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和“重文抑武”的失败

小医僧日记

明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汉人王朝。虽说都是皇帝当家的中央集权,但是与清朝天下间除皇帝一人,其他皆为奴才不同。在此之前的明朝却恰恰相反,皇帝成为一个受供奉的牌位,因为在文官制度登峰造极的明朝,已经不需要皇帝做什么决策,或者说皇帝的决策业已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所有权力都在文官的掌控之下。

崇祯皇帝在1644年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吊,死前曾说:“文臣个个可杀。”崇祯在内忧外患中执掌大统,上任伊始诛杀魏忠贤,在位期间颇为勤政,有一说法:明朝十六帝(南明除外),只有两个不混蛋,一个只做了28天皇帝还没来得及,另一个就是崇祯皇帝。通常普遍认为,朱由检实非亡国之君,最后却做了亡国之君,是命运的悲剧,明朝亡实是亡于嘉靖、万历,两个皇帝加起来在位95年,算上中间夹着一个隆庆帝在位5年,就是整整一百年。崇祯固然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原因,女性化性格——要好全心全意对你好,一旦出现猜忌一定要你死得难看。这点在袁崇焕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先按下不表,单说这1521年至1620年这一百年。

《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指1587年,可实际上是涵盖这前后100年的历史。全书共七章,涉及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两个首辅,一个文官,一个武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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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汉人王朝。虽说都是皇帝当家的中央集权,但是与清朝天下间除皇帝一人,其他皆为奴才不同。在此之前的明朝却恰恰相反,皇帝成为一个受供奉的牌位,因为在文官制度登峰造极的明朝,已经不需要皇帝做什么决策,或者说皇帝的决策业已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所有权力都在文官的掌控之下。

崇祯皇帝在1644年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吊,死前曾说:“文臣个个可杀。”崇祯在内忧外患中执掌大统,上任伊始诛杀魏忠贤,在位期间颇为勤政,有一说法:明朝十六帝(南明除外),只有两个不混蛋,一个只做了28天皇帝还没来得及,另一个就是崇祯皇帝。通常普遍认为,朱由检实非亡国之君,最后却做了亡国之君,是命运的悲剧,明朝亡实是亡于嘉靖、万历,两个皇帝加起来在位95年,算上中间夹着一个隆庆帝在位5年,就是整整一百年。崇祯固然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原因,女性化性格——要好全心全意对你好,一旦出现猜忌一定要你死得难看。这点在袁崇焕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先按下不表,单说这1521年至1620年这一百年。

《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指1587年,可实际上是涵盖这前后100年的历史。全书共七章,涉及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两个首辅,一个文官,一个武将,一个思想家。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以德治国”和“重文抑武”的失败。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道德的上位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法制的缺失,没有法律的约束,单凭道德,很难达到首辅申时行所期望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的执政理想,终其一生都在整个文官集团和万历皇帝一人之间寻找平衡。万历皇帝9岁即位,18岁前也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从紫禁城步行去天坛祈雨,空前而绝后。让他性格发生彻底转变的,恰恰是他曾经最信赖的老师——张居正。可以说张居正在万历心中填补的是父亲位置的空缺,自幼年即位,张居正就是万历认识这个世界的通道和窗口,按照张先生说的做总归没有错,张先生绝对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正是这种全身心毫无保留的信赖为张居正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也解释了万历自从张居正死后对朝政的厌恶。

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

从某种程度来说,张居正是万历的精神父亲,其权力代表并代替了皇权。在抄了张居正家之后,万历深切感受到了被欺骗的愤怒。

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官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

在皇帝眼中,文臣之间相互的攻讦无非党争,而文臣对自己的不满,则被视为“讪君卖直”和“沽名钓誉”,杀了他反而坐实自己昏君的恶名,成就了他们贤臣诤谏千古流芳。

以皇帝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

可以说万历皇帝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在感到自己被张居正时背叛开始,在文臣们干涉自己立储时达到顶峰。这个皇帝不在有天赋神权,在已经成熟的文官制度中,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时不挟带个人嗜好和偏爱。坦率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这点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皇帝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意温和听凭文臣们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这样的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万历皇帝明白,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他不过是紫禁城的一名囚徒。

当万历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消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在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文官也是人,文官们的双重性格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单凭道德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体现在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上。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己任,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自诩。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漏洞,给这些所谓道德上的完人和君子们那么强烈的引诱。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的巅峰,然而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则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就在不久之后的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


说了那么多明朝衰落之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文官制度,再说说古今第一大清官——海瑞。

海瑞,因上书痛骂嘉靖(万历的爷爷)而获罪,也因之成名。由于事先就已备好了棺材,反而没有被杀,究其原因无外乎皇帝不想成其忠臣之名。突然有一天,牢头一改往日面孔送来好酒好菜,海瑞以为大限已至,却得知嘉靖已经龙御归天。不但不以为喜反而在牢中大哭。

海瑞可以说是古今清官的代表,虽然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民间一直有”清官是万能的“的印象,即在有道德的法官面前,无不能决断至案件。换言之,这种理念仍离不开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框架。那么古今第一清官究竟是如何断案的呢?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种”谁弱谁有理“的断案原则,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阻遏了法制的成长与发育。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员下至黎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合法“和”非法“,而是所谓的”善“和”恶“。讽刺的是,世间善恶哪有那么容易就区分开来呢?!而海瑞这个人物在历史上颇具争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直到几百年后,当海瑞的故事重新被提起,接踵而至的是十年的血雨腥风……


再来说说倭患吧。说到倭寇,那么一定会提到戚继光。

一般提起明朝,”倭寇“这个词绝对会出现在大多数同学的脑海里。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倭患才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读本书之前,我们直观上把倭寇和外族入侵联系起来,然而与其说是入侵,倒不如说是海盗;与其说是海盗,不如说是武装走私。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明朝命令禁止民间海运通商,即便如此实际上无法彻底执行。究其原因,无外乎”利之所在,熙来攘往,不在话下”。

当走私头目们因为共同利益结成联合体,那么所谓倭患就形成了。实际上在走私船队中,日本武士或狼人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人还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次倭寇入侵中,这股部队可以深入内陆腹地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整整绕着陪都南京转了一圈。

倭患彻底失控应该是在总督胡宗宪诱杀海盗大头目汪直之后,这种先招安然后诛杀的手段,使得双方的信任彻底破裂,矛盾自然而然就被摆上台面。

戚继光的成名,也间接体现了明代一朝重文抑武到何种程度。有明一代,名将屈指可数。大多数边关将领只会带兵打仗,甚至大字不识。而戚继光之成名,也只在战斗层面,即所谓的“鸳鸯阵”,甚至战役都算不上,更别说战略。这已经在当时被称为当时儒将了。

倭患消除后,狗烹弓藏。也由于戚继光同张居正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位名将晚景十分凄凉。


这就是万历年间的故事,一个被欺骗放弃诚意的皇帝,一个只手遮天但言行不一的首辅,一个颇有争议的古今第一清官,以及一个晚景凄凉的抗倭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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