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云也退
“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云也退


写小说的和写诗的人,成功之后,很多都想写写文论和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家转而尝试写小说和诗歌的,似乎不多,思忖原因,我想恐怕是因为批评家都太爱阅读了,认为兢兢业业地写书、编故事给人读,不如自己倚靠着别人的书过活,还更为享受。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国人圣勃夫,就是写了多年的小说和诗歌之后,决定专一做批评。他成功了,19世纪欧洲问世了两位巅峰级别的批评大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英国的马修•阿诺德。

介绍圣勃夫的生平,有一点不自在,因为圣勃夫批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把作家们的生平讲出花儿来,“某某人某年某月生于某地,父亲是某某,母亲是某某,他自幼如何如何”,此种文字在别人写来枯燥无味,在他则能让你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是知一言十,生卒年、父母身份之类的信息,已经占去了他们所知的一大半,所以一落笔就如在抄写百科词条,而圣勃夫,他是知十言一,对一个作家,他从其作品到书信到别人写他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已经阅读并了解了太多,因而,他笔下每一条普通的信息,都是通往一段丰富的人生的向导。

不信,且看他如何写17世纪大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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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云也退


写小说的和写诗的人,成功之后,很多都想写写文论和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家转而尝试写小说和诗歌的,似乎不多,思忖原因,我想恐怕是因为批评家都太爱阅读了,认为兢兢业业地写书、编故事给人读,不如自己倚靠着别人的书过活,还更为享受。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国人圣勃夫,就是写了多年的小说和诗歌之后,决定专一做批评。他成功了,19世纪欧洲问世了两位巅峰级别的批评大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英国的马修•阿诺德。

介绍圣勃夫的生平,有一点不自在,因为圣勃夫批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把作家们的生平讲出花儿来,“某某人某年某月生于某地,父亲是某某,母亲是某某,他自幼如何如何”,此种文字在别人写来枯燥无味,在他则能让你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是知一言十,生卒年、父母身份之类的信息,已经占去了他们所知的一大半,所以一落笔就如在抄写百科词条,而圣勃夫,他是知十言一,对一个作家,他从其作品到书信到别人写他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已经阅读并了解了太多,因而,他笔下每一条普通的信息,都是通往一段丰富的人生的向导。

不信,且看他如何写17世纪大剧作家拉辛的生平:“拉辛以1639年生于费尔特-米隆城,早年就是孤儿……四岁时就由外祖父收养,还很小就被送入波威中学。”平平无奇吧?但笔锋一转,圣勃夫写到,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隐修士安端•勒•迈特尔”曾给拉辛写过一封信,在其中,“他恳切地劝小拉辛要好好听话,并且在他逃难期间好好照护他的那十一大本圣•克利梭斯托姆著作。”信息量顿增,拉辛所处的时空骤然扩大了好几倍。

再如一百年后的另一位戏剧名家博马舍的生平:“……博马舍,在1732年1月24日生于巴黎圣雅各屠店教区。他的家世,罗麦尼先生将会有详细的阐述。据我所知,他的家庭原籍是诺曼底省……”接着几句话带到了博马舍的父亲,一个新教徒,“似乎是个善良的、诚恳的人”。圣勃夫很快告诉我们,博马舍与人发生过很多争吵,当有人骂他出身寒微,他“曾以极动人的口吻说到这位父亲,其文笔大有贺拉斯的风味。”

接下去就是两段引文。圣勃夫用寥寥几句话,就从让一般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家世切换进传主的事迹和品格:他有过很多口舌之争,他会捍卫父亲,他的文笔是古罗马味的。

虽然珠玉在前,我还是得概述一下圣勃夫自己的身世。圣伯夫生于1804年12月23日,地点是布诺涅•胥尔•梅尔城,双亲都是老来得子,且寿不久长。虽然幼年失祜,但他那嗜读书的父亲留了许多书给儿子,英国母亲则教他英语,他后来翻译过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家庭的凝重气氛让他心事重重,少年老成,虔诚地信天主教,但他在中学里被18世纪的哲学家吸引住了。在大学里,圣勃夫顶着对文学的爱好去选择学医——似乎探究身体的医科和探究灵魂的文学总有不解之缘,想想弗洛伊德或鲁迅就知道了。

看圣勃夫照片,真是其貌不扬,一张大方脸,矮个子,含胸凸肚,一副走路气喘吁吁的忧郁老绅士模样,不过,他于1827年在《地球报》上发表的评论雨果的文章,当时就引来了雨果本人的感谢。19世纪是浪漫主义世纪,雨果则是法国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圣勃夫一下子就被拉进圈子里来做这帮人的“御用批评家”。非但如此,据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圣勃夫还对雨果夫人产生了好感。

