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师承考》自序

刘国重
2017-07-11 看过

金庸有一个习惯,到什么地方,就跟人家套近乎,大说特说此地的好话。到北大,说自己伯父就是北大学生,自己也考上了,因遭倭患,无缘前来就读,多么多么的遗憾。到了南开大学,就题词:“六十年前,我曾跨入南开门槛,惜无缘登堂入室,今日得偿所愿,大畅心怀。”【注1】
1993年,金庸到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演讲,说的是:“今天我到爱丁堡来讲小说,只有一句话,我之会写小说,全仗得到爱丁堡两位大师的教导指点,那是华尔特•司各特爵士和罗伯特•斯蒂文森。我不敢说来讲什么心得和意见,我是来向贵市的两位大师致敬和感谢。”(《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83页)
金庸到某地,说某地人的好话,往往言过其实(在爱丁堡,就把他最喜欢的大仲马给忘了),好在他说的话,总还没有过份的违心。
爱丁堡两位大师,司各特与斯蒂文森,确实对金庸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这层意思,金庸不仅在爱丁堡大学,在别的场合也常说。
池田大作问:“除了大仲马和中国古典小说,您还受到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金庸答:“我另一个重要的师传,是英国的司各特爵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07页)
最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对严家炎教授所说:“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答问录》)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他十五六岁读到苏曼殊节译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当时就感觉出其文学价值,在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之上。(《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81页)金庸与严家炎谈起自己喜欢的西方小说家,把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放在雨果之前,不为他更推崇这三人的文学成就,而因他们的作品更对金庸的脾胃,对金庸自己的小说创作影响更大。
金庸在不同场合谈及许多西方作者与作品,文学类的,就有: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注2】、《十日谈》、《浮士德》、莎剧、但丁、狄更斯、哈代、奥斯汀、王尔德、毛姆、威尔斯、詹姆斯•乔伊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史温朋、克里斯蒂、托尔金、罗琳、雨果、波德莱尔、左拉、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罗曼•罗兰、艾吕雅、凡尔纳、西默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定、麦尔维尔、马克•吐温、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霍桑、露易莎•梅•奥尔科特、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杰克伦敦、普佐、豪普特曼。
这些作品或作者,对金庸的创作都有影响,它们构成金庸的知识背景,对金庸小说的影响,是潜在的,隐而不显。
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的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形态更为接近,对金庸的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就更大,更为直接而切实。
金庸与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风格相近,这一点,英国汉学家、《鹿鼎记》英译者约翰•闵福德也注意到了。他将金庸视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值得也有必要向西方和世界推荐;而且,我相信金庸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绝不会因是武侠小说这一样式而有丝毫减弱。……我确信这些作品当属世界精心创作的文学之列,它们完全可以同司各特、大仲马、史蒂文森以及其它名作家的佳作并列。”他也相信,英文读者将来总会津津有味地阅读《鹿鼎记》,并从中得到乐趣,就如中文读者阅读大仲马、司各特的作品一样。
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之间,大有渊源,如金庸所言:“(大仲马)因为受到莎士比亚与司各特的强烈影响而撰写浪漫派的历史冒险小说,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也因此非常之喜爱大仲马。”(《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83页)
金庸的武侠小说,直接继承了三方面的传统:域外的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的传奇小说的传统;唐传奇(以《虬髯客传》为代表)—《水浒传》—《三侠五义》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还珠楼主的近代武侠小说传统。这些作品,加上金庸自己的小说,属于同一文学品类,皆可称为“传奇”。
    金庸对《天方夜谭》,推崇备至。他的三位老师,也都是《天方夜谭》的爱读者。
司格特在《艾凡赫•导言》中,把小说中国王理查三世与塔克修士邂逅的故事源头,推溯到《天方夜谭》:“这样的故事,一切阶层和一切国家都有,它带有普遍的性质,它们竞相描写乔装改扮的君主微服私行,深入下层社会了解民情或者寻找乐趣……东方故事中也有这类题材,鲁纳•拉施德如何带着忠实的随从马师伦和张尔蕃,在巴格达午夜的街道上私行察访……那位‘穆民的长官’在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身份时,自称为庞多卡尼的商人。”
大仲马亦喜《天方夜谭》,在他的《基督山伯爵》与“达达尼昂三部曲”,都能看到《夜谭》的印记。
斯蒂文森喜欢《天方夜谭》,乃至模仿《夜谭》笔调,写出《新天方夜谭》与《不成功的爆炸——新天方夜谭二集》。
《天方夜谭》对金庸的影响,可以单列,也可以归并到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那条线,放在最前。

