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陈冲 本色陈冲 7.0分

一些深刻的

林薇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

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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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

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是很少缅怀的人。一是生活太匆匆,二是她不允许自己感伤,因为感伤会影响她做实际工作的力量。在人前她总有极好的克制,甚至被美国同行戏称为“Tough Cooky”(坚硬的饼干——直译),谁会想象她有此刻这副黯然神伤的模样?谁会想象她站在这两棵并蒂的树下,凭吊她的初恋呢?

那时她已懂得,硬闯经纪人公司,不会有任何结果。人们不接受她。人们不需要她从中国带来的“最佳女主角”桂冠。或说她的桂冠太不足以消除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成见。(编、导、演的造作,政治宣传的题材,简陋的制作,等等)甚至在一次谈话中,一位经纪人直截了当对陈冲谈起中国电影,用一种谈儿戏似的好笑口吻:“中国电影都那么⋯⋯让人看着难受,好像每个故事都在控诉⋯⋯”

陈冲回答他:“是的,我和你的国家不同,我们的确经历了那么多灾难,生与死的命题是日常命题。我们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联系着国家、民族、政治,因此我们不可能不在表现一个人的命运时涉及其他一些大的概念,甚至涉及到中国漫长的历史。而美国人的主要压力来自个人奋斗,个人成败。你们的日常生活是真正的日常生活。我们不是故做深沉,正如你们也不是故做轻松,故做若无其事。” 经纪人蹙眉微笑,显然被陈冲的这番话触发出了思索。

  在离开这家经纪公司时,陈冲侥幸自己的英话水平己容她如此雄辩和具有说服性。刚开始在美国生活时,她明明感到一个人在对中国的某事物发谬论,她堵了一嗓子的驳斥,却往往输掉一场争论。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每小时一百元的台词课很值得。这个对中国电影既无知又不买账的美国人相反对她重视起来。

 然而陈冲不甘心只在好莱坞的边缘游击。想进入好莱坞“正门”,没有一个得力的经纪人是不可能的。朋友们开始为陈冲“摇羽毛扇”。不管你厌恶还是欣赏好莱坞的风格,包括为人处世风格、生活风格、谈吐风格和服装风格,你必须先掌握它。”一位朋友说。

  陈冲明白他的意思。她什么风格?到顶是个美国穷学生风格。常是汗衫短裤,满脸朴实再加一只双背带大书包。她始终以自己的本色为荣。

  另一朋友说:“你看看你:赤脚穿鞋,赤裸裸一张脸(无妆),像要进好莱坞吗?人家当然不买你的账,首先你也没买人家好莱坞的账啊!陈冲手指着自己:我涂了口红的!朋友说:不行,不够。你得显出中国影后的气势来!让人乍一看,就:嗬,有来头,有谱!谁有谱?谱都是摆出来的!陈冲想:我可摆不了。朋友还说:你的名字也不行。谁念得上来?见面头件事你得教人念你名字。英格丽·褒曼当时被邀请到好莱坞的时候,经纪人头一次见她,两件事,一是请她去整整牙,一是请她改名字。说她的名字美国人很难念得上来。褒曼说:“我相信不久美国人就会很顺口地叫出英格丽·褒曼这名字的!”当然她很运气。无论怎么说她是个西方人名字。

  陈冲表面上不在乎,心里却认为朋友们的话有一定道理。在美国,presentation(包装、呈现形式)太重要了。她往往收到一只礼盒,装潢精美得吓人,里面往往是极日常或廉价的东西。再好的品质,再贵重的内涵,没有装潢不仅不成体统,有时甚至是得罪人的。这是一个中国与美国文化心理上的区别。既到了一方地域,就要尊重这一地域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有“入乡随俗”一说。难道非用Chen Chong让人去张口结舌一番,才证明自己多么“中国”,多么国粹吗?