虽然直到1837年,圣勃夫才中止了做诗人和小说家的梦想,但他从18岁起就在为做一个批评家而准备了,他的第一部批评文集《月曜日丛谈》出版于1850年,在序言中他写“我开始干这一行已经二十五年了。”这是个适合他的职业,用文字来指引读者去认识作品和作家,也不用着急出书,干上很长时间,也不需要自己抛头露脸。而浪漫主义时代的风气则是轻率浮躁的,在少年得志的雨果的榜样之下,许多年轻人企图靠无病呻吟的感伤写作一举成名,圣勃夫从中觅得了很好的生存空间,不声不响地生产文学的“周边产品”。

范希衡先生编了这部《文选》,收入的文章,最早写于1827年,最晚则到1850年代,基本上都是论人,法国历代数得上的文学名人巨匠几乎被一网打尽:上迄龙沙,下至福楼拜,中间是蒙田、拉封丹、勒萨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阿尔弗雷德•缪塞、乔治•桑、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应有尽有,如博须哀、帕斯卡尔等并非纯文艺的知名著作家,也会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

为何对人如此感兴趣?要知道,圣勃夫的主要发表阵地是媒体,是报刊,他的全集足有四十多卷,其中的批评文章,大多数都是由每周持续出产的媒体文组成的。美国的文学史家勒内•韦勒克曾说,19世纪德国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萎靡不振,乃是因为批评被等同于媒体上的书评,言下之意,书评太短太浅,不足以称为一类文字行业;而一般而言,书评只需讨论书,可也。

圣勃夫也是标准的“副刊作者”——专门给报刊的文艺副刊供稿的。然而,像《地球报》这样的媒体,副刊却有相当大的篇幅来容纳足够深度和长度的书评。圣勃夫不但谈书,更爱谈人,必须以兼得两者来逐渐营造一种批评家的价值体系。《皮埃尔•高乃依》,这篇1929年的文章,在这部《文选》里算是短的,在开篇,圣勃夫也能洋洋洒洒地谈论自己为何爱读人物传记:

“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方面,我觉得没有任何阅读,能比写得好的伟人传记更能娱人,更有趣味,更富于各种教益的了:并不是指那种简略而枯窘的传记,那种狭隘而雕凿的小史,这种小史,作者只想到自己出风头,每一段都条分缕析得像箴铭诗;我指的却是兼写人和作品的那种广阔的、丰赡的,有时甚至冗繁的历史;钻进他的作家,住进去,就其种种不同的外观把他表现出来;使他生活着,行动着,说着话……”

这是说别人还是讲他自己呢?有句话叫“你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圣勃夫读怎样的书,就写怎样的文章。不过,这几句话让我好奇于当时法国人的文化素养:圣勃夫说的那些广阔、丰赡的传记都好卖吗?究竟是怎样的读者土壤,使得《地球报》能为圣勃夫这样在今天看来极其阳春白雪的作者开辟大块版面?

他始终很谦虚低调,至少从1830年“七月王朝”开始后是如此。那个时候,法国人终于走出了1789年以来的革命氛围,社会有余暇来欣赏文艺,巴黎的沙龙里聚集的不再是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思想游民,而是各行各业的职业男性,跻身这些圈子,圣勃夫迅速洗刷了前几年文章中的辩斗色彩,寻求一种更客观中立、更猎奇、更富于描写和分析的风格。他依靠媒体,也以“码农”自称:“我精进水平,尽最大能力去做一个技术纯熟的工人。”

这技术首要的就是会读。大概很难碰上像圣勃夫那么会读的人了,他借助书简、别人转述的对话、一些小册子、一些说教训谕,能把好几百年前古人的形象勾画出来,惟妙惟肖,而且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他有一篇文章评论18世纪博物学家布封的书信集,却把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的书信统统带过评了一遭。这可是书信啊!琐碎,杂乱,充满了对一般人来说完全无聊的口水,但圣勃夫显得很有耐心:卢梭的书信“多少推敲啊!多少慢慢地琢磨啊!多么费心啊!他有些口若悬河的信,都是经过改而又改的。”孟德斯鸠呢,“日常命笔,他就由紧而松,由张而弛了,他显得是个随随便便的人……一蹦一跳的,有点零碎,有活泼的警策语,有突然的形象。”再拿布封比孟德斯鸠:“没有什么俊语,在笔法上,或者应该说在不讲笔法上,比较均匀一致些。”布封的信“既不是活生生的出口成章之作,也没有精心结构的编撰工夫”,“他以为只是写给对面说话的朋友看”,不为了将来发表。

