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为了逃避思考,可以做任何事

包子Wien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汉娜当年发表了她对庭审的报告之后遭遇了如此空前的骂名、抨击和人生攻击。此书开篇第一张《正义之殿》尤其咄咄逼人,抨击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只是本·古里安导演下的一次“庭审秀”,一次早就预知结果、带着别的目的的“表演”。如此激烈的措辞和执着的抨击,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必然无法被几乎所有人接受,以至于我猜测大部分人看完第一章之后就原地爆炸,根本没有读下去。

读完全书之后,我觉得许多讨论“恶之平庸”的人可能也没有读完此书,回想之前看过的一些文章,误解甚多。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止分析了艾希曼的人生、心理、行为,还牵涉到大量关于法律、社会、人性的探讨,“恶之平庸”并不是唯一的主题,汉娜·阿伦娜写作的目的是从各个方面探讨和分析大屠杀的原因和艾希曼的行为,从而规避未来人类世界再发生如此一般暴行的可能性。汉娜的分析理性到几乎冷酷,且甚少提及自己写作此书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即她认为艾希曼毋容置疑是有罪的。这样的判断在此书中很少被提及,我印象比较深的只有两处,而且都在书的最后一张《结语》中:“毕竟,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存在争议”。(另一处后文会提及)

从中可以看出,汉娜并没有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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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汉娜当年发表了她对庭审的报告之后遭遇了如此空前的骂名、抨击和人生攻击。此书开篇第一张《正义之殿》尤其咄咄逼人,抨击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只是本·古里安导演下的一次“庭审秀”,一次早就预知结果、带着别的目的的“表演”。如此激烈的措辞和执着的抨击,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必然无法被几乎所有人接受,以至于我猜测大部分人看完第一章之后就原地爆炸,根本没有读下去。

读完全书之后,我觉得许多讨论“恶之平庸”的人可能也没有读完此书,回想之前看过的一些文章,误解甚多。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止分析了艾希曼的人生、心理、行为,还牵涉到大量关于法律、社会、人性的探讨,“恶之平庸”并不是唯一的主题,汉娜·阿伦娜写作的目的是从各个方面探讨和分析大屠杀的原因和艾希曼的行为,从而规避未来人类世界再发生如此一般暴行的可能性。汉娜的分析理性到几乎冷酷,且甚少提及自己写作此书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即她认为艾希曼毋容置疑是有罪的。这样的判断在此书中很少被提及,我印象比较深的只有两处,而且都在书的最后一张《结语》中:“毕竟,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存在争议”。(另一处后文会提及)

从中可以看出,汉娜并没有否定艾希曼有罪,她完全认同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这宗“滔天大罪”,将之定义为“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这和当年许多人认为“她是为艾希曼开脱”全然不同,甚至这件事可能被她作为一件“不用过多阐述和解释的事”而在书中完全没有认真强调,只是一笔带过。如果可以在第一章就阐明清楚这个议论前提,可能就会少受到一些谩骂吧。

耶路撒冷法院审判艾希曼,其目的被汉娜·阿伦娜解读为一场由本·古里安策划的“庭审秀”,旨在宣扬主权,“犹太人第一次有能力审判对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第一次不必向别人请求保护和评判”。这场庭审不仅是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更是对于流散犹太人的一次教育,其中蕴含了犹太民族对于大屠杀和流亡世界各地、躲避迫害的一次情绪集中发泄,或许也是基于此,无数犹太人无法接受汉娜·阿伦娜的视角和犀利的言辞,甚至连我都觉得她的批判冷静得令人发毛,毕竟面对的可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灾难。

汉娜在附言里阐述了此书写作的主题,即不是为艾希曼的辩护,也不是为纳粹开拓,而只是一份基于分析的“报告”:“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加入审判所在国的国籍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该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面对这场由纳粹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汉娜以一种空前冷酷的态度审视各种细节。在世界全面开倒车、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今日,审视这些过去人类犯下的浩劫,非常有意义,甚至我看艾希曼的故事时,总感到悬梁刺股,许多情形套到今日,竟毫不违和。

【艾希曼们的恶之平庸】

跟许多表述不尽相同的是,艾希曼并非完全没有个人想法,事实上,他自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坚守着“服从”的理想主义,甚至反对一切形式的网开一面。

他本人既没有嗜血性、也不变态,完全不同于“极端的恶”,他去参观“没那么恐怖”的集中营时,甚至产生了不适。当他视察流动的毒气车时,他说“我没法说清楚里面有多少犹太人。我甚至都没能仔细看一眼。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不,我受够了。那喊叫声,还有……我太震惊了。……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那之后我在车里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跟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我受不了了。到极限了。我只记得,那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跟我说,我可以通过猫眼看一下卡车里面的人。我拒绝了。我做不到,我要离开这儿。”这个“良知”,伴随了他四个星期。