  于是一家经纪公司收到了这个叫作Joan Chen的中国姑娘的简历。

Joan出现了。穿上了白色的高跟鞋,长发虽无修饰却梳洗得平整光洁,一匹黑缎样的披下。她也想过打捞“蝎虎”点,但想想又觉不妥。她的气质和美永远沾淳朴的光。艳丽,是艳不过那些金发碧眼、企图在好莱坞凭“艳”去打天下的女子们。况且,与她们如出一辙,抹杀自己形象上的特色,十分不妥。陈冲也明白自己不具备那样的身段:西方人特有的体长四肢和“七比一”的比例(头与躯干的比例)。

  陈冲便开始为自己设计“包装”。打开衣橱,目光从不多的衣裙上扫去,再扫回。她拎着那套白色的棉布衣裙。它领口稍袒,无袖,边缘缀着中国传统的镂空绣。它的式样简单到极至,因此抵消了刺绣带来的繁琐。

  陈冲对着镜子站着,严峻地瞪眼抿嘴。她发现这套布衫布裙丝毫没有在她的“本色”上强加任何矫饰感。它呈出她浑圆的、晒黑的手臂,露出她长长的、线条分明的脖颈,多少纠正了东方人纸人般的苍白。满意了,她钻进汽车,按地图上标好的方位来到一个招考地点。这是经纪人为她推荐的一次较重要的机会。

 “开始吧。”主考人已饶有兴味地打量陈冲。 陈冲走到房间中央。松弛,她对自己说。在美国演员中,甚至在普通美国人身上,陈冲总结出一种与当代表演很重要的素质,就是他们的松弛。他们从来不拿腔作势。经过中国表演训练的陈冲,要习惯以“不演”来演,需要一个过程。她提醒自己不端身架,不走台步,不让眼睛一朝镜头就聚光,也不绷紧嗓门去含台词。松弛是关键。

  松弛又谈何容易。这是她头一次涉身于一个女主角的招考。它决定她今后的事业,甚至决定她今后是否演下去的大前题。这一考之后,她是做Joan Chen在好莱坞立足,还是回学校做她的Chen Chong,她就将有个定数。

几年前,在祖国,陈冲是从不必为一个角色(无论它如何重要)去争的。那时有许多剧本被送到她手里,由她来挑。第一女主角都是送上门来的。她的挑选只是在若干女主角中挑一个她中意的,她认为可爱的。而她现在要争的角色,从她本人好恶来评判,是可憎的。纵然它可憎,她也想得到它,因为它重要,它将是她新的起点。一切又都回到了起点。她站在人们指定的方位,接受人们的挑选。没什么不公平,谁让我永远不知足呢?陈冲想。

 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她自己呢?!”

 导演哇哇叫了句什么。全场静下来,摄影机开始转动。 陈冲抬起头——作者略微吃惊地看见眼前这个全然不同的陈冲。不再是刚才那个边背台词边玩闹的陈冲了。像是她扮演的那个人物突然附体,陈冲顿时停止作为陈冲的存在。人物在讲着什么,慢慢站起,很微妙的几番眼神变化,两滴泪水滚出眼眶⋯⋯导演叫停。

  陈冲低下头。似乎一时还不能回到现实中来。而不能回来又使她感到几分尴尬。

  导演跟某个部门讲了几句话,走到陈冲面前,对她轻声说了些什么。

  再次开始,陈冲又在同样的节骨眼上流出眼泪。这样一共重复四遍。陈冲的表演每次都有微小的改变,但从不误那个声泪俱下的情绪点。她对人物心理节奏的安排是极精确的,她对自己台词的处理也是极精心的:台词催动观众的心理节奏,观众和她的心理节奏渐渐合为一体;在恰好合上时,她的眼泪流出来。

  作者感到陈冲平素的玩笑也好,散漫也好,都不能代表真正的她。骨子眼里,她是个用功到极点的人。这用功将她做人的真诚藏在演技后面。她演得很轻松,可她活得一点也不轻松。导演叫“停”。陈冲走出场地。导演嚷嚷说“很棒”。

