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与“士人精神”——读《何处是江南》

YongtoriBodon

关于“道统”与“政统”的问题学界早已有过大量的研究,不约而同的,大家都会将目光聚焦于宋代。当“三代之治”早已不复之时,好像只有到了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才略微有了点三代的影子。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将“与士大夫共天下”看作是一种政治空气,时刻弥散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与历史进程之中。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以及《士与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了“得君行道”在士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虽则自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由“外王”到“内圣”的过程,但“纵不可验之一国,也当行之一乡”的士大夫精神,依旧在南宋看似略显狭窄却充满了无比文化厚度与道德优越感的空间之中弥散着。道统,当然是由士人所传承并维持的,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我们如果将历史发展的脉络视为一个连续且不间断的传承过程的话,道统的代代传承与发扬,自东周“礼崩乐坏”“治道分离”以来,便主要经孔子、孟子、董仲舒、汉末士大夫、韩愈、范仲淹、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人代代相承。

虽然这一传承谱系非常的粗浅也极为模糊,却也似乎能勾勒出一副脉络图来。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突出道统的独立性与崇高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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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统”与“政统”的问题学界早已有过大量的研究,不约而同的,大家都会将目光聚焦于宋代。当“三代之治”早已不复之时,好像只有到了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才略微有了点三代的影子。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将“与士大夫共天下”看作是一种政治空气,时刻弥散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与历史进程之中。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以及《士与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了“得君行道”在士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虽则自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由“外王”到“内圣”的过程,但“纵不可验之一国,也当行之一乡”的士大夫精神,依旧在南宋看似略显狭窄却充满了无比文化厚度与道德优越感的空间之中弥散着。道统,当然是由士人所传承并维持的,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我们如果将历史发展的脉络视为一个连续且不间断的传承过程的话,道统的代代传承与发扬,自东周“礼崩乐坏”“治道分离”以来,便主要经孔子、孟子、董仲舒、汉末士大夫、韩愈、范仲淹、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人代代相承。

虽然这一传承谱系非常的粗浅也极为模糊,却也似乎能勾勒出一副脉络图来。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突出道统的独立性与崇高性,以使其能够对政统有“制衡”的能力,或者至少能够以道统促政统,以士人规范君王。如此一来,“为帝王师”与“得君行道”便显得出奇的重要,这也是千百年来士人在政治实践层面所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荣耀。

事实上,一般认为的道统传承或士大夫精神的发扬,都是作为政统与帝王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道统传承的独立性非常之强,士大夫精神的保持与学术思想的流变,也是在一定“纯粹的”空间之中所进行的。在这样的一种动态进程中,究竟外力的施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介入影响有多大,却很难以回答。

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士人精神”绝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思想史问题,而是受到了多重政治因素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对应并反应的产物。我们固然应当赞赏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众多学人对士人精神独立性的强调与对学术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勾勒,但也必须面对思想史中包含政治史的事实,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本相。

在对道统传承谱系的勾勒中,两个“异族王朝”明显缺席了,元与清的缺席,似乎也隐含着某种共同性的因素。在这样的因素刺激下,“道统”意外的失去了其往昔的本色,而士大夫阶层也彻底改变了其本来的面貌。姑且置元代先不论,单是清代的问题就值得令人深思。

对于满洲帝王来说,将以怎样的话语与治术来统合士人阶层?如何在“夷夏之辨”的背景下,彻底消弭“心怀前朝”的士人们的抵抗,并重塑本王朝的正统?对于“天之骄子,世之凡人”(欧立德语)的乾隆帝来说,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最终改变了整个士林的风貌并完成了对“桀骜不驯,暗流涌动”的江南的控御?这一系列问题,都在杨念群老师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一书中有所阐释。

首先关于本书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它并不是一部区域社会史著作,“江南”在本书中主要是作为一种背景和符号而存在的,它具有内涵丰富的象征意义,却在本书中并不以实体出现。也就是说,关于江南的具体情形,如范围、人口、经济、市镇、交通等等,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中。其次,虽则本书观察的主体是士人阶层,然而我们却能够发现真正起到支配性作用的主角其实是清朝的帝王们,如康熙、雍正、乾隆。特别是乾隆皇帝,在作者眼中,正是在他的治下,成功完成了对士林的再塑造,彻底改变了士人阶层的精神世界,也最终确立了清王朝的正统性。因而,乾隆帝的种种作为,也成为了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部分。