而他的这种不适,以及同他类似的那些参与者的良心上的不适,被希姆莱巧妙地转化,他们将这种对外在世界的同情转化为了对自己的同情,即认为自己为了“执行两千年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任务”而承受着“无比巨大的痛苦”。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犯罪,是源于诱惑,可第三帝国的犯罪,却是以“抵制诱惑、克服本能”的形态出现的,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守法公民,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惟命是从,甚至克服了自己不愿杀人行凶的本能。

而其中汉娜提出的“语言规则”问题,值得深思。“语言规则”让屠杀执行者们缓解了内心良知的痛苦,试图以另一套语言麻醉自己,比如“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从而被赋予了“正面意义”,直到在耶路撒冷法庭,艾希曼都认为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或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甚至“语言规则”让德国普通人都相信这样的“安乐死”是元首的恩赐。(一位女性“领袖”说,一个好的德国人不畏惧这场失败,因为元首“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

希姆莱以“语言规则”欺骗和伪装,再配以空洞的口号(例如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做的演说中的“我的荣誉叫作忠诚”),居然成功地解决了所有人在面对杀戮带来的生理折磨时所产生的良心不安。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无思性”(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根本没有透过语言去究其本质的能力,所以一套语言规则,就可以完美地将他们制约在其中。组织十分清楚,如艾希曼这样的人,是“可以被挑战底线的”,他们既没有洞察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本质的能力,也缺乏明确的善恶是非观,更疲于去做除了服从之外的任何事。归根结底,无论强加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不会站起来反抗。

而在这个过程中, 执行者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申请换岗就可以避开这项任务。尽管个别情况下要接受纪律处分,但是绝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事实上艾希曼表示,他看不到哪怕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甚至连第三帝国最重要的教皇们都发言了。而且显然艾希曼更不会这么做,“因为他骄傲地宣称他总是“尽职尽责,遵守宣誓效忠过的所有命令。”他看重晋升机会,为了晋升努力工作。他忠于元首、忠于命令,艾希曼曾说,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他甚至对于“忠诚”和“一丝不苟”有一种偏执,“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与其说他是对自己的行为麻木,倒不如说他其实是发自内心地认可自己的行动并抱以热情,况且,他认为自己曾救了十万犹太人。艾希曼自己认为他的过错只在于臣服了一个坏的政府,而他如今坐在法庭接受审问,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竟是这样一群“守法公民”,既没有道德错乱,也没有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当被问到如何协调对犹太人的个人感情同自己加入的这个党所激烈倡导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艾希曼用一句格言作答:“车到山前必有路。”这种为了逃避思考愿意做任何事的行为,最终使得他们有序地执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这才是最为恐怖的,汉娜在<结语>中写道:“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汉娜完全没有为艾希曼辩护的意思,相反,她完全认同这宗“反人类罪”,在<附言>中,“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无思性”的人,既无法从“语言规则”中窥视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意思,也无法目光长远地看到不同事件之间逻辑的一致性,更是对事态发展毫无警惕性。他们最强大的能力,便是“适应”任意一种强权。事实上我们也通过纳粹的例子看到,哪怕是“谋杀”,都可以被“无思性”的人们以“允许安乐死”的名义执行,且并不怀疑这是“作恶”。由此可见,这些人是没有底线的。而极权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把这样的观点放到我国近代的一些大事件上,会发现有巨大的相似性,在文革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红卫兵们齐拥而上,身陷“语言规则”,犯下各种恶行,却丝毫洞察不出其显而易见的“恶”。这种集体行凶令人恐惧,因为如果生于那样的时代,有独立思想的人,除了自杀,别无选择。而最悲哀的在于,个体在那样的时代自杀,对社会也是丝毫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人的死、一群人的死,都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思考、从而避免集体犯罪的再一次爆发,意义深远,只可惜,“无思性”的人们依然看不到这些看似割裂的事件背后的关联。他们永远割裂地看问题、看问题永远浅薄,只有在“适应强权”这件事上,能够永远做到极致。

至于对“恶之平庸”的解决方案,此书中并没有提及,汉娜·阿伦娜晚年也深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幻想民众拥有思考能力是不现实的、也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世界仅是精英之间的斗争。越多的团体参与斗争,大概也就能越趋于理性吧。

【法律问题】

整个审判抛出了一系列法律问题,例如:

(一)个人是否该为“国家行为”、集体犯罪负责?如果在集体犯罪中,他只负责遣送工作,并没有直接屠杀,那么他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二)对于这样的“国家行为”,平等的国家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司法权,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那么,如何“合法的”审理“国家行为”犯罪?个人是否该为“国家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足够证据,面对显而易见的“反人类”行为,是否正义要高于程序正义?