有记者问:这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的角色选择?陈冲说:我想会的。我不会演反对我们国家的戏,也不会

演太暴露的角色。这是我的两个原则,在扮演美美前我就是本着这两个原则的。《大班》对我是一个考试,从中我看到我的民族对我的接受限度。这个限度我不愿过分逾越,因为这里有个民族感情问题。我怕伤害我和我过去的观众之间的感情。你曾经有过他们,你就不愿伤害他们,失去他们。

 陈冲:(接着道)假如导演不尊重合同,我就罢演。先让我的工会和律师出面,警告他一下!⋯⋯昨天夜里我翻来覆去,越想越烦——有的时候说好的事情,做了规定的事情,到了现场我还是控制不了局面!心里特窝火!这个头不能开:这回你让他偷了一个角度,下回准会犯更大的规!一点步也不能让;让一步,他当你孬种,就得寸进尺!

  作者:先冷静。等看了样片再说⋯⋯ 陈冲:凭直觉我就知道那个镜头肯定越轨。在律师发给导演书面警告之前,我不拍戏。拍不好的!

  作者:这不跟导演撕破脸了?大家撕破脸,接下去拍戏,合作气氛不就差了?

  陈冲:你放心,这儿的人皮都厚!事情闹完,谁都跟没事一样!罢演啦,警告啦,都是常事,不伤和气的,就是伤了和气,到拍摄现场也不会有尴尬。好莱坞官司多了,哪里尴尬得过来?

  (作者蓦然想到不久前看的一篇对陈冲的专访,问到中国导演与演员的关系,陈冲回答说“像个大家庭”,她告诉记者:一个剧组朝夕相处,没有等级、主次关系——都是拿同样一份工资和劳务补助。有时剧组一同去导演家做客,导演的妻子给大家做饭。记者无法想象那样的剧组关系。现在的陈冲已习惯好莱坞的剧组关系,并认为它也不失优良:少些情谊,也许少些虚情假义,一旦需要坚持原则,情面可不必顾虑。原则是由法律来保护的,法律可以使一个势单力薄的女明星生活得省时省力。)

“那么,我让步吧。”贝托鲁齐对罢演的陈冲说。 这时导演意识到,一个勤勉的、有才气的演员并不是“乖”的,始终“听话”的。陈冲已在全组人员面前要了他的好看,表现了她的“不乖”。他却不得不承认她占着理。

  况且陈冲在多数情况下十分听话、十分合作。一次她提出想看由潘虹主演的《末代皇后》,贝托鲁齐反对说:“我不希望你看。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人的影响。而且,我看了《末代皇后》之后,感到很失望,几乎想放弃《末代皇帝》了。”那回陈冲是听话的,硬是没去看。她尊重导演,而他自己并没有给予这个年轻的女演员对等的尊重。 以一个艺术家的诚恳,,贝托鲁齐向陈冲道了歉。陈冲很感动。但她仍要求贝托鲁齐将一切付诸白纸黑字,必须有一纸书面保证书——保证那条事故裸露的胶片将来决不被用在剧中。贝托鲁齐已了解到陈冲的犟,便照她的要求写了书面保证。 这样,贝托鲁齐才又重归他的摄影机旁。

 陈冲笑道:“反正不少。我妈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太舒服,那就对了,那是因为你处于学的状态。学总是比你本身的状态要紧张,所以你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我奇怪,为什么老让自己不舒服就是对的、好的?”

