《文心雕龙》与《史通》的刻意仿效,尤其联系向氏生前曾用力于对浦起龙《史通通释》的订补,种种蛛丝马迹,均使我们怀疑王利器先生的赞语是否在变相地为乃师交代撰著此书的某种初衷?
      《校雠学》在论述时代上详古略近,即使将已佚的五篇补齐,对宋代以降的校勘学的论述也殊为疏略。上文曾表及向宗鲁与余嘉锡的持论颇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余氏在北京教授目录学,所编讲义流传极广,这部后来改题《目录学发微》的名著即“意在详于唐以前” 而对宋代以降目录学仅仅略涉官修书目而已。这两部著作,分别是目录学史与校勘学史上的带有开创性质的扛鼎之作,而二者之间又颇存相似的微妙关系,是否意味着向著《校雠学》对余著《目录学发微》的某种承袭,或者参考?这一猜想能够得到证实的前提首先是向宗鲁具有见到余著的机会,这里似乎当作阐述。著名学者杨树达与余嘉锡是终生的挚友,对余氏的目录学推崇备至,如在1929年7月21日的日记中盛赞他的《目录学讲义》“透辟精审,其专门之业也”, 而徐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与杨树达的学术交往非常频繁,因此向氏通过好友徐恕而得见余嘉锡的《目录学讲义》,是完全有可能的。
      1922年到1931年前后几十年间,向宗鲁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旅居武汉,因生活优裕,故能潜心治学。在此期间,他与黄侃(季刚)、徐恕(行可)来往最密。黄侃为章太炎入室大弟子,为学一遵朴学路数,“以刻苦自得为宗” ;徐恕更是近代藏书名家,治学亦与黄氏为近。向宗鲁的学术宗尚,自早年起即表现出了与颇有奇诡善变意味的蜀学格格不入的倾向,其早期代表作《说苑校证》即是显证。纵观其一生为学,实际上正是恪守着清代乾嘉朴学的学术范式,这与黄侃、徐恕的学术追求如出一辙,因此,他们在学术上的投契及相互砥砺是可以想见的,如《说苑校证》的完成即颇得益于徐恕富赡的藏书。但可惜的是,相关的第一手材料的缺乏——如黄侃日记在抗战时期佚失 ——使我们难以确知他们在武汉的学术交往的具体活动,这是很可惋惜的。 仍然回到本书,《择本中》详于日本所藏华夏古文献的介绍,而向氏的这一学术认识的建立及成熟,首先应渊源于清代朴学家对日藏华夏古籍的重视,但与黄、徐的关系似亦未可轻视。黄侃曾长期寓居日本,对日本所存华夏古籍知之素稔,徐恕也颇重日本汉籍的收藏。向宗鲁在书中引录了黄侃为徐恕所藏日本《文选》残卷的一则题跋, 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一条较确实的依据。
      虽然向著《校雠学》并不能臻于完备,但允为校勘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后世的校勘学理论著作,均不能越出向氏构建的校勘学理论体系(如江辛眉的《校雠蒙拾》即明显存有此书的影子)。作者英年早逝,寿仅46岁,而一生黾勉治学,刻苦自得,所培养的学生如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等皆著学名。向氏著作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以上所述,独就其《校雠学》阐释说明,固卑之无甚高论,尚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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