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下,玫瑰盛开 --------- 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沉璧
2017-07-09 看过
八年时间,从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四年,一千二百四十六封信,从伯朝拉劳改营到莫斯科,列夫和斯维塔大概每三、四天就给对方写一封信,往往是前一封信刚刚发出,后一封信已经动笔,前一封信还在路上,后一封信已经投递。第一封信是列夫1946年7月12日从劳改营寄出,最后一封是他1954年7月9日从加里宁寄的,1946年列夫和斯维塔都是29岁,1954年他俩37岁。
        列夫和斯维塔相互认识的时间是1935年,正值同学少年,两人都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求学。那个时候,“列夫长得和颜悦色,蓝色的眼睛含着柔情,嘴唇丰满,像个小姑娘”,而斯维塔“中等个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头发,高颧骨,尖下颌,一双湛蓝的眼睛,闪烁着忧伤的聪慧。”一种“深切的同情心”把他俩连在了一起,形影不离,一起逛列宁格勒大街,一起看剧看电影,还常常一起读诗,互相寄赠诗歌,斯维塔最喜欢的诗人是阿赫马托娃和勃洛克。
        一切的一切都像是爱情电影里的画面,美丽、动人、浪漫,但这一切的一切又在1941年6月22日下午被击得粉碎,这一天希特勒闪电进攻苏联,战争爆发了。列夫响应国家动员报名参加了第八志愿炮兵师,并成了一名少尉,指挥一个后勤供给单位,但苏军一发不可收拾的溃散,让列夫也成了德军的俘虏,从此,列夫堕入了他人生的地狱。他先后被德军关押在符腾堡集中营、奥沙茨劳工队、莱比锡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饱受饥饿、鞭打、审讯、虐待,中途越狱但在逃跑的路上被抓,直至1945年5月战争结束,列夫才被解救。6月回到苏联军队的怀抱,但噩梦重新来袭,列夫没有成为胜利凯旋的英雄,而是以背叛祖国罪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十年劳改。12月,列夫在苏联武警的押送下,一路向北来到位于北极圈的附近的原始森林深处-----伯朝拉,成为古拉格红轮碾压下的草芥之命。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煎熬中,列夫收到了斯维塔的来信,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八年的高墙内外的守望,而维系这份守望的就是那往来频繁的一千二百多封信件。信件的内容有两人炽热爱情的表白,也有相濡以沫的心灵抚慰,有琐碎生活的叨扰,也有思念之苦的倾诉,有极权压制下的愤怒和反抗,也有面对黑暗的屈从和无奈,但从没有失去希望!
                《古拉格之恋》这本书,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奥兰多•费吉斯不是汉娜•阿伦特,他没有在书中提出关于极权主义社会问题的思考,比如,为什么人类社会会产生极权体制,为什么极权体制能够被相当一部分民众认可和赞同,为什么极权体制下的种种强力并不能彻底摧毁微弱的人性? 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则无法回答。1946 -1954年,列夫与斯维塔通信的八年,正是苏联处于斯大林极权体制盛行的顶峰时期,“二战”的胜利更是给这种极权体制披上了“伟大”的外衣。这件“伟大”外衣制造出的光环或幻相,麻痹蒙昧了几乎整个苏联社会,书中有一段情节很耐人琢磨。比如,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有所谓的“基建大项目”成为战后成就的象征,包括古比雪夫水电站、贝尔加湖到阿穆尔河的铁路、伏尔加河到顿河的大运河、莫斯科地铁延伸线、穿越北极地区的铁路、有“斯大林大教堂”之称的莫斯科大学新大楼等等,这些壮观的人工工程赢得了几乎全苏联的赞美,包括斯维塔真诚的赞美,甚至列夫也被哪些壮观的场景打动了。斯维塔也许不知道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是古拉格奴隶劳工建造的,所以,她在赞美那些美仑美奂的建筑和灯光时,也许不会产生与良知冲突的负疚心理;但列夫呢?列夫明明知道伏尔加河到顿河的大运河是古拉格的劳工们建造的,明明知道古拉格劳改系统中的奴役待遇和危险境地,明明已经看清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对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幻想。但他为什么还要 “没有别的想法,也没有别的情感,只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钦佩”,他为什么还要满怀豪情地赞美这一切?其实,斯维塔也是疑虑重重,她不喜欢官僚体制,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但又不得不相信“古拉格劳改犯做的是共产主义伟大建设项目”,不得不相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想。看来,哪怕是一个看似独立的能够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情感,在通往被奴役的道路上,他也会不自觉地认同被奴役,不恰当地说,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症”,也是患上了“集体失明症”。