【注1】1944年,金庸就读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政治大学”,因为言论有问题而被校方开除,他就报考了当时西南联大的“经研所”,“经研所”正属南开。已经被录取了,但由于缺少从重庆到昆明的路费,而且道路不近,金庸和南开大学终于失之交臂。
【注2】金庸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参见拙文《金庸,仰望古希腊的天空——谈乔峰 》(收入拙著《破译金庸密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曾经,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将A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认定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甚至完全遗忘了A的曾经“通俗”,认真研读,细心体会,同时却又将B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又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B的曾经“通俗”,同时却又将C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如此如此,循环无尽。
当日写的是“通俗”形式的作品,后世方受“追封”的文学巨匠,太多了。为他们开列一个名单,会很长。名单中,又不乏莎士比亚、曹雪芹这样吓人的名字。
一面对以往世代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顶礼膜拜,转头就对现世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嗤之以鼻,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是如此。上千年来,乐此不疲。
这样荒谬的“雅俗之见”,在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力量。
窃以为,作者个人的创作成就有高低之分,所致力的各类文学体裁,若是篇幅相当,彼此间就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别。
然而,那啥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不就被《堂吉诃德》,也被历史证明,几乎全无价值,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吗?
某些人恨不得联名央请塞万提斯,“转世”来中国,写一部“反武侠小说”,把像“骑士小说”一样乌烟瘴气的武侠小说,一扫而光。
对塞万提斯缺乏起码了解,却是乱纷纷地,引老塞为同志,乃至战友,老塞天堂有知,将作何感想?
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没有国内某些人那种对武侠小说的刻骨的仇恨。
塞万提斯否定的,是以往的拙劣的“骑士小说”创作,不是要否定此一文体,更不是成心要摧垮它。
文体无高下。各种文体,有所长必有缩短,有所短亦必有所长。塞万提斯看“骑士小说”,并非只见其短不见其长: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七章里曾经借教长之口批判了荒谬拙劣的骑士小说。不过,教长说,如果骑士小说写得好,就会“既有益,又有趣”……这些话表达了塞万提斯自己的心意。 (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52页)

塞万提斯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所有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并不否定骑士小说这种体裁,他认为骑士小说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作者的才情和想象,创造种种有趣的人和事。塞万提斯觉得,要使拙劣的骑士小说绝迹,最好的办法,除了写一本模仿的小说(刘按:即是《堂吉诃德》)来讽刺它外,就是创造出一本更好的骑士小说来。(同上,第71页)

若是当日西班牙其它类型的小说成就辉煌,独有“骑士小说”写得不好,由此证明“骑士小说”文体之无价值,多少还有些道理。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塞万提斯之前的西班牙小说创作,整体成就,先就有限,哪里是“骑士文学”本身的问题。
塞万提斯生前,就是“通俗作家”。《堂吉诃德》,在当时的文学界人士看来,不过是一本“供人消遣的闲书”。
与林以亮等人讨论武侠小说能否走向经典化,金庸表现地很谦虚,却也隐约表达出希望:

  作品本身是哪一种形式,这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第187页)