本书的第一章探讨了“残山剩水”之喻,点明清初士人在面对王朝更替时所面临的痛苦抉择,他们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作为历史记忆的南宋,并通过唤醒和强调这一历史记忆,在南明与南宋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在这样的一种“惨淡”背景之下,无论是“出世”还是“处世”,士人们都必须面对巨大的道德压力,其生存空间中遍布的紧张感,却也从另一个方面不断降低者士人们的道德评判标准,在经历了“代际更替”以后,越来越多的“入世”之人,遂得到了宽容的对待与评判。

本书的第二章对礼治秩序的重建与“士”“君”关系做了探究,上文说过,“得君行道”与“为帝王师”是中国士人的追求与理想,前者可以成为在士人地方上建立礼治秩序的理由与动力(如果无明君可得甚至君并不知礼,那么便应该在地方上重新确立被破坏的礼制,与此同时也反映出面对满洲人,士人在道德与文化上的优越性),后者则是对“士”“君”关系的一种理想化追求。然而在明清易代之时,士人的理想却并不能落到实处,在地方上对礼治秩序的追求,事实上并不可能摆脱清廷的介入与影响。想要“教化帝王”的努力,却也最终被帝王所“反教化”,所谓的“帝王师”,并不具备任何的优越性或崇高之感,他们只是帝王的陪衬甚至是应和者,只能作为背景反衬出满洲帝王的聪慧与卓越。

本书的第三章关注了很现实的话题,即“涉世利生”。士人毕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问题成为了想要“独善其身”的士人所不得不面对并详加考虑的问题。因而,当这些人介入到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以求得生存之时,其形象便会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使得人们发现其多重的角色定位。“吕留良”便是作者举出的一个典型例子。

本书的第四、第五章探讨的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便是清代帝王思想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依作者的看法,甚至有了某种“合谋”的意味在其中。乍看之下,这一结论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作为“江南”的代表,与“士人精神”的实际传承者,面对山河破碎、明清易代的局面,加之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蛮夷入主,士人本不可能与清朝皇帝走向合流。然而对明末“心学”的反思以及对崇尚空谈、浮华的学风批判,士林由“文”转“质”的过程,却也恰恰与满洲皇帝本身的形象有所契合,特别是在“文质之辩”的话语中,“质”地位的提升,与对“文”的反思,恰好与满洲人本身质朴尚武的特性有所联系。加之清代皇帝的有意宣传,“质胜于文”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而康熙、特别是乾隆的数次南巡,也在对江南的实地控御中,终结了士人关于“文质之辩”的讨论,将其引向了皇帝的既定统治策略之中,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便利。

本书的第六、第七、第八章都与乾隆皇帝有关。乾隆帝通过其卓越的统治心术与对士林的控御,不仅确立了清朝的正统性,并以再造的“大一统”历史观念作为崇高的话语统合了士林。而在此背景下的国家以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文化工程如《四库全书》,也作为大一统的一部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地加强了控御,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力量不断地传导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而乾隆帝通过对文字狱的把控,使得政治权力与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网格体系中的毛细管不断下沉,彻底重塑了士人的世界,最终重组了士风,并在全新的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以皇帝身兼治统、道统并作为全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中心的状况下,完成了对“江南”的征服。

归根结底,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社会史或思想史、文化史的著作,而是一本政治史的著作。作者在历史学的大框架下,试图打通学科的藩篱,并力图跳出对细枝末节的穷追不舍,改变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因而,这本书便非常具有启发性。我在这里不由得想起杨老师在完成本书前的上一部专著《再造病人》,从那本书中我们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其深刻的受到了福柯的影响。虽然这本书没有上一部那样“后现代”或“理论风”,但其实福柯的影子依然是存在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不只是探讨了监狱诞生的本身,而是为我们勾勒出了“规训”的魔力并点明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真相。因而,福柯事实上是悲观的,似乎我们只要在社会上存在并受多重关系的制约,便必然会在各种权力关系中被规训,这是我们不可逃脱的命运所在。而“现代化”本身,也不过是在加速这一进程而已。对于清代的士人来说,在帝王心术与权力关系面前,所谓“士人精神”的维持,几乎已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双方并没有真正彼此对话和互动的可能,其永远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之中。这本书在一开头写道:“士林思想与行为虽有其自我运转的逻辑,但其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越来越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在与清朝君王的博弈中,士林阶层越来越成为其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才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终极命运。”杨老师欲与余英时先生对话的愿望很明显,似乎余英时的一般关于中国士人的观点恰恰站在了这段话含义的反面。然而我想说的是,余英时也曾明确表达过“悲观”的看法,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其复杂的心境吧,他曾引用朱熹的话道:“二千三百年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或许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有更多可关注和探讨的余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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