  坐定了,作者说:“感情问题。你有什么见解、看法,就随口谈。”

  陈冲大眼一瞪,意思是:这要说的可太多了,或者,这有什么可说的。

  作者:读了你和Thanspacific杂志的记者谈到你对婚姻、同居之类的事的看法,有点青年爱情指南的味道。你说:如果跟一个相爱的男人在一块,三个月之内,他不跟你讨论未来,那就没有什么未来。那就趁早不跟他瞎耽误工夫。(译文大意。反正英文被翻译过来也指望不了太原本。)

  陈冲:嗯,我说过这话。有的人什么都好,就是不想做起码的承诺。就是不想结婚。这种人再好我也没有兴趣。如果他不是本着结婚的初衷来接近我,那我和他根本不是一条起跑线。不管这关系最终能不能发展成为婚姻,但是否有结婚的意图决定这爱情中有多少庄严的成分。我很在乎这份庄严。也许太古董,但我就是这样的人。有些男人条件非常好,对我也J非常好,可一开始没有婚姻的意向,我就会尽快中止和他的感情发展。过一阵子,他倒又想到结婚了,郑重地再来开始和我接触,我会告诉他:已经晚了。因为这一点,我大概也错过不少好的人选。

  作者:你还在同一次采访中,带倡导性地说;不到结婚,千万别和那家伙住到一块去。你反对同居啰?陈冲:这完全是个人好恶问题,谈不上反对、倡导。我反正不跟人同居。谈恋爱可以,同居女人容易被动。

 陈冲:最后—次见面是在洛杉矶。他走后,我有个预感,我不会再见他了。我对他的漠然、温吞水态度厌倦了。想了结了。送他去机场,回到家一眼看到他留在浴室里的洗发香波,心里真不好受。当时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又想考验一下自己,看能忍到什么程度。那瓶香波一直搁在原处,每天看到它,眼中钉一样,但就是不去扔。就那么熬,相信没有熬不过去的日子。果然熬过来了,你看。

  作者:就是那一阵吧,我在芝加哥闵安琪家见到你,你好像挺乐呵的!

  陈冲:谁都觉得我整天高高兴兴,我参加的所有摄制组,所有人都觉得我无忧无虑,有时候为全组那么多人烧一大桌中国菜。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演员,澳洲人,对我说过:“很少有男人能够使你愉快,因为你给予得太多,他们不能像你这样给予,因此他们怎么能使你愉快呢?”我不知道他看得对不对,不过他至少看出我真实的一个层面。

  作者:你现在还留恋单身时的那段生活吗?  陈冲:偶然会留恋一下。那时候,我也是想自己过试试看,看没爱情是不是真的过不了。我下决心好好过,多款待款待自己。一个人过,不好好的过就更凄凉得慌。我把我的房子收拾得整齐、漂亮,自己给自己买玫瑰。有空坐在阳台上,放一盘大提琴曲——我最喜欢大提琴,泡杯茶,写写东西看看书。那一段是我单身生活中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我特意把整个家的布置都拍成相片,现在看看,挺像样的,绝没有男女单身汉那种自暴自弃,好像日子过的挺有劲头,挺蒸蒸日上!

  作者:我看了那套相片。看上去像个会享受的女修士的房子!

  陈冲:那时我妈妈在我身边待的时间比较多。我哥哥也在洛杉矶,所以我感情上不是完全被架空的。从外景地回到家我会跟陈川跑去看博物馆,看画展,跟他讨论些问题。跟自己哥哥是不怕讲错话的,胡扯也没关系。后来我们兄妹想起在一块出一本画册⋯⋯

  作者:(插话)你配诗他作画的那本吧? 陈冲:嗯,我觉得英文部分写得比中文好。

  作者:好像你更习惯用英文来表达了。 陈冲:有的感受适合用英文,有的适合中文。要是允许我一篇文章用两种文字,保证最生动。

 “这个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陈冲在《双峰》获得轰动效应时说道:“她所做的事,她的行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做。甚至不能想象。幸运的是,我也不必去做那些事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不同意她的行为准则,但我仍爱她。演员应该有一种宽大为怀的懂得;懂得善善恶恶都是人性。不能够用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准绳去衡量你演的角色,那样会使角色限在很幼稚的‘好人·坏人’格局里。做一个演员,你必须深入到角色内心深处,站在她(他)的角度,为她(他)的行为找到情有可原之处。这样,你才能够演出人性;你不对这或善或恶的人性做审判,审判权留给观众。因此,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乔伊是个坏女人。从扮演角色,到做人,我感到自己有了越来越广阔的懂得。懂得不是同情,也不是谴责,懂得是‘允许存在’——不管它与我多么相悖,都应该允许存在。