这几通点评,就已经把书信后边的人给扶立了起来:那不正是我们熟悉的卢梭吗?才华横溢,却过于渴望成名,写封信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孟德斯鸠,这位有家有产的乡绅当然雍容笃定,拿写信当作自己大脑的工间操。至于布封,圣勃夫断定他的信为其行为、精神、感觉方式提供了一个“最诚笃、最真实的佐证”。

即使是被圣勃夫讽刺过的人(比如拉封丹),也该称幸于他注意到了自己,愿意为自己写篇优美的长文章。他写过小说,但他并未任由想象力去主导论人的笔触,也不满足于在文本上添枝加叶,就像把古书中的一段记载改成一集古装戏那样。在批评家的外衣下面,他拥有一个传记作家的激情和自律心:

“我试图在我的批评中,将我的灵魂同别人的灵魂相容;我同自己分离……批评,对我是一种变形:我消失在我所复现的个人之中……想要理解人只有一途,不是忙着奔向结论,而是同人共处,让他们自己解释自己,让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在我们之中描绘自己。”

文艺批评自有很多流派,然而面对这本《文选》,我实在无法想象在圣勃夫之前,批评是不涉及作者的。雨果写出了最好的抒情诗,但抒情诗早就有,并非雨果独创;可要是没有圣勃夫,现代文艺批评就不成立。勃兰兑斯写道:“古老的批评,所谓哲学的批评,处理文艺文献,仿佛它们是从云端坠落下来似的,毫不考虑作者就来评判它们,把它们归入历史的或美学的表格中的某一类。”但圣勃夫不同,他“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面发现了人。他教导他自己的这一代,也教导未来的后人:一本过去的著作,一册过去的文献,我们在认识产生它的心理状态之前,在对撰写人的品格有所了解之前,是不能理解的。”

勃兰兑斯说得好,但这也是基于19世纪的基本事实:看一看包法利夫人,你就知道那时法国有许多受过良好教养的人,真的分不清现实与虚构,他们会一直拿自己当某部书中虚构的主人公,因此,他们的生活、心智、言论都会显现出戏剧性。是故,圣勃夫由文及人,见文论人,有着充足的底气。譬如他写道,拉法耶特夫人“跟拉罗什富科先生的那么长久、那么终始不渝的交情,使她的生活本身就像一部小说,像一部正派的小说(但毕竟还是小说)。”

如果你把一个人的生命看作小说,那么它就无法评判,必须描述、分析、感受了——对待一部小说,当然就更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小说里可以发生一切,狰狞的魔鬼可以做主角,恶心的疮疤可以成为关键的线索。而回忆录呢?那几乎是一个人续命的方式:在自然生命终结后继续活着。卢梭留下厚厚的《忏悔录》,夏多布里昂留下更厚实的《墓前回忆录》,这两个人都如此眷恋生命,写得尽量长一点,或用连载的方式,以感觉自己仍然活着。在论夏多布里昂的精彩长文中,圣勃夫点出了一个明显的、但必须是资深批评家才能谈清楚的点:青春崇拜,将青春作为此生的基业,即便离开青春很远的地方都能精细地感知它。“他一直不肯服老,”圣勃夫写道,“他把衰老当作一种简简单单的侮辱,没有一个人曾对青春的逃逝像他那样号啕哀悼着……”又写:“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矫揉造作、遮遮掩掩的文字也都逃不过圣勃夫的锐眼。某同僚批评他过于关注人甚于他们的作品,圣勃夫在信里反问:如果屈从于人们的俗见通说,只看拉封丹留下的寓言诗,“我岂不是只能把他视为一个体面、高贵、风流儒雅、具有宗教虔诚的巨匠,而不顾及他的轻率、莽撞而又好色的真面目吗?”