汉娜反复纠缠于从阿根廷逮捕艾希曼的“不合法”,反复强调耶路撒冷法院没有资格审判艾希曼,让人产生一种她试图为了程序正义而牺牲结果正义的错觉。但事实上在最后一章,她的一句话完全表明她深知程序正义不是正义:“重视正义与重视某些程序不是一回事。尽管程序本身也很重要,但它永远不能凌驾于正义之上。正义才是法律的第一要义。”

而直到<结语>她才阐明理由,而这个理由非常令人信服,具有非常长远的目光和洞察力:“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唯有以这红方式制造出一种让世界各国代表都感同身受的“尴尬境遇”,才有可能防止“人类的头脑一劳永逸”,防止“对犹太人的屠杀……演变成未来犯罪的模板;同未来的种族屠杀相比,这一次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微不足道”。在只代表一个国家的法庭前,事件本身的邪恶性质被“低谷”了。遗憾的是,人们把这个成立国际法庭的观点同其他无关宏旨的建议混为一谈。”

这个案子在汉娜眼中的意义远超出本·古里安为了宣扬以色列国家主权和教导犹太人的“庭审秀”意义,也远不止对艾希曼个人进行控诉、辩护、审判、惩罚,而是可以作为一个契机,讨论出一套机制(比如出台一部国际刑法典),避免未来类似的罪行再次发生而无先例可循。“审理无先例案件的成败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刑法提供有效先例。”汉娜的观点很明确,即这个史无前例的案子对后世应该有参考意义,它应该尽最大可能地为后世所信服,也就因此该规避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显而易见的错误。

【人类问题】

<结语>中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值得单独探讨,因为它事关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显然构成了战争罪。尽管德国轰炸伦敦、考文垂、鹿特丹在先,但是在使用全新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武器方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所谓的国际法庭,实质上是胜利者的法庭,对于盟军公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并没有被展开讨论。那么,国际军事法庭还能不能让人信服?

这牵扯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当人们联合起来抵抗明显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国家、同盟时,是否要遵守敌方并不会去遵守的“条约”?如果遵守,很可能无法打击邪恶势力;如果不遵守,又要如何应对质疑?即使文明国家的出发点是“以善之恶”,但当恶肆无忌惮时,是否可以“以恶制恶”?这些思考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文明国家是否要对穆斯林国家怀有圣母心?“尊重”到底是无条件的还是应该分情况视之?这个问题不捋清楚,未来势必仍然要引爆另一场无法想象的危机。

站在人类层面来讲,汉娜也早就预见到了这种灾难对未来的影响,或许大屠杀相较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根本微不足道:“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到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内心流亡】

德国国内的“内心流亡”问题也很有代表性。汉娜写道,“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护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

这和之前看的阿扎尔·纳菲西在《我所缄默的事》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我向比冉(纳菲西的丈夫)抱怨说,人们对暴行的默许等同于同谋。但比冉提醒我说,许多伊朗人并没有真的向独裁政府低头。人们虽然表面上同意这种统治,暗地里却在破坏它,包括一些官员和政府公务员。政府对这种反抗无能为力。这些反抗中有恶作剧的成分,尽管我能理解它,但却感到不安:因为它代表着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了沉默的一致。在我看来,这种让步很危险。反抗压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反抗是每个人的权力,并公开地去做。“我母亲禁止我们做很多事,”我告诉他,“但这些事我们都做了。跟她撒谎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并且一点儿也不觉得内疚。因为她很独裁。你认为这就让撒谎变得合理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痼疾,受害人与施暴者成了同谋。不管我们如何辩解,只要我们跟着他们玩游戏,我们就成了骗子和谎话精。更糟的是,我们还觉得这很正常。对政府阳奉阴违的习惯,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松弛和精神上的懒惰。”

虽然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个体在面对强权时的无力,但内心的“不服从”,似乎又成为了行为上“懒惰”的借口,好像只要内心还留有一丝不满,就可以原谅自己与恶同流合污的行径,就能成为恶的一份子。

【丹麦的故事】

丹麦犹太人对于纳粹的非暴力抵抗大概是纳粹期间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例子。丹麦政府官员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这种团结一致的反抗,反倒让德国束手无策,无法推进遣送进程。一系列的暴动和罢工以及政府的严词,让我们看到,在那片纳粹掀起的道德崩溃大浪之中,人类其实一度依然有机会可以合力抵抗这场浩劫。

【其他细节】

接受对本民族分门别类并要求获得“例外”,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所以这件事并不是“分类”和“获得例外”这么简单地影响到个人,而“承认这个原则”才是最糟糕的。将自己划归于著名犹太人队列而免受杀害,等同于认同这种对人种地位的划分,进而等同于对“划分出一类人去屠杀”的认同。这个行为背后蕴含了同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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