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你千万不要相信沈醉

在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一书中，有一段文字:

1992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几位熟人和知名人士。但在小组会议室靠窗边处，坐着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当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

散会后，他对每个人均礼节性地致意。真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位当年地位显赫的可怖人物，长相却并不横眉獐目，更不是解放前我所见过的国民党小特务那种模样。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他那时正举步不便，因几年前在北戴河伤了腿，断了骨。当他面对我时，只见他瞳孔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让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为此，我尊敬他。

我可以基本肯定，周海婴尊敬错了人，上了沈醉的当。这事，很大程度是创作出来的。

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一书中说 :

......但母亲的妹妹，三姨白杨就大大不同了，她比母亲惨得多。由于曾经做过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的沈醉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的一篇文章中说，戴笠与一些影星很熟，他列举的人名中，提到了白杨，就这么一句话，白杨祸从天降，被怀疑为特务和叛徒，逮捕入狱多年。 直到打倒了“四人帮”，白杨才返回上海，与姐姐恢复了联系。她虽然有了人身自由，可是沈醉的那句话，仍然没有洗清。为此，白杨亲赴北京与母亲商量，请母亲出面给邓大姐写信，把自己的政治问题最后解决。母亲答应了。她很愿意为妹妹做点什么。 1977年后，白杨的问题获得彻底解决。后来，《文史资料选辑》在第67辑上也正式刊登了“本刊启事”： 由于我会在刊用沈文时，不够慎重，致使白杨、朱学范两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为此，对他们谨致歉意。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增订纪念版)中说 :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沒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沒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 :“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沒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沒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沒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沒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P35----36)

韦君宜写这本书时，很客气，没有点某人的名字，其实，他就是沈醉！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2月:

二十年后，因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附合1955年的说法，提到绿原是戴笠领导的翻译之一，此书被要求停售销毁。群众出版社1979年7月24日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公函中说:

据白杨、童芷苓、绿原、谭兴诤等同志和张乔啬同志兄妹三人先后来函称，我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提到的下列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

....... 五、66＿67页中讲到，戴笠领导的翻译当中和二百多名翻译。绿原同志说，这一说法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解放前，他不但根本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而且一天翻译也沒有当过，他的这段历史早在1955年经组织审查清楚。 根据以上情况和国家出版局1979年7月20日(79)出版字第389号来函意见:“为挽回不良影响，此书应停售销毁，并向白杨等同志致歉。”请你们通知各地新华书店将该书立即停售销毁，并将此函原文抄转各地新华书店。在此，我们向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白杨等同志深表歉意。 沈醉的信口开河，当然不止构陷他人，还经常不由自主地吹嘘自己。在他写的《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一书中，有如下文字:

第二天早上，刚起床，所长就派人叫我，说是去开脚镣手铐。到了所长办公室，有人帮我把脚镣锯开，可是开手铐的钥匙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押送人员急得满头大汗，所长在一旁略带责备地说：“怎么能把钥匙丟呢？”我见他们急得不知所措，就笑着说：“你们真的是要解掉我的手铐吗？”“当然是要解掉的，给你带手铐脚镣是怕你在路上逃跑嘛。”“那好，我自己开。”说着，我就从床上折下一根竹片，轻轻地在锁里一捅，手铐就开了。所长和押送人员都大吃一惊。“好家伙，你还有这么一手啊！你要是在路上打开，跑了，那可就麻烦了。”押送人员情不自禁地说。我笑了笑，心想:要跑，我早跑了，也不会等到现在。(P29)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沈醉是在吹牛！亲爱的宝贝，你会相信拿竹席上的小竹片就把手铐打开了吗？！

沈醉的信口开河，无处不在。当然，细心的读者，总是可以发现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中有这样一段 :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队终于侵占觊觎已久的延安城。未几，时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职的沈醉，从西安飞往延安去巡视。据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一下飞机，那座象征着延安的宝塔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她是那样雄伟，那样挺拔，仿佛是一个威武不屈的巨

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预感到，延安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胡宗南目前虽占驻了延安，但也不过

跟我一样，是个匆匆过客。”这是他后来接受了的思想，还是当时的思想？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他笔下的延安城，似乎也多了许多明显的溢美之词 :

我们爬上宝塔山，延安城的景物尽收眼底城中 。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古城，一半蜿蜒在山上，一

半坐落在平川。城边，那花岗岩筑成的城墙，从东边的平川一直爬上西边的山峦，如巨蟒，似蛟龙，又

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城墙内，是一片星星点点丶错落有致是窑洞和灰黑色波纹般的瓦房，还有那

独立在城中心的城隍庙和钟鼓楼 ;城墙外，则是起伏的山峦和清凌凌的延河水。此时，太阳已经落在了

西山之巅，它慷慨地把那金色的余晖洒向人间，把城墙内外的房屋丶河水丶山峦都涂上了一层耀眼的金

色，整个延安城就像一桢金碧辉煌的巨幅油画。

这与其说是历史回忆，不如说更是现实政治表态。延安古城自受日军飞机长时间轰炸后，就成了被放弃的废墟，始终沒有进行修建。加之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破毁不堪。(P333--345)