艺术不是美德教育,不是劝善事业。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关观世音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对观音控诉他父亲,说父亲怎样鞭打他、虐待他,让他活不下去。他请求观音替他复仇,去杀那个暴虐的父亲。观音说:‘不,我不能够杀戮;我从不杀戮。不过你若去杀你的父亲,我是理解的。’报复和残杀是和观音的本性彻底相悖的,而观音具有这样广阔的懂得,对男孩的行为有彻底的体谅。演员也需要如此广阔的对于人性的懂得。”

  记者们对陈冲的这番见识感到惊讶,并十分含蓄地表示了赞赏。他们归纳:“这就是乔伊这个小角色之所以不同凡响的缘由。”

首先是忙。《末代皇帝》之后,不喜欢社交的她开始收到各个国家重要人物的邀请。英国王子查尔斯和黛安娜公主邀请她和尊龙共进晚餐。另一次是接受法国前总理蓬皮杜夫人的邀请,去巴黎午宴。尽管这样的活动本身并不占去太多时间,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颇耗时的。欧洲社会对服饰和场合的相符非常重视,穿戴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教养、身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主人的尊敬。因此陈冲必须花相当的时间订服饰和修饰发型。再就是这类活动总是会惹来大群大群的媒体,她必须做言词准备。

 陈冲进门,以小费打发走服务生,然后拴紧门,带一点凄惶地打量一眼房间。一切都小异大同,一切都是规格化的——床、沙发、桌椅,就像快餐店的几样饭菜。不必打量她也知道它们什么样,这样的熟识,却是永恒的陌生。都知道陈冲是极合群的人。连在《龟滩》中扮演她儿女的三个小演员,很快已和她打闹成一团。与其说她喜欢人群,不如说她喜欢工作。

 陈冲:一般来说,是的。片酬往往代表一个演员的知名度、演技。代表一个演员的身价。亚洲演员目前的片酬跟美国演员还是不能比,这证实我们在银幕上仍不是主流,仍是少数民族,所以更要争取高一些的片酬——这是争取更广泛的承认。不能不认识到好莱坞到今天还有种族歧视。黄面孔在好莱坞银幕上出现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而美国的社会结构呢?黄面孔的主治医师、黄面孔的律师、黄面孔的科学家、教授,在社会中占的比例很惊人;拿这部分人和整个黄面孔人口基数来比,比例比美国人大得多。做律师、医师就很少因为你是黄面孔而少付你薪酬。为什么做黄面孔的演员就不能拿最高报酬呢?显然亚洲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还没被肯定。同样一个角色,让亚洲演员演,他们就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少付些钱。作为一个亚洲女演员,我想争取的是在种族平等上的被承认。当然,我这一辈子都不定能争取到,但我会不断争取。我告诉你,争取高片酬不是一件值得难为情的事;不争,相反该难为情。不争,你承认你比别人劣,这在美国这种竞争性极大的社会,等同于一个弱者,一个甘于被淘汰的人。首先你得认定“我的货好”,买不买账是你的事。假如你确实承认“我的货好”,就按我叫的价付。这有什么不合理呢?有什么可脸红?你不承认我的质量,你可以杀我的价,或者扭头就走!当然标价不一定代表质地的优劣,但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标价是衡量准则,这要回到我刚讲过的话:我对一个剧本,一个导演也有买不买账的权力:对方一切令我感兴趣,但需要我付很高的代价,我也同样会付。在艺术上能有创作的愉快,对我来说是第一重要的,这种情况下,我在报酬上会让步