不过,即使是造作的蹩脚文字也是一个人性格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写作时,并不会留下一部分只反映其个人优点的文字,另一部分则只暴露缺陷;一个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此一时乐善好施,彼一时卑鄙阴险,好坏互相割裂。“运行”中的人必须是综合的。勃兰兑斯评道:圣勃夫,“他的批评并不把人的灵魂分解成各个构成部分……他只给我们看的正是运行中的机器;我们看见推动它运行的火焰,我们听见它所发出的声音,同时我们还逐渐体会它构造上的秘密。”

鲁迅说了一句“尼采发了疯”,几代中国人都认为尼采无非就是个疯子,人们对圣勃夫的印象,也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本《驳圣勃夫》所左右。被普鲁斯特“驳”的人,大概不是反动就是老朽吧?相对于1871年生的普鲁斯特,圣勃夫确实老了点(1871年他都已去世两年了),风格也显得保守、陈旧。普鲁斯特的议论锋芒,集中针对的就是圣勃夫“传记式批评”——联系作者来讨论作品的思想方法。普鲁斯特说,作者的社会人格同其作品中的创造性自我是两码事:“一本书是自我的产物,但它并不是我们在习惯、在社交、在我们的罪恶中所显现的那个自我。”

圣勃夫真的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了吗?根据普鲁斯特的观点,《墓前回忆录》里的夏多布里昂,同真实的夏多布里昂是两个“自我”。圣勃夫坚信书中的人生是作者人生的延伸和外化,文学作品和作者及其创造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在论夏多布里昂的长文中同样宣称,想要发现夏多布里昂的内心生活,只能通过他的文字——这难道不是在宣布作品高于作者吗?

“拉布吕耶尔完全生活在他的书里,我们必须在他的书中,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寻找他。”圣勃夫说过很多这样的话,难道普鲁斯特会反对?他说圣勃夫混淆真实与艺术,但“混淆”绝不能掩盖圣勃夫对文字的巨大兴趣。传记也是一种文本,哪怕是书信,也不见得全盘透露关于一个人的真相,重要的是文本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人格都是文学人格,一切自我都是文学自我。文学是一切。

文学世界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后来者秉着开创之心,自诩与前人不是一路人,而两者的共同点其实更多。当普鲁斯特声称“圣勃夫的一生,似乎从未有哪一段时期对文学有过真正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应该想一想亨利•詹姆斯的话:圣勃夫是“世上有史以来最睿智的批评家”,雷米•德•古尔蒙也说,圣勃夫“几乎是19世纪唯一的批评家,唯一创造价值的人。”圣勃夫评论卢梭《忏悔录》时,引用了书中的一段话,范希衡先生翻译如下:

“我舒舒适适地躺在一种类似神龛的石板上,或者说,在平台墙壁中一道假门的石板上;我的床以树梢为帐幕;一个夜莺正好在我的头上,我就在它的歌唱声中睡着了;我的睡眠很甜美,我的醒觉更甜美。天大亮了,我的眼睛一睁就看到流水,看到青枝绿叶,看到一幅绝妙的画图。我爬起来,抖了一抖:我感到饿了;我快活地向城里走去,决计把剩下的两块小硬币花去吃一顿早餐。”

圣勃夫称赞卢梭给法国文学带来了一种新颖而真实的语调,它正蕴藉于如上这种简朴的、并无多少“艺术性”的叙述;他抓住了“小硬币”的意象:“就是这块小硬币……正好把我们带回到地面上,使我们完全感觉到贫穷本身也就蕴藏有一种平凡的享受。”18世纪的人物中,卢梭留下的文本填饱了后人心理分析的胃口,卢梭其人与其文最容易被搅在一起谈,但圣勃夫不但能从作品中辨识卢梭的个性,更能欣赏他的文章本身。他从“小硬币”里品出味道,跟普鲁斯特从微末细节里赏鉴19世纪诗人奈瓦尔的情感,基本上是同一个路数。

最权威的《忏悔录》中文全译本,正是出自范先生之笔,这种书很少有人会想去翻译第二次,因为它难,也不像儒勒•凡尔纳或《小王子》那样貌似简单,又能占领青少年阅读市场。《忏悔录》是给有生活阅历的成人读的,圣勃夫也一样,是给那些有相对深厚的文学修养,且对一个早已过去的时空追怀不止,会被辽阔的法兰西文艺天空一击而醉的人读的。范希衡先生翻译了卢梭也翻译了圣勃夫,我遐想着他的当年:在民国受的语言教育,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都交给了19世纪法国人的书,以高缈的纯文艺的志趣,在一个将文艺二字完全政治化、卑琐化的世界里活着,直到不能再活。

80年代有一套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粉粉的皮儿,出版有《拉奥孔》、《歌德谈话录》、《波德莱尔美学文选》、《狄德罗美学文选》等等,这本《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本也在其列,却没有出版。现在它终于问世,算起来迟到了55年。它有一千多页,只占圣勃夫全部作品的九牛一毛。圣勃夫只求做匠人,做着做着却成了“巨匠”。我掩卷时想,作为翻译家的范希衡,也是一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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