世间若无屈原其人,或者屈原十几二十几岁就死了,再或他仕途顺遂到底,没空没心情写诗发牢骚,则楚辞这一文学体裁,势将减去大半的光华。不是楚辞这类文体不行,是运气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将它写到最好,发挥到极致。
楚辞的运气,并非不好。
“骑士文学”,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运气真是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就是金庸说的那种“大才子”)。
写任何类型的人物,都能写出好作品。独独写骑士(或侠客),就一定写不好?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某一文体,在这一国的运气不好,不见得在他国运气必然不好;这前一时代运气不好,未必到了后来的世纪运气一定不好。
主要描写“骑士”,或深具“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而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一路吃亏倒霉)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其实皆可称为“骑士小说”。
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作品,可以视为19世纪英国的“骑士小说”。大仲马的“达达尼昂三部曲”等作品,就是19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小说”。
司各特对“骑士精神”的缅怀与推崇,尽人皆知。艾凡赫的身份,就是骑士。小说《艾凡赫》中地位重要的狮心王理查,也“是真正的游侠骑士,愿意漂泊各地,凭他的一身武艺扶危济困,就像盖依和贝维斯(英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游侠)那类人物”。(《艾凡赫》第三十四回)
大仲马有《阿芒得骑士》等作品。他的《三个火枪手》,一开头,一个年轻人出场了,“让我们简单勾画一下他的模样吧:诸位不妨想象一下十八九岁的堂吉诃德”,然后大仲马介绍这人所骑之马,再然后,说出此人姓氏:“年轻的达达尼昂(这就是这位骑着另一匹‘驽骍难得’的堂吉诃德的姓)。”
达达尼昂,其人像堂吉诃德骑士,所骑的马也像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但是,堂吉诃德骑士让塞万提斯整得一路吃亏倒霉,《堂吉诃德》就是“反骑士小说”。而很像堂吉诃德骑士的达达尼昂,在大仲马笔下,虽也经历困顿,总在攀升,克敌制胜,功业彪炳。这样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当然可以视为“骑士小说”——虽然在我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给它锡以这样的嘉名。
成就有高下,文体无高低。这话,过于绝对了。准确点说,篇幅相当的各类文体,不是完全不存在高低之别,差距并不大,罢了。
塞万提斯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就是一部“利用骑士小说形式抒发作者理想的试验性作品” (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72页)。塞万提斯要是多了十年寿算,而肯于不断尝试“骑士小说”创作,终于将这一文类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恐怕也不及《堂吉诃德》成就之高。但是,相差不会太大。
司各特、大仲马,写具有“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的故事,或许写不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但在世界小说史上自有其光辉的地位。这地位,是20世纪中国所有写作“纯文学”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不能企及的。
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
司各特与大仲马,正是影响金庸最大的西方小说家。
金庸同时直接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小说”的文学传统。“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合流”于金庸,就像小和尚虚竹,“全身一震,两股热气竟和体内原有的真气合而为一,不经引导,自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迅速无比的奔绕起来。”(《天龙八部》第三十七回)
对金庸来说,这“体内原有的真气”,就是整个的中国旧文化,包含中国民间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金庸如是说。
金庸又说:“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和油画,但我更喜欢中国古乐和山水画,我很眷恋古典中国的美。”(郭宇宽《金庸和他的江湖》)
金庸一直强调自己从大仲马那里受惠良多,但与池田大作对谈时,说的却是:“《三剑客》并没有教我写人物,我写人物,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07页)
金庸还对严家炎先生说过:“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答问录》)
我不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总体成就有多么高明,但是,那是我们的的文化传统,有短处,亦有所长。今世的小说家,不该轻视这笔遗产。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味“西化”、“洋化”,忽视乃至蔑视传统,近百年来,所谓的“严肃文学”中,几千部长篇小说,写出了几个面目生动鲜明的人物,印在读者心上,而播于众人之口?
金庸谈“新派”与“旧派”武侠小说的区别:“我们新派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珠楼主他们没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 ”(谭胜《金庸访谈录》)
“中国文艺复兴”,最大的契机,是西洋文明的输入。金庸受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更至世界文化)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纯文学作家”更深切。但他并不因此而忘了本性,“失其故步”,独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先生所言“外来之学说”,包蕴极广,小说创作已在其内,不是我的“扩张解释”。
金庸取西方之“盐”,溶入故国之“水”,看起来仍是汪洋一派中国气象。
民国“章回体小说家”(含武侠小说家),与“新文学作家”,各走一“偏”。
前者,偏于保守,不措意或没来得及吸收西方文学的养分。否则,当有更大造就。还珠楼主好像就没怎么读过西方文学。王度庐、白羽诸氏,还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很浅,很皮毛。
后者,则唯恐“反传统”不激烈,不彻底。落在人后,多没面子。鲁迅等人甚至一度叫嚣要废止使用汉字。似乎推倒了“旧文化”,一个光明灿烂的“新文化”必能即时出现。却想象不到,将中国“旧文化”连根拔除,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没有文化,或只能创造出劣质文化。
现代“新文学”的成就,被盲目夸大了。
人物塑造之成功与否,即便不是衡量小说成就唯一的最重要标准,也是最重要标准之一。总体而言,“新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成绩,是非常寒碜的。假如“新文学家”们肯于多向中国古典小说学习,本来不该如此之糟的。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我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道路。参差多态,众声喧哗。各种尝试,完全传统的,极力“西化”的,都可以有。但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总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干道。先有“文艺复兴”,才有望见到国族的整体“复兴”。这次序,难以颠倒。
激烈何须到碎琴?金庸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之激烈与偏执,对“新文学”作品所走的路子,也有几分期期以为不可。但他自幼嗜书如命,眼前最铺天盖地,最容易接触到的,还是“新文学”。金庸阅读“新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小。“新文学”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必高估【注3】,却也不能说是可有可无。
性之所近,“新文学”中,金庸读最多的,还是小说。小说家中,金庸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先生。在他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不能不留下印记。
金庸最喜沈从文小说,这意思,他说过多次。2011年《外滩画报》记者问:“对您文学生涯最有影响的人是谁?” 于近现代人物,金庸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近代作家,沈从文文章写得好。”)。随后,才说出鲁迅,还有周作人先生的名字。记者又问:“谁是您曾经崇拜过的偶像?”金庸答说:我当时喜欢看沈从文的书,很佩服,( 但) 也不是崇拜。佩服就可以了。”(《专访金庸:走进查先生的香港办公室》)这话就有些味道了。
自我感觉无论如何努力,总不会达到某人的高度,才自觉不自觉地,对此人有“崇拜”之情。痴迷围棋而自知“棋力甚低”的金庸,一直说他“崇拜”、“最崇拜”吴清源老先生。【注4】在台湾,有人问“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谁?”这时金庸就不解释“不是崇拜。佩服就可以了”,而是直接回答:“(最崇拜)范蠡和张良。”还是在台湾,有读者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金庸回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金庸本人,似乎也没完全看破“雅俗之见”。他知道,他也说过,自己的作品在武侠小说中是最好的。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有信心时,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便有足够自信。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有所怀疑时,面对“纯文学”作家和作品,就很有几分自卑感了。前后的说法往往矛盾。犹疑不定,患得患失。
说对沈从文不必“崇拜”,应该是金庸心中的“雅俗之见”甚淡的时候。至少那一刻,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及将来的文学史地位低于沈先生。
沈先生,对那些举世崇敬的伟大作家,也是只“佩服”而不“崇拜”的。1950年代,沈从文致信汪曾祺:“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
大丈夫当如此也。
可惜,写这封信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失去写作的权利。中道搁笔,志业未遂。