作者:听说台视并没有付你很高的片酬? 陈冲:没有。(蹙眉)我有时也搞不清自己。有时促成我

接片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闲着。这种对赋闲的恐慌是种难民心理:(出声地笑)难民被一个国家收容了,就整天劳作,怕一闲下来生存就没着落。难民从来不可能像那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公民一样,因为难民是从一个比别人低的基点开始创业的。所以总觉着得花双倍的时间、气力去维持生存。为什么许多移民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发迹得快,就是被这种难民心理鞭策的。犹太人往往是最富有的社会集团,因为他们的难民意识最强烈,他们也干得最卖力,拼命忙碌、赚钱、攒钱,我管这个就叫难民心态。我常分析自己,我也有这个心态。一闲就恐慌、不愉快,手里忙着一件事,就觉得多少有了保障。

  作者: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手比画着)这房子、一切?陈冲:这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难民心理。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一种情结,不那么容易消除。我知道我已经不必恐慌但我还是要恐慌。你让犹太人停下来,别忙了,攒够了钱了,他停不下来的。他们的难民心态当然更严重,要几代人才能消除。他们曾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拼命工作,是怕再失去立足之地,一旦失去,他们至少有财富可以立足。这种难民意识在不管哪国的移民中都存在,有时它是一种上进的力量,有时它是一种精神的不健全。

  作者:就是说,你要经济上的绝对安全。 陈冲:(突然顽劣一笑)你怎么不说:我挺财迷? 作者:(笑)你自个儿说行,我说不太像话吧? 陈冲:(坦率地正视作者)其实,在吃饱喝足之外,还想多要,就是贪。我刚说的难民意识包括这个“贪”,因为他是为明天、后天贪。难民都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有再多财富,这种危机感都会存在。

作者:我的建议是:不是最理想的角色不要接。 陈冲:关键是我得有事干。几天歇下来,可以,觉得是紧张工作之后的度假,长期歇着,我不知怎么适应。 作者:彼得收入很高⋯⋯陈冲:不完全是收入问题;上次我讲的“难民心理”在下这个情形不是主要问题。如果我不工作,我肯定不会快乐。

我是个平凡人家的女儿;我的家庭给我的教育是平凡的:就是一个人要做事,工作着是幸福的。我就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我父亲到现在还问我:“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呀?”在他的观念里,拍几部电影都不能算踏踏实实的工作;拍电影对他来说都显得太缥缈,非得每天有具体的成果,有具体的目标。这样的家教,已经注定我获得快乐的途径只能是工作。要让我做女皇,让人供起来,我肯定觉得苦死了!

  作者:(笑)你这人矛盾吧?。工作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婚姻就没幸福。⋯⋯

  陈冲:(提高嗓门)我现在还这么认为啊!婚姻和工作,一头也不能缺,我才能平衡。

  作者:不能两全呢?

  陈冲:(沉默片刻)所以我这些天在想对策啊。我跟几个朋友谈到要去上法学院,在我进好莱坞之前,我也有过这种想法——朋友们都不赞成,说我避近求远,牺牲太多优势⋯⋯

  作者:为什么想学法律呢?

  陈冲:(耸耸肩)我猜大概是因为我有一定的思辩头脑,还有就是⋯⋯适合我的智力水平。

 我相信人的愿望。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一个人只要敢于做梦,这个梦就一定会成真。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有的遇到失败便放弃了,说我已努力了。其实你如真的想要的话,就不会放弃,一定会做到的。

  我的最大愿望不是得奥斯卡奖或捧哪个国际电影节大奖,而是尽自己力量,做到自己最好的。我总问自己,有没有挖尽自己的潜力,不管当演员、做妻子或将来做母亲。如果我把自己一切都给予了,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是不是做演员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对电影的喜欢了?