        古拉格系统奴役的劳动力在50年代初期,其关押总数达到了2,561,351名囚犯,“比1945年多出了一百万”,虽然只占全国劳动力的2%,但是在苏联经济中的实际贡献份额要大得多。一个个劳改营、建筑工地、矿井,在广袤的区域内星罗棋布,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幅员辽阔的群岛,故称为古拉格群岛,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就以此题材和名称创作了伟大的小说 《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是一个奴隶经济体,在30年代早期使用强制劳动改造囚犯,曾是古拉格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到了30年代后期,最大限度地剥削和惩罚“人民的敌人”成为劳改营的中心任务。列夫就是成千上万“人民的敌人”中的一员,也成为古拉格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人,成为一件工具,成为极权体制下为了一个伟大目标而随时可以被牺牲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数字,这就是“斯大林模式”造就的个人宿命。列夫和斯维塔的个人际遇是时代的悲剧,古拉格系统是在斯大林模式下运行的经济体制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将普通人变成国家囚徒,然后再将囚徒变成劳工奴隶,以毫不留情、毫无人道的手段榨干劳工奴隶的每一分价值。古拉格系统的冰冷运行帮助苏联帝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也使得苏联上下格外认同和赞扬古拉格,完全遮掩了成千上万的游荡在“古拉格群岛”冤魂。列夫和斯维塔的遭遇就是对古拉格丑行和罪恶的一种揭露,如果我们只看到古拉格生产出的国力帮助苏联在战争中加重了胜利的砝码,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承认善良终究战胜邪恶的真理。
        列夫在给斯维塔的一封信写到:“我明白,人生最怕绝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种最为恐怖的事态……把所有的‘可能’都一笔勾销,本来还有力量奋斗却放弃奋斗,这是一种最可怕的自杀……丧失希望是灵魂的瘫痪,甚至是灵魂的死亡。斯维塔,趁着咱们还有力气希望,让我们希望吧”希望,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斯维塔和列夫的信中,斯维塔的希望在于,她相信未来终有一天她会和列夫团圆相聚;列夫的希望一直在心底闪烁,无论是在德国集中营,还是在伯朝拉,他经常会梦见一个清丽明亮的画面,斯维塔穿着白色连衣裙,跪着身子,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二人彼此都有心灰意冷的日子,甚至绝望的时刻,但二人在通信中都小心呵护着内心那份微弱的希望,彼此之间打气鼓励,与周遭的恐怖和愤怒作心灵上的抗争。他们的通信有不少暗语,比如“叔叔们”是指内务部派驻的官员,“伞”是指整个古拉格体系,“维生素D”是指贿赂款,“最小值”是指列夫申请转换劳改地,“最大值”是指列夫提出申诉,要求减刑,甚至无罪释放,这些暗语既传递出劳改营日常生活的荒谬,也显现出劳改营通信审查制度的森严。列夫和斯维塔的通信,有些是普通邮局私自寄出来的,有些是劳改营官方渠道寄出来的,但大多都是躲过了狱方的检查,偷偷直接寄出来的,因为这些信大多没有狱方检查的盖印和签字。列夫在伯朝拉劳改营有一些“自由工人”朋友,使他们充当了列夫和斯维塔之间通讯的秘密信使,有一个与列夫同名的信使,叫列夫•以色列维奇,他不光帮列夫传递信件,而且冒险带着斯维塔潜入劳改营探望列夫。我想,是什么样的信念驱使列夫与斯维塔高墙内外不离不弃相互守望八年之久,又是什么的动机促成那些秘密信使们冒险传递列夫和斯维塔的通信,一个势利的字眼“利益”有说服力吗?我认为太过苍白,因为一个我没有发现这中间有多少金钱酬劳的交换,即便有,与冒险行为暴露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完全不对等。我认为,支持列夫和斯维塔传书不断的是爱情的希望,而支持那帮秘密信使甘冒风险传递信件的是人性未泯的良知,一个希望和一个良知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文明结晶,是极权主义铁幕下的“锡安之城”。
        列夫和斯维塔是一对小人物,在铁幕森严的极权专制下,二人的生命如草芥,维系二人生活和爱情希望的是那微弱如游丝般的信件往来之路,既脆弱不堪,又坚韧难断。无论是斯维塔,还是伯朝拉集中营的难友,在其灵魂深处都有一颗追求人性光明的种子,这颗种子破土的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恐惧和黑暗,他们甘冒牺牲个人生活、个人前途的风险,也要维系列夫和斯维塔的私人通信之路,也要促成列夫和斯维塔的见面。我相信,无论极权独裁的力量有多强,抗争极权独裁的力量就有多强。以前有句俗话,就是“老百姓啥都看得见,就看咽不咽得下这口气”,这就是对极权体制的警告,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条路走到黑,终至覆亡。
        列夫自由后的1962年,在马拉霍夫卡,列夫和斯维塔带着孩子郊游,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身之间,梦境完整地出现在了列夫的眼前,斯维塔穿着白色连衣裙,跪在地上给小女儿摩挲衣服,那一刻情景与梦境重合了。我想,这种先梦后证的宿命,也许是人类最终的命运安排。
                                                                                         文震 201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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