什么“整个延安城就像一桢金碧辉煌的巨幅油画”？根本就是胡说嘛！

沈醉为什么要捏造丶污陷丶创造这些假故事来欺骗我们呢？是因为他想立功自新吗？是因为他有表现欲丶想出风头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恐怕看的不够深。同样在《我这三十年》一书里，沈醉为我们倒是留下了一段真实的纪录，让我们佩服老一代共产党员的目光如炬:

在1960年沈醉特赦之后，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曾请特赦人员聚餐。

徐冰副部长还特意对我说：“过于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应学会讲真话。”他的谈话是这样的直率丶真诚，使我分外感动。我决心在劳动中，在社会上向劳动人民学习，在我的后半生一定要学会讲真话。(P117)

老一辈共产党人真是厉害呀！可惜，沈醉已经改不过来了。

所以，读沈醉的书，千万小心，万勿轻信！请记住，半辈子说假话的人，很难改呀！

附录:陈重阳的文章

98年我买了一套《沈醉全集》，有段时间就放在厕所里的小书架上，出恭时顺便看两页，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翻。其实从《军统内幕》出版以来，关于沈醉所写得与史实不符的责问，不断有隐约的耳语。因事不关己，为这些事情去搞清楚基本属于吃撑了的，我也懒得去辨疑析问。但听说沈醉的人品，在民革的圈里口碑确实是非常差，黄埔一系的都不愿意跟他来往。其实这没什么，拿一个出身特务的人品来说事，相当于讨论狗为什么吃屎，基本属于无聊之举。 但在我写程一鸣的过程中，引述资料一旦需要形成文字，严谨程度要求不一样，我就受不了他的胡说八道了。经常因为被他写的资料误导，害我花时间精力去多方印证真实史料，烦起来直骂这个老王八蛋真是烦人，年轻时没干好事，死了还要祸害老子。

查程一鸣历年在军统任职情况，刚开始我采用沈醉的资料，结果就给弄糊涂了，如以下这段文字：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总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了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在批文时说徐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唉！第一句他就开始错。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由阮清源在任，1944年是沈维翰。徐业道是1942年5月5日，国民党颁发 “国家总动员法令”，随即出任国家总动员会的军法监。1992年出版的《沈醉日记》第267页，自己记载1943年1月19日沈醉为徐业道军法监找房子的记录。这么大的纰漏他也敢错，我也不知道沈老流氓是干什么吃的，还总务处长？

接下来沈老王八就更离谱了，开始编故事啦，而且欺负死人（此时程一鸣已死），仔细去研读很有意思。

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

程一鸣、徐远举两个人在重庆局本部任行动处共事头尾才三四个月，徐远举怎么可能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

时至今日，旦凡对国共情报史有所了解的人，一说起他谁不摇头？台湾那边的老同事更是气得七窍生烟，老特务乔家才在《军统内幕》出版不久就写了《沈醉是个反覆小人》，把他骂个血淋狗头。只是当时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改恶从善的统战样板，放松了对这厮的监管，由着他乱说乱动。慢慢的这厮自信心膨胀，昂然觉得自己就是戴春风二世，关于军统过去的一切，由他说了算。

1992年，由凌云最终审核，《唐纵日记》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清楚显示了程一鸣协助唐纵破闻一多被杀案。唐纵：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

程一鸣以当年调查此案负责人的身份及经历，写了文章交给北京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沈当时是文史组的审阅之一,他自己亦写过《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侧记》,但并不掌握程一鸣提到的许多情况。沈老流氓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先下手为强指责程一鸣写的《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内幕》乃是奇谈怪论。程一鸣自然感到可笑，也懒得和他分辨，因为程是直接受蒋介石委派协助唐纵破案，行程身份并不公开，也不为沈等人所知。这意味着程受到蒋很大的信任与倚重，相比之下沈老流氓就可怜很多，在春风老板摔死后他就没人罩了，投靠毛人凤搞倒了郑介民，才勉强在军统里站稳脚，这不寒碜沈老流氓么，一直老吹自己是什么军统核心，年轻的老资格，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一看，有点被戳破牛皮的感觉。

文强曾在沈程相争的时候，劝程一鸣别和那小人一般见识，对军统的历史以后各写各的，真假和质量自有后来人鉴别，这是和稀泥的做法。程一鸣深知作为情报人员历史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我党，特别讲究情报人员在敌人面前要凶残得象恶狼，在组织面前就得乖得象绵羊，所以许多历史问题还需要组织上下个结论，晚年生活才能安详无事。加之程一鸣性格倔强，和早年的共产党托派——梅县佬梁干乔号称军统两大“神经病”。因此一度将沈老流氓攻击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干脆向国家安全部领导反映，提出审查自己的历史。对此有关领导让程不要去与沈纠缠，表示组织上清楚地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人不可能有客观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