  陈冲:好的角色还是能够让我满足的。但好莱坞给亚洲女演员设计的角色又都不那么好。喜欢电影的一切,自己又不能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要还想继续拍电影,就必须做些其他的尝试。而且人到了这个年龄,如果说,不在别的艺术形式上做尝试,不冲破自己,以后就很难了。在你三十⋯⋯四十不到的时候,如果你不下定决心,去冒一下险,去冲破下自己的话,以后就比较难了。因为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比较懦弱,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勇敢。敢于冒险,敢于否定一个自我,再建立一个自我。年纪大了可冒不起险:为什么会有midlife crisis(中年危机),就因为在中年人意识到非有次变革,但又胆怯,怕万一变革不成功后面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冲突、矛盾,又没有年轻时的勇气去解决,就成了危机。冲破自己,在这个时候是It's now or never(要么现在,要么就永远别干了)

  作者:我和你一起看过许多电影,我发现你从很早就开始做一个导演该做的艺术上的准备。你一直很注意电影的语言,镜头你也很敏感,常常在我们回忆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会说出很具体的个镜头,布局、色彩、衔接、暗示,你是有意识这样预习自己,还是一种职业本能?

  陈冲:其实对一部电影我注意最多的,还是它的戏剧和表演。

  作者:你好像对一些电影经典,比如《Gonc wilh the wind》(《飘》)这类经典,一直在看,在汲取。每次看,你都那么激动,老让你激动的因素一直让你激动,这是不是被你看一种基本训练?像舞蹈家看《天鹅湖》,可以反复看。看,是种基本营养?

  陈冲: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像莎士比亚,它里面有些人类共有的精神矿藏,整个艺术的发展,是基于这些东西的。我觉得经典作品在任何时代看,都能看到自己时代的影子,永远不会过时,虽然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的信息接受量是莎士比亚时代人的一千多倍。经典就好比一种人类精神的核子、原子,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物质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人的精神生命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对于经典作品的学习,其实是不够的。

  作者:做一个导演,特别是刚开始导戏,你得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比如说你得说服人家来投资。你是很怕去求人的人,筹资的过程对你是不是一场折磨?你动摇过没有?

  陈冲:不管怎么说,磨难和后来的成就感,是成正比的。受的折磨最深,后来的成就感就越大。成正比的,跟恋爱一样,心越为它受煎熬,后来的满足感才越充实。

  作者:可是它整个耕种和收获的季节又那么长,不知会有多少不可预料的挫折,都正比吗?

  陈冲:是正比。满足非得苦中作乐,没有磨难,不可能有深刻的幸福。轻易发生的爱情,顺顺当当,最后的幸福不可能深刻。我刚才给你的这份东西,(陈冲在作者采访前给了她一篇她刚写讫的散文)其实我也没写清楚。我就想说,这就和谈恋爱似的,所有的磨难,到最后,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你爱的人来说,一个更有价值来爱的人。其实就是让你为一场伟大的爱情来准备。把你杀死这么多,再让你新生这么多。然后这场爱情才值当你的永恒记忆,永远珍惜,永恒享受。

  作者:爱情让人受尽折磨,可折磨结束,人还是向往爱情;你做了这么件充满磨难的事,(我知道你为拍这个电影失眠多少次,又多少次和彼得谈判,征得他的理解)你还对这件事有任何向往吗?

  陈冲:当然向往!我意识到自己在创作中犯了那么些错误,向往有下一次机会给我弥补,人家不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吗?所有的遗憾都不可能再回头去完善它,只有等下一次机会了。多产的导演为什么会有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我想是因为他总是感到遗憾,只能在下一部作品中弥补。重要的一点是,这部作品是我的处女作。对处女作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初恋似的.特别容易留下遗憾,也好像让我一下子成熟很多。初恋是最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所以也难免会被心里的悲壮感弄得笨手笨脚,遗憾当然就难免,幸福和沉醉也会永远存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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