                                         2016、5


【注3】在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中,金庸谈到:“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要学习,我想金庸一面学习着中文写的中国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另一面他更愿意直接学习外国人写的“外国小说”,那么多真正的杰作,而不会特别看重这些“假洋鬼子式”的“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
2003年,金庸否认自己说过这话,说是新加坡记者杜南发将他说的两段话的意思“并”在了一起。
记录者的记述,字句上总难完全准确,但我觉得杜南发的记述基本上没有歪曲金庸的原意。
这篇访谈录都发表几十年了,金庸一直不肯“纠正”,直到2003年,他面对的是“新文学”研究大家严家炎先生和“纯文学”小说家贾平凹、陈忠实诸先生,才终于想起要“纠正”了。金庸晚年是很有几分“见人下菜碟”倾向的。再则,同样的意思,金庸在别的场合也说过、写过。例如,“现代小说很久以来一直都是采用西洋形式,表现手法、结构安排,几乎全都是西洋的”(《金庸茶馆》第五册40页),这不是新加坡记者杜南发而是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于矾记录的金庸语录;再如,“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金庸散文集》70、71页),这可是金庸白纸黑字,自己写的,赖不到新加坡记者头上,金庸是把自己纳入了“中国老百姓”的行列,对这些“新文学”作品,“颇难接受”。
金庸说:【注4】记者问:“您一生最崇拜谁?有没有偶像?”
金庸答:“……在围棋上崇拜吴清源,是教过我的老师。”(《剑桥